齊魯晚報·齊魯壹點 記者 曹竹青 于民星 彭茜 實習生 李家榕
編者按:時值丙午,文韻悠長,初夏的齊魯大地,“青未了”文學之花綻放。由山東省作家協會、山東數字文化集團聯合主辦的第二屆“青未了”文學創作大賽征稿火熱進行中,為了更好地為參賽者提供思想啟迪,本期“文學會客廳”欄目專訪中國作協副主席、江蘇省作協主席畢飛宇,以對話形式探析創作真諦,回應時代命題。
近日,中國作協副主席、江蘇省作協主席畢飛宇來到淄博博山,參加“著名作家抵達文學‘縣’場”活動。在齊文化與魯文化交織的文學現場,在熱氣騰騰的大講堂上,在焦裕祿故居,在特教學校里,他與讀者面對面,分享真知灼見。行至中郝峪村的小河畔,他停下匆忙的腳步,與記者聊起文學與閱讀。
初見畢飛宇,寬厚的肩膀和堅實的手臂表明,這是一位健身達人。交流漸多便會發現,他擁有超越常人的敏銳觀察力:能從對方的長相和口音推測家鄉,從細微動作判斷性格,甚至從手臂肌肉推斷其熱愛的運動,準確率頗高。而出人意料的是,他笑稱,摘下眼鏡后,自己的視力并不理想。
畢飛宇是典型為文學而生的作家。他在公共場合幽默風趣,偶爾帶點尖銳,內心卻感性、細膩、柔軟,文字里透著對生命深深的悲憫。紀錄片《文學的故鄉》中有一個細節:他回到故鄉的村莊,尋覓許久后忽然抬頭,望見兒時住過的小學,那一刻他背過身去,掩面流淚。
《推拿》是他摘得茅盾文學獎的經典之作,作品聚焦盲人群體,書寫了都市偏僻角落里盲人推拿師們的生活際遇。活動有意安排他前往淄博市特殊教育中心,與視障學生見面交流。畢飛宇讓準備討論作品的同學放下稿子,像朋友一樣說話,距離一下便拉近了。他關切地詢問視障孩子們的推拿課情況,細細考察他們對穴位的掌握。他稱贊,如今的視障孩子沒有盲態,活潑、自信、大方,已經與他所認識的上一輩盲人朋友擁有了完全不一樣的人生。
同學們問畢飛宇怎樣寫好作文,他笑著說:“我回答不了,要去請教你的專業語文老師。作家寫作和語文作文不是一回事,我要對你負責,所以回答不了。”
讀者關心他如何能將盲人的生活寫得如此真實,是否特意去采訪、去接觸。畢飛宇說,作家不是記者,不會刻意去采訪,是生活給了作家機會。他與盲人推拿師們非常熟悉,相處久了,便自然生出了把這種生活寫出來的愿望。談起與盲人的相處,畢飛宇提到幾個細節:他是推拿店的常客,自詡為盲人推拿師們的“居委會大媽”。一對盲人推拿師情侶鬧分手,女生托他還給男友定情戒指,男友拒絕,女生又表明立場再次歸還,這中間都是畢飛宇在傳話,充當中間人。他還提到電影《推拿》的拍攝細節,演員前來請教盲人如何點燃一支煙,他便親自演示給他們看。畢飛宇曾是南京特殊教育師范學院的老師,也曾在《南京日報》做過記者,這些生活經歷都是滋養他的寫作的重要源泉。
畢飛宇的《小說課》以作家視角解讀經典小說,廣受讀者喜愛。他在書中提出,直覺是一個作家最為重要的才華之一。畢飛宇在分享中談到,寫《玉米》時,在寫作計劃還剩一萬字之際,直覺讓他“做了一個偉大的決定,把句號打上,就此停止”。這種處理,給了讀者無限的想象空間。
有讀者請教“如何寫自己不喜歡的人物”,畢飛宇的回答簡單而透徹:“寫人物就像是當領導,你不喜歡這個人,但工作崗位需要他,作家需要管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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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對談實錄:
小說寫作不是采訪
是把生活的偶然性寫出來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您如何理解小說的本質?您會為了寫一個故事特意去體驗、采訪嗎?
畢飛宇:小說并非研究空氣如何流動,也非探究電是如何產生的。小說來到這個世界,就是為了面對人和人的生活,小說就是寫生活,寫人,這是小說的根本性質。生活是什么樣子,大家都看得見,但總有一些容易被遮蔽的部分。寫作者往往懷著更大的熱情,將這些被忽視、被遮蔽的東西呈現出來。
當一個作家面對一個人或一件事時,其中似乎既有必然性,也有很強的偶然性。并不是說一個作家來到山東,到某個村子里住一晚,第二天回去就能寫出一部小說;后天再去廣東的一個小鎮住一晚,就能寫出關于那個鎮的作品。不是這樣的,因為我與他們之間,始終未能建立起本質的聯系。因為生活不是你能設定的,生活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最迷人的偶然性。農民常說一句話:“只管播種,不管收獲。”播種的時候,你不知道今年會是什么樣,但大概率會有收獲。
我重復過上百次博爾赫斯的一句話,他說得特別對:“作家要寫自己能寫的小說,不要寫自己想寫的小說。”能寫的和想寫的,并不一樣。
刻意去了解一個人,通過采訪、到一線去問這個人,那是媒體的做法。記者的思維是發現某件事很典型,就去采訪,然后寫出來。媒體采訪一個人時,只需要這個人提供最具實在性的信息,至于他在生活中究竟是什么樣的,記者并不真正關心。我做過記者,在《南京日報》待過六年,我寫不了采訪的東西,我很清楚自己不是干記者的料。文學寫作與媒體報道完全是兩回事,思路截然不同。
作家是命運或人生給了他一個機遇,讓他和一群人走到了一起。他們彼此熟悉,情感上可能很親近,也可能很敵對。處著處著,到了某種火候,心中滋生出了寫小說的念頭,就可以把它寫出來了。
作家直覺能力越強
小說的生命力越強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您塑造人物命運軌跡非常獨到,幾乎所有的脈絡發展,并非按照讀者的期待,而是很多地方突然爆發一種意料不到、想象不到的轉折。這是怎么做到的?
畢飛宇:我不認為我的寫作是為我同時期的幾個人寫的,或者為我的鄰居寫的。看我書的人很可能在新疆、廣東,甚至在巴黎。從時間上來說,很可能50年之后、100年之后還有人在看我的作品。那么這個讀者到底是誰?很難界定,我們永遠不能把他界定為具體的張三李四。
我們會發現:第一,讀者很虛幻。第二,讀者很具體。
所以我反復強調,寫作的人心要大。這個心大,是不能光看著自己身邊的兩畝三分地,也不要局限于自己有限的100年。
文學的行走能力——空間的行走能力和時間的行走能力,遠大于一個特殊性。所以,我們把所有具體的事情都解構掉,把什么東西放在自己的內心呢?我在小說里要面對具體的人、發生的事。這個人是誰?他是一個每天和你生活在一起的人,只不過在三維空間里你看不見而已。
那么,如何和他相處?尊重人的最基本——人心的痛苦、人性的基本素質,可能有時候也超出了道德。這個人在現實生活當中,從道德層面來講,我可能不喜歡他,但我覺得他有進入我小說的價值。那么,我完全以小說美學的標準去衡量他,而不是衡量他是不是一個好人,或者今天意義上的好人。
那么,我們尊重筆下的具體的人,尊重他人性的基本特征。他內心的光亮是有價值的,他內心的幽暗也是有價值的。我們要像尊重生活本身那樣去尊重具體的人,也要像尊重具體的人那樣去尊重我們生活的基本面貌。
只有這樣,你才可以把生活中的人變成小說中的人,你也可以把小說中的人安置到現實中去。當他有了一個彼此互通的過程之后,你的小說才能成立。如果你筆下的人在現實生活當中走不通,小說就無法成立。
對于我來說,寫具體的人,直覺更重要。為什么說直覺重要?小說的虛構是靠文字在三維空間建構世界的。主人公出現以后,他建構起了這個人際關系,我如何去把握?我不可能去做深入的民調、田野調查,就是靠直覺。這個直覺能力越強,小說的生命力越強。如果你的直覺非常差,寫到最后,不是人物出問題,就是人物的關系出問題,要不就是人物關系的走向出問題。審美標準、審美能力更多的不是邏輯判斷,審美本身更多的來源就是直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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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閱讀方式
還是讀紙質書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您在《小說課》里解讀了很多經典著作,有沒有好的閱讀方法與大家分享?在創作涉及專業領域的小說時,您會大量閱讀專業書籍嗎?
畢飛宇:最好的閱讀方式,還是讀紙質書。因為在紙質書上可以做很多筆記,體驗完全不同。你需要真實的接觸,一邊勾畫,一邊隨手寫下幾句話,讀完之后,這本書便成了你整個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從全民閱讀的角度來說,每個人只要閱讀就是好的。我希望不讀書的人,都能在手機上讀一點文章。所以說,讀什么取決于你對自己的要求。你想做一個作家,只看手機是做不成的;你想考一個博士,只看手機也是考不上的。對自己要求高的人,一定不能只讀手機。
我寫《歡迎來到人間》寫傅睿這個醫生時,并沒有讀大量的醫學書,因為那些書我根本讀不懂。我直接到醫院去,跟醫生們生活在一起,不停地向他們請教。其實進手術室,現場教學比讀書更有用。最后寫下來,小說里有關醫學的知識呈現得并不多。因為寫的過程中,我明白了一個道理:讀者要看的不是醫學知識。讀者要看醫學知識,可以去讀醫學書,可以去學醫。讀者要看的,終究還是這個人,只不過他是一個醫生而已。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面對人人都能發聲的網絡時代,新大眾文藝正蓬勃生長,您如何看待這種新的表達方式?
畢飛宇:就我的體會而言,年輕時內心激蕩、生命力強盛,寫作是讓自己平靜下來、安寧下來的手段,這一點是需要弄清楚的。至少我在寫作時,是能夠從中獲得平靜的。如果今天時代變了,一群年輕人或一群在網上寫作的人越寫越憤怒,我覺得這件事對自己的傷害不會小。
在鉛字時代、紙媒時代,只有極少數人擁有面對公眾發言的機會,極少有人有自己的影像、文字在社會上傳播的機會。而今天這個時代,只要你擁有一臺手機,每一個人都可以面對公眾發言。這是當初我們寫小說時所沒有的、不敢想象的。這是一件好事,因為每個人都有機會說話了。是不是每個人都能很好地說話,這需要一個過程。如果有一天,網絡上每個人都能成為詩人、小說家,把我們這些所謂傳統意義上的作家完全取代,我會心平氣和地面對它。就像戰爭結束了,一個神槍手沒有機會再開槍了,他就不開槍了,回家了,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但是,即便那一天真的來臨,我還會繼續寫,寫給自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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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簡介:
畢飛宇,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江蘇省作協主席,現任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代表作包括短篇小說《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莊》,中篇小說《青衣》《玉米》,長篇小說《平原》《推拿》《歡迎來到人間》等,小說講稿《小說課》,非虛構《蘇北少年“堂吉訶德”》,對話錄《小說生活》(與張莉),著有《畢飛宇文集》。曾獲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英仕曼亞洲文學獎等。2017年獲法國文化部法蘭西文化藝術騎士勛章。作品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廣泛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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