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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70年的建康宮城，景福殿的龍椅時常發出令人不安的吱呀聲，坐在上面的，是南朝宋皇帝劉彧。

劉彧身材異常肥碩，行動不便，每次起身都需要宮人左右攙扶。殿下文武百官肅立兩側，高呼萬歲，聲音整齊而洪亮。

可在那一張張低垂的面孔背后，卻隱藏著相同的情緒：鄙夷、無奈與恐懼。

朝野上下，無人不知，如今的這位皇帝不擅長治國，不擅長用人，不擅長理財，也不擅長練兵。他最擅長的事情，是猜忌、貪圖享樂，以及弄鬼拜佛。

當時的人們私下里稱他為“豬王”，這個綽號并非空穴來風。

當年，前廢帝劉子業為了羞辱這位皇叔，曾將他關在豬圈之中，以豬食相待。為了活命，劉彧只能忍辱負重，裝瘋賣傻。

那時許多人都以為，一個受盡凌辱的人，一旦掌握權力，或許會更加理解苦難。

后來事實證明，他們想錯了。權力沒有治愈劉彧的創傷，它只是把一個平庸而偏執的人，推上了至高無上的位置。

從豬圈里爬出來的劉彧，并沒有讓天下變得更好，他是把整個天下都變成了更大的豬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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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彧登基之初，人們曾對他抱有希望。

畢竟前任皇帝劉子業殘暴瘋狂，天下苦其久矣。

可很快，人們發現自己只是從一個災難走向另一個災難。

劉彧最大的特點，就是猜忌。越是無能的人，往往越害怕別人比自己聰明，于是他開始大規模清洗宗室。

劉宋皇室本就經歷長期內斗，而劉彧為了鞏固皇位，更是把猜忌發揮到極致。許多宗室成員即便沒有謀反證據，僅僅因為存在潛在威脅，便遭到誅殺。一場又一場血腥清洗下來，劉宋王朝賴以維系的宗室力量幾乎被摧毀殆盡。

比殘暴更可怕的是愚蠢，殘暴至少還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愚蠢則會讓整個國家陷入荒誕。

劉彧晚年沉迷鬼神，性情愈發怪異。史書記載，他忌諱極多，對文字到了近乎神經質的程度。奏章里出現不吉利的字眼可能獲罪；言談中觸犯忌諱可能獲罪；甚至連一些讀音相近的字詞，也可能引來禍端。

于是，一個荒唐的現象出現了，一個正常國家里，官員討論的是邊防、財政、賦稅和民生。而在劉彧時代，許多官員首先考慮的是：奏折里能不能出現“亡”字，“兇”字會不會觸怒皇帝，“敗”字是否需要換個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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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問題越來越多，朝廷關心的問題卻越來越荒唐。整個官僚體系不再圍繞國家運轉，而開始圍繞皇帝的愚蠢運轉。

所有人的智慧，都在想辦法適應他的愚蠢。所有人的才能，都在想辦法滿足他的偏執。

這或許是專制時代最諷刺的畫面：一個國家最聰明的一群人，被迫圍著一個并不聰明的人打轉。

與此同時，百姓正在承擔這一切的代價。為了修建湘宮寺，劉彧不惜耗費巨額財力；為了滿足宮廷開支，各級官府層層盤剝。百姓賣田賣地，有人賣兒賣女。

史書中留下了大量關于民生凋敝的記載，而這一切，當時都被包裝成所謂的“功德”。

湘宮寺落成后，滿朝文武紛紛稱頌皇帝仁德。

就在一片歌功頌德聲中，散騎常侍虞愿站了出來。他直言不諱地指出：這些所謂功德，不過是百姓的血淚換來的。虞愿甚至當面指出，佛若有知，見此情景也只會悲憫百姓，而不會贊嘆功德。（通直散騎侍郎會稽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三》）

虞愿的話使得滿朝上下汗顏，人人為他捏了一把汗。所有人都知道他說的是實話，也所有人都知道，說這種話的代價。

幸運的是，虞愿最終保住了性命，但他的勇氣，并沒有改變任何事情。這場直諫，根本撼動不了至高無上的皇權。

滿朝文武都知道皇帝有問題，可沒有人能夠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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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朝堂是壓抑的沉默，那么民間則是無聲的譏諷。

建康城外的碼頭上，纖夫拖著沉重的船只，在汗水與泥漿中艱難前行。酒肆茶館里，說書人不敢議論朝政，便講起寓言。

高壓之下，真話消失了，于是政治笑話開始流行，人們不敢公開批評皇帝，卻可以用一個綽號表達全部不滿。

“豬王”二字，便這樣悄悄流傳開來，上至士族門閥，下至販夫走卒。全天下都知道龍椅上坐著一個什么樣的人，而全天下也都知道，自己對此無能為力。

在君主專制制度下，最高權力缺乏有效制約，皇帝的能力高低、品德優劣，都會被無限放大。

公元472年，劉彧病死于宮中，年僅三十四歲。許多人終于松了一口氣，那頭坐在龍椅上的豬，終于離開了。

可問題在于：趕走一頭豬之后呢？

龍椅還在那里，那套制度還在那里，那種不受約束的絕對權力還在那里。

中國歷史上最令人絕望的就是，昏君出現之后，整個天下竟然拿他毫無辦法。

統治階層、百官知道他愚蠢，將軍知道他愚蠢，百姓知道他愚蠢，可所有人都只能跪在地上，高呼萬歲。

比一頭豬坐上龍椅更可怕的，是一套讓所有人都無法把豬趕下龍椅的制度。

這或許才是專制王朝留給后世最沉重的歷史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