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癥·DNA損傷·免疫逃逸：菌群致癌三部曲。

肝細胞癌（HCC）作為全球癌癥相關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其發病率和死亡率在亞洲、非洲及歐美地區均呈持續上升趨勢。盡管病毒性肝炎（HBV/HCV）仍是主要風險因素，但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酒精性肝病及代謝綜合征的全球性流行，正使肝癌的病因譜發生深刻變化。然而，肝癌的早期診斷率低、治療手段有限且存在顯著的個體差異，構成了當前臨床面臨的重大挑戰。傳統的超聲聯合甲胎蛋白（AFP）篩查在早期病變中敏感性不足，而現有的免疫治療（如PD-1/PD-L1抑制劑）雖已革新了晚期肝癌的治療模式，但其療效在不同患者間差異巨大，耐藥問題普遍存在。這提示我們，單純針對腫瘤細胞的治療策略可能已不足以應對其復雜的發病機制，亟需探索驅動肝癌發生的上游關鍵因素。

在此背景下，本文深入探索了“腸-肝軸”這一概念[1]，將目光投向長期被忽視的腸道微生態。研究明確指出，腸道菌群失調并非肝癌的伴隨現象，而是驅動其發生發展的核心環節之一。文章通過整合現有文獻數據、生物信息學分析以及分子對接技術，系統性地回答了“哪些致病菌、通過何種分子機制、在哪些風險因素協同下，最終導致肝癌發生”這一關鍵科學問題。更重要的是，研究將目光從基礎機制延伸至臨床轉化，評估了菌群相關生物標志物在早期診斷中的潛力，并分析了其在免疫治療療效預測中的價值，為開發基于微生物組的精準干預策略（如益生菌、噬菌體療法）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和明確的研究方向。總體而言，該綜述構建了“菌群失調—腸屏障破壞—炎癥與代謝重編程—免疫逃逸—腫瘤發生”的連續致癌路徑模型，系統性重塑了肝癌發生機制的認知框架。

圖1不同致病菌通過多種機制促進癌癥發生的途徑

研究結果

首先，研究精準定位了關鍵的致癌菌群及其核心致病機制。文章指出，肝細胞癌的發生并非由單一菌種主導，而是多種致病菌協同作用的結果。其中，具核梭桿菌（F. nucleatum）主要通過其毒力因子FadA和Fap2發揮作用。FadA通過與E-鈣黏蛋白結合，激活β-連環蛋白/Wnt信號通路，誘導上皮間質轉化（EMT）；而Fap2已被證實可與自然殺傷（NK）細胞上的抑制性受體Siglec-7結合，從而抑制NK細胞介導的細胞毒性功能，促進免疫逃逸。幽門螺桿菌（H. pylori）則通過其分泌的毒力因子VacA和CagA，一方面破壞胃黏膜屏障，可能促進細菌組分向肝臟轉移；另一方面通過干擾線粒體膜電位，打破促凋亡蛋白（Bax）與抗凋亡蛋白（Bcl-2）的平衡，誘導肝細胞損傷和代償性增生。大腸桿菌（E. coli）的致癌作用具有雙重性：其脂多糖（LPS）通過激活肝星狀細胞和Kupffer細胞上的TLR4，觸發NF-κB介導的慢性炎癥反應，塑造促癌微環境；同時，產colibactin的菌株可誘導DNA雙鏈斷裂并干擾DNA修復機制。糞腸球菌（E. faecalis）可通過持續激活NF-κB信號通路驅動慢性炎癥，并通過產生活性氧誘導DNA損傷。梭菌屬（Clostridium spp.）則通過毒素及膽汁酸代謝（如生成脫氧膽酸，DCA），誘導氧化應激與凋亡抵抗，進一步促進腫瘤發生。此外，菌群來源的代謝物還可通過表觀遺傳機制（如DNA甲基化及組蛋白修飾）調控肝細胞基因表達，從而在轉錄調控層面參與腫瘤發生過程。

其次，研究揭示了宿主遺傳易感性與微生物相互作用的協同效應。并非所有菌群失調個體均會發展為肝癌，宿主遺傳背景在其中發揮關鍵調控作用。例如，TLR4基因多態性可影響其對LPS的識別能力，從而調節炎癥反應強度；PNPLA3 I148M突變則通過誘導肝細胞內脂質沉積和脂毒性應激，進而增強其對腸道來源的微生物相關分子模式（如LPS）的炎癥反應，形成“代謝-炎癥-腫瘤”的加速軸。

第三，研究整合臨床與機制證據，揭示菌群在預后及免疫治療中的作用。肝癌患者腫瘤組織中菌群多樣性升高，且特定菌群（如Fusobacterium和Helicobacter）富集與不良預后呈相關趨勢。既往研究亦提示具核梭桿菌與多種消化道腫瘤預后不良相關。此外，腸道菌群組成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療效密切相關，富含阿克曼菌（Akkermansia）、雙歧桿菌（Bifidobacterium）等菌群的患者往往療效更佳，而以糞腸球菌、大腸桿菌等為主的菌群結構則可能與耐藥相關。分子對接分析進一步從結構層面預測了這些相互作用的可能性，例如，具核梭桿菌與NK細胞的Siglec-7受體、幽門螺桿菌與免疫檢查點PD-L1以及大腸桿菌與炎癥受體TLR4均顯示出高親和力結合，為這些致病菌的免疫調控作用提供了結構生物學線索。 值得注意的是，單細胞測序及空間轉錄組學研究進一步揭示，菌群信號可通過重塑腫瘤微環境（如調控腫瘤浸潤T細胞的耗竭狀態，并促進表達PD-L1的腫瘤相關巨噬細胞的擴增），促進免疫抑制狀態的形成。

圖2 兩種參與肝癌發生的關鍵腸道病原體的免疫機制對比

最后，研究探索了菌群相關生物標志物在早期診斷中的潛力。文章指出，特定菌群及其代謝物（如LPS、次級膽汁酸）變化可能早于臨床診斷。聯合糞便菌群特征與血清標志物（如ctDNA、異常凝血酶原），有望構建更高敏感性與特異性的篩查模型。

總結

本研究通過整合機制解析、臨床數據和計算生物學方法，系統描繪了腸道菌群失調驅動肝細胞癌發生的完整圖景，明確將“腸-肝軸”確立為肝癌干預的新核心。其核心意義在于，它不僅揭示了致病菌如何通過炎癥、DNA損傷和免疫逃逸“三管齊下”促進腫瘤發生，更強調了宿主遺傳背景與微生物環境之間復雜的交互作用。這些發現為臨床實踐提供了兩點重要啟示：第一，菌群譜有望成為肝癌早期篩查和預后判斷的新型無創生物標志物，通過檢測特定致病菌的豐度或代謝產物，可對高危人群進行風險分層和早期預警；第二，菌群導向的精準治療將成為可能。通過使用特定的益生菌、益生元、噬菌體，甚至糞菌移植（FMT），來重塑患者的腸道微生態，或與現有免疫療法（如PD-1/PD-L1抑制劑）聯用，以降低治療耐藥性、提高療效并減少毒副作用，開辟了肝癌治療的新范式。未來，大規模前瞻性臨床試驗的開展將是驗證這些發現并將其成功轉化為臨床實踐的關鍵。

參考文獻：

[1] Ramesh A, Subbarayan R, Srinivasan D, Balakrishnan R, Shrestha R, Chauhan A. Gut microbiota-mediated oncogenesis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new avenue for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 Int J Surg. 2026 Feb 1;112(2):4725-4750.

審批編號：CN-184411有效期至：2027/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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