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奇金淋巴瘤，這個以英國醫生托馬斯 · 霍奇金（Thomas Hodgkin）命名的疾病，是癌癥史上「獨樹一幟」的存在，因其從一個淋巴結局部擴散到另一個淋巴結的獨特方式，成為醫學界長久以來的研究焦點。

托馬斯 · 霍奇金被譽為 19 世紀最杰出的病理學家、預防醫學的先行者，卻在生前未能獲得應有的尊重，最終郁郁而終。

他的一生，是一部被時代誤解的科學史詩。

貴格會的叛逆者與「被當花瓶」的聽診器

1798 年，托馬斯 · 霍奇金出生于英國北部 Pentonville 一個貴格會（Quaker）家庭。貴格會強調平等、簡樸與和平，這種信仰深深烙印在霍奇金的性格之中。

他拒絕向權貴脫帽致禮，不是因為傲慢，而是出于對「人人平等」這一信條的絕對忠誠。這種性格，既成就了他的科學洞察，也注定了他在等級森嚴的 19 世紀英國醫學界難以立足。

托馬斯 · 霍奇金

霍奇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當地的藥劑師威廉 · 艾倫（William Allen, 1770-1843）的指導下當學徒開始。在這里工作期間，霍奇金接觸到了后來成為他主要生活興趣的三個領域：反奴隸制運動、醫學和慈善事業。

托馬斯 · 霍奇金從成年起就熱衷于保護人權，尤其是土著社會的權利。21 歲時，他寫了一篇論文《On the Promotion of Civilization》，為瀕危北美印第安人辯護。

1821 年，23 歲的霍奇金遠赴法國進行為期一年的選修學習，師從「胸腔醫學之父」雷納克（Laennec）。在那里，他接觸到了一項劃時代的發明 ——「雷納克圓筒」，俗稱「聽診器」。

雷納克最初設計的聽診器是一根直筒，而霍奇金極具創新地將其改進為可彎曲的形態，使其更便于臨床使用。

雷納克式聽診器，倫敦國王學院 Gordon 博物館

當時 24 歲的霍奇金滿懷熱忱地將這一先進工具帶回英國，這是聽診器首次引入英國學術醫學。

然而，當他試圖推廣時，迎接他的卻是同行們的冷嘲熱諷。那些保守的前輩們，要么認為聽診器是「法國人的花哨玩意兒」，要么干脆把它當成一個裝飾品，甚至倒過來用來插花。還好學生們并沒有那么迂腐，在那些醫生離開教室后，他們便立馬拿起來嘗試。

1825 年，霍奇金回到倫敦蓋伊醫院（Guy's Hospital），身兼臨床醫生、驗尸官和解剖學博物館的館長數職。他將大部分時間投入到尸體解剖和標本收集之中，試圖通過觀察器官的形態變化，來揭示疾病的本質。這期間，博物館的藏品從 500 件增加到了 3000 件。

1829 年，霍奇金出版了一本他所收集的病理標本目錄，這一成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后來，這座博物館助力蓋伊醫院成為倫敦乃至全英首屈一指的教學機構。

在那個微生物學尚未誕生、細胞病理學還處于萌芽階段的年代，霍奇金的這本病理標本目錄，是人類對抗疾病最有力的武器。

一篇被忽視的開創性報告

1832 年，霍奇金發表了一篇題為《On Some Morbid Appearances of the Absorbent Glands and Spleen》的報告。這篇報告，后來被公認為他一生中最偉大的成就。

On Some Morbid Appearances of the Absorbent Glands and Spleen

在報告中，他詳細描述了 7 個病例，這些病例的共同特征是淋巴結和脾臟的異常腫大。他敏銳地觀察到，這些腫大的淋巴結往往從頸部、腋窩或腹股溝開始，然后沿著淋巴系統，一個接一個地擴散到其他部位，甚至累及主動脈、腸系膜等深層器官，這并不符合炎癥的典型表現。

腹部淋巴結（霍奇金原發病例 2）

霍奇金的描述精準而細致，他指出這些病變「尚未引起醫學界的特別注意」，但對于經驗豐富的解剖學家來說，這些變化應該并不陌生。他發現早在 1666 年意大利解剖學家 Malpighi 就曾表述過類似的病癥。

然而，這篇極具洞察力的報告，在當時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醫學界對他的發現反應冷淡，他的理論被邊緣化，他本人也因為性格耿直、不善交際，逐漸被主流醫學圈排擠。

諷刺的是，證實霍奇金猜想的，不是顯微鏡下的細胞，而是畫筆下的色彩。

霍奇金的一位朋友，蘇格蘭醫生羅伯特 · 卡斯韋爾（Robert Carswell），是一位才華橫溢的病理畫家。

卡斯韋爾曾帶著他繪制的 5 幅淋巴瘤彩繪畫拜訪霍奇金，那些精準描繪了病變淋巴結和脾臟的圖畫，完美印證了霍奇金的解剖學描述。這些畫作后來被倫敦大學收藏，成為珍貴的醫學文獻。

霍奇金報道的第 7 例淋巴瘤患者水彩畫

孤獨的榮耀

1837 年，霍奇金因與蓋伊醫院后來的管理者哈里森觀點嚴重對立，39 歲的霍奇金憤然辭去蓋伊醫院的職務，其學術醫學生涯也宣告結束。

他徹底回歸了他真正關系的事業 —— 致力于為世界各地貧困和受壓迫的民眾奔走呼號。

1866 年，67 歲的霍奇金在前往巴勒斯坦的旅途中染病去世。據記載，他是在一個簡陋的客棧里離世的，身邊沒有親人，也沒有醫學界的同行。

他被安葬在圣公會墓地，他好友在他的墓上立了一塊紅色花崗巖方尖碑，上面刻著這樣一句話：

「Humani nihil a se alienum putabat」

（人世間的一切，與我休戚相關）

托馬斯 · 霍奇金墓碑上的銘文

歷史終究沒有忘記他。在他去世后，醫學界逐漸認識到他 1832 年報告的價值。

1865 年，另一位著名的蓋伊醫院醫生塞繆爾 · 威爾克斯（Samuel Wilks）博士，在他自己的一系列病例報告中納入了一些霍奇金的患者，他建議并首次使用了「霍奇金病」這一專有名詞。

「霍奇金病」術語首次被使用

不久之后，許多研究者開始借助顯微鏡觀察霍奇金病患者的組織，并識別出了這種疾病的特征性巨細胞。

1898 年，澳大利亞病理學家卡爾 · 斯滕伯格（Carl Sternberg）在顯微鏡下真正發現了這種疾病的元兇 ——那種巨大、無序、細胞核像「貓頭鷹眼睛」一樣的里-斯細胞（Reed-Sternberg cell）。

而此時，距離霍奇金的發現，已經過去了六十多年。

霍奇金病淋巴結的組織學表現

1926 年，赫伯特 · 福克斯（Herbert Fox）也通過顯微鏡檢查證實，霍奇金最初報告中所納入的三名患者中，實際上有兩名確實患有霍奇金病。另一名患者被確診為淋巴肉瘤，即如今所知的非霍奇金淋巴瘤。

因此，霍奇金的名字與兩大類惡性淋巴瘤均相關聯，他的名字每天都在世界各地各大醫療中心的走廊里回響。

霍奇金的一生，充滿了理想主義的色彩，這不僅體現在他的醫學研究中，更體現在他對個人幸福的追求上。他愛上了他的表妹薩拉 · 戈德利（Sarah Godlee），但他們的信仰 —— 貴格會，嚴禁表親結婚。

霍奇金不服，他認為這條規定缺乏科學依據，是對人性的壓抑。他發揮自己作為科學家的專長，專門寫了一篇學術論文，引用大量證據，從遺傳學、倫理學等多個角度論證表親結婚的合理性，并極力主張改革教會的這條禁令。

這篇論文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甚至至今仍被一些學者引用。然而，他的抗爭最終失敗了。教會拒絕了他的論證，他和薩拉的愛情也未能修成正果。

當我們今天在顯微鏡下精準識別那些「貓頭鷹眼」般的里-斯細胞時，是否還記得那位在 19 世紀孤身前行、用肉眼和解剖刀揭開這一疾病面紗，卻在生前備受冷落的先驅？

而這種在孤獨中堅守真理的勇氣，穿越時空，至今仍在激勵著我們 ——

去探索生命的奧秘，去挑戰未知的邊界。

參考來源：

[1]https://doi.org/10.5041/RMMJ.10284

[2]https://doi.org/10.1080/08998280.2005.11928096

[3]https://mp.weixin.qq.com/s/fm2xarfYy0kKCqfbqZ8ANg

[4]https://www.lifetimes.cn/article/435o2mxOOPy

文章配圖來源于參考文獻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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