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6.06.15

日前，美伊正式確認達成停戰諒解備忘錄，雙方在歷經近四個月的戰火后終于坐到談判桌前。然而，以色列國家安全部長伊塔馬爾·本-格維爾15日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稱，美國與伊朗達成的協議對以色列“沒有約束力”。美以盟友關系在這一刻，繃成了一根“隨時會斷的弦”。

這邊是美以在外交和軍事安全上的公開分歧，那邊內塔尼亞胡卻對著美國媒體放話，要把每年38億美元的美國軍援“歸零”。本篇文章作者就從美以軍援這劑“補藥”的底牌入手，直指美以同盟的核心問題：美以關系，究竟是兩個獨立主權國家之間的戰略伙伴？還是華盛頓發號施令的“主仆同盟”？美式霸權的未來又將何去何從？

5月，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60分鐘》節目里說道，以色列希望在未來十年內，把美國對以色列軍事合作中的財政部分“歸零”，理由是“我們已經成年了”。以色列每年從美國領取約38億美元軍援，這筆錢出自2016年奧巴馬政府與以方簽署、覆蓋2019至2028財年的十年期諒解備忘錄，總額380億美元，其中330億用于采購美制裝備，50億用于導彈防御聯合研發。內塔尼亞胡甚至強調“不想等下一屆國會，現在就要開始”。

一個連續受援半個多世紀、眼下仍深陷加沙與對伊沖突的國家，為何主動提出要扔掉每年38億美元的無償輸血？為什么以色列人認為這筆錢正在從補藥變成了一劑慢性毒藥？

“補藥”的來歷

以色列并非從建國第一天就是美國的“特權盟友”。1948年立國之初，杜魯門政府承認了這個新國家，卻對中東實施武器禁運，真正給以色列空軍和裝甲部隊供血的是法國。整個五六十年代，神秘式、超級神秘式戰機以及后來的幻影3戰機，構成了以色列空軍的骨干，連其核計劃的早期技術背景也帶著濃重的法國色彩。那時的華盛頓在阿拉伯石油、蘇聯滲透與歐洲盟友之間反復權衡，并不愿把以色列當成戰略支點。

轉折發生在六十年代?？夏岬鲜状伟衙酪躁P系稱作“特殊關系”，并在1962年向以色列出售“鷹”式防空導彈，打破了美國不向以色列出售主要武器系統[1] 的慣例；約翰遜則在1968年批準出售F-4“鬼怪”戰斗機，讓美制裝備第一次成為以軍的主力機型。美蘇在中東的博弈升級，使華盛頓逐漸把以色列鎖定為遏制蘇聯代理人的前沿，法國的位置就此被取代。

真正讓這筆援助制度化的是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開戰初期以軍在西奈和戈蘭雙線告急，尼克松下令緊急空運總值20多億美元的彈藥與裝備，硬是幫以軍穩住了戰線、完成反攻。這場戰爭之后，美國對以援助不再是臨時性的救急，而是沿著固定化、逐年化的軌道滑行。里根時期雙方簽署戰略合作協議，確立了聯合軍演、情報共享和對外軍事融資（FMF）機制；冷戰結束后，援助的金額、形式與采購清單越來越細密，最終凝結成2016年那份十年380億美元的備忘錄。從應急輸血到結構性安排，美以的特殊軍事關系已經走過了40年。

沒有美國源源不斷的尖端裝備，以色列很難在歷次中東戰爭中維持對周邊國家的“碾壓式軍事優勢”。在它最脆弱、敵對力量最強、本土工業根基尚淺的年代，美援確實是續命的氧氣。不過，當一筆援助從戰時救急變成和平年代里雷打不動的財政常量，它塑造的就不再只是戰斗力，還有依賴癥。耶路撒冷在接過這筆錢的同時，也悄悄把一部分國家的未來交到了華盛頓手里。

《眼淚谷之戰》描述以色列和埃及、敘利亞聯軍在1973年10月6日贖罪日當天爆發的戰爭（圖源：HBO）

兩場戰爭的檢驗

過去兩年多，以色列連打兩場高強度戰爭，把美援的兩面性照得清清楚楚。2023年10月加沙戰事爆發后，以軍的彈藥消耗速度遠超本土產能，美國持續供應MK-84重磅炸彈、地獄火導彈、小直徑炸彈和大量155毫米炮彈，并補充F-35與F-15的零部件。在2026年2月28日以美聯手對伊朗動手之后，來自美國的補給力度進一步加碼。據以方公布的數據顯示，自對伊開戰起，已有超過11.5萬噸軍備通過403架次空運和10艘貨輪抵達以色列。這些援助表明在一場需要持續高烈度投送的戰爭里，美國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后勤靠山。

但同樣是這兩場戰爭，讓以色列第一次真切嘗到了被“卡脖子”的滋味。2024年5月，拜登政府以加沙平民傷亡為由，暫緩交付一批2000磅級炸彈，這個決定在以色列內閣掀起了巨大震動，因為之前美國幾乎對以色列的軍事需要“有求必應”。這是以色列人第一次意識到華盛頓那條被默認為永遠敞開的供應管道，原來隨時可以被擰死。與此同時，美國國會內部要求把軍援與人道條件掛鉤的提案屢屢出現，民主黨內部、大學校園和年輕選民中對無條件援以的質疑明顯上升。以色列由此發現所謂確保以色列安全的“兩黨共識”的鐵板，開始有了裂縫。

戰爭還暴露出另一層麻煩——產能。高烈度戰爭下，有錢未必立刻買得到武器彈藥。俄烏戰場、印太方向和中東沖突同時擠壓著美國軍工產能，攔截彈、精確制導彈藥的生產線和交付周期普遍吃緊。以色列若把關鍵彈藥押在美國身上，要面對的就是雙重不確定，一方面是華盛頓愿不愿意給，另一方面是有沒有能力及時給。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以色列在5月初批準了一項規模達3500億謝克爾（約1190億美元），為期十年的擴軍計劃，一邊繼續向美國增購第四個F-35中隊和第二個F-15IA中隊，把隱身機隊擴充到約百架，一邊反復強調要把彈藥生產搬回本土、擺脫對外國供應的依賴。

兩場戰爭給以色列上的這一課很清楚，美國依然很重要，但命運（產能）還是要握在自己手里。

軍援的“毒性”

如果說戰爭暴露的是供應風險，那么真正侵蝕以色列長遠利益的，是這筆錢附帶的政治、產業與戰略三重副作用。

先看政治。美援并非憑空發放，而是嵌在《武器出口管制法》的框架里，總統有權以“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為由隨時暫停或設限。這意味著以色列在對伊朗、對巴勒斯坦的關鍵軍事行動前，往往要先與華盛頓磋商，進攻性武器的使用范圍也受到約束，先發制人的決策自由因此被壓縮。更麻煩的是，以色列越是依賴美制武器，它的軍事行動就越會被美國國內政治重新審判。當一架投彈的戰機、一發命中的炮彈都來自美國，加沙的每一次傷亡就不再是以色列一家的事，而會變成華盛頓要承受的輿論壓力，進而反過來轉化為對以色列作戰方式的約束。援助的本質是一份甩不掉的政治連帶責任。

再看產業，這是最致命的一層。美援長期要求約75%的資金必須用于采購美制武器和服務，歷史上以色列雖曾被允許把部分援助用于本土采購，但現行備忘錄中這一“離岸采購”安排正在逐步取消，到2028年將徹底歸零。這套機制把以色列相當一部分國防預算鎖死在美國軍工體系內，本土企業在中低端彈藥、常規裝備和大口徑炮彈領域長期得不到足夠的財政滋養，產能因而萎縮。

最刺眼的案例是雄獅戰斗機（Lavi）。70年代末，以色列在美國初期資金和普惠發動機的支持下啟動這一對標F-16的國產項目，眼看就要成型，1987年華盛頓評估認為它會沖擊F-16的外銷市場，隨即切斷資金和技術，迫使項目下馬，以色列的高端航空工業就此被釘死在天花板上。美援構筑的是一種“養而不縱”的格局，他們允許你成為美國武器最先進的使用者，卻不允許你成為所有關鍵裝備完全自主的生產者。

最后是戰略。美以是盟友，但兩國的中東目標從來不完全重合。美國要控制沖突烈度、穩住能源市場、經營與海灣國家的關系、避免被拖入大戰、把戰略重心轉向印太；以色列要的則更直接——摧毀迫近的威脅、打擊伊朗及其代理人網絡、確保邊境安全。在以色列想升級的時候，美國可能想降溫；當美國想要談判的時候，以色列可能被迫讓步。援助越重要，華盛頓的影響力就越大。

你用著別人的錢、別人的武器、別人的外交背書，就不可能完全按自己的安全判斷行事。這種約束并非美國刻意操控，而是依附結構的自然產物。

2025年6月17日，在法國巴黎近郊布爾歇機場舉行的第55屆巴黎航展上，F35戰斗機進行飛行表演（圖源：新華網）

曾經的法國禁運

要理解內塔尼亞胡為何把擺脫美援說得如此決絕，1967年的法國禁運是繞不開的歷史參照，也是最有力的反證。

六日戰爭前后，戴高樂對以色列實施全面武器禁運，連以色列已經付款的50架幻影5型戰機也被扣下不予交付。對一個剛靠空軍先發制人贏得戰爭的國家，無疑是釜底抽薪。但恥辱很快變成了催化劑，以色列憤而啟動逆向工程，在幻影3的基礎上仿制出“內謝爾”（Nesher），隨后換裝美制J79發動機，發展出真正屬于自己的“幼獅”（Kfir）戰斗機。同一時期，加利爾步槍和梅卡瓦主戰坦克的雛形也接連問世。一紙禁運，逼出了以色列軍工自主的基因。

把法國的1967年和美國的此后60年并置，對照極其鮮明。法國的突然斷供短期傷害巨大，卻長期刺激了以色列的自主野心；美國的慷慨長期保護了以色列，卻也悄悄消磨了它繼續自主化的緊迫感。以色列的戰略文化本以自力更生、技術創新和全民動員著稱，而一筆過于穩定的外部援助，恰恰最容易鈍化這種緊迫感，讓國家安全決策中默默生出“美國會兜底”的預期。這才是美援最隱蔽的毒性，看上去不傷筋骨，卻麻痹意志。

當然，今天的美國不會輕易變成當年的法國。美以關系的深度、制度化程度和利益綁定遠非法以可比，全面禁運幾乎不可能發生。但風險的邏輯是相通的。未來更可能出現的是更隱蔽的“條件化供給”：不會不給，而是延遲給；不會斷供，而是審查用途；不會取消，而是層層附加條件。

法國禁運留下的真正教訓，并非“美國一定會背叛以色列”，而是任何掌握在別國政治手里的供應體系，永遠算不上完全可控的安全資產。

5月31日，黎巴嫩南部地區遭以軍打擊后升起濃煙（圖源：新華網）

斷奶之后

真要沒了美援，以色列會垮嗎？短期看陣痛明確，但是不會崩盤。每年38億美元約占以色列國防預算的15%-17%，對一個高收入、科技產業發達、融資能力強的經濟體而言，這不是無法承受的窟窿。以色列可以靠增加國防開支、發行國債、擴大軍工出口、推動聯合研發來填補，代價則是財政赤字承壓、社會福利與軍費爭奪加劇，以及長期戰爭狀態下可持續性受到考驗。一句話，以色列不會失去作戰能力，但會失去一塊財政上的舒適區。

中期看，以色列的家底足以支撐武器的完全自主化轉型。梅卡瓦坦克、鐵穹與箭式及鐵束（Iron Beam）激光防御系統、SPICE制導炸彈、蒼鷺與赫爾墨斯無人機都能自產，無人作戰、電子戰、網絡戰和情報系統更是它的傳統強項。真正的短板可能集中在三處：第一，五代機難以自研，沒了美援只能自費采購或放棄升級；第二，大口徑炮彈和常規航彈的本土產能雖在擴張，但成形需要五到十年；第三，戰機航電、導彈導引頭、航空發動機和部分高端零部件仍依賴美方供應或授權。這也正是前文提及的3500億謝克爾擴軍計劃的用意所在，以色列需要一邊繼續買美國的高端平臺，一邊把彈藥和關鍵產能搬回國內。以色列軍工未來的形態，大概會是“美國高端平臺＋以色列自主系統＋本土彈藥與防空生產”的混合模式，而非對美制武器的全面替代。

長期看，內塔尼亞胡真正想擺脫的，是“受援國”這頂帽子，而非美國本身。他在訪談里提出的替代方案是雙方等額出資搞“聯合項目”，共同研發下一代防空、反無人機和激光攔截技術，共同開發軍事人工智能，以色列向美國提供實戰經驗和技術反饋，美國繼續提供平臺、戰略背書和全球供應鏈。

這套設想的內核，是把美以關系從“美國給錢、以色列買貨”的施援—受援結構，升格為共同投資、共同獲益、共同出口的技術合伙關系。以色列要減少的是財政依賴，要保留的是體系綁定，要爭取的是地位平等。

美援的再思考

把視角拉回華盛頓，這件事的分量同樣不輕。冷戰以來，美國靠軍事援助、海外駐軍和安全承諾來管理盟友。如今財政壓力上升，國內孤立主義抬頭，“美國優先”要求盟友自掏腰包分攤安保成本。以色列的“主動斷奶”，恰好踩中了這個節拍，也是北約、日韓和海灣國家都將面對的共同命題。

但美國對以色列的期待里藏著一個悖論。它樂見以色列少拿美國的錢，因為這符合納稅人政治和特朗普式的盟友分攤邏輯；它卻絕不愿看到以色列脫離美國的軍事體系，因為以色列是它在中東最有價值的安全資產。所以華盛頓真正想要的，是以色列減少財政依賴的同時，繼續買美國的武器、用美國的體系、服務美國的中東戰略、在情報與防務創新上和美國深度綁定。美國希望以色列少花美國的錢，卻不希望以色列走出美國的控制圈。

回到最初的設問。美國軍援對以色列，既不是純粹的善，也不是絕對的惡。它在以色列最危險的年代里是救命的氧氣，幫它確立了對周邊的代差優勢；可一旦援助被財政、采購和作戰體系共同固化為不可替代的常量，它就會從戰略資產滑向戰略依賴，開始侵蝕政治自主、產業完整和戰略意志。法國1967年的禁運迫使以色列選擇自己造飛機，美國60年的援助卻一點點消磨了這種能力。內塔尼亞胡的“軍援歸零”，無論最終能否兌現，至少提出了一個成熟主權國家遲早要面對的問題，當一個國家已經有能力自己站立時，外援究竟是托舉它的手，還是它一直沒舍得放下的拐杖。

更大的問號也留給了美式霸權本身。當越來越多的盟友被要求“自費安?！?，當連以色列這樣的頭號受益者都開始盤算如何體面地告別援助時，那套靠金元和武器維系了大半個世紀的同盟體系，是否也正悄悄走向它自己的終章。

本文作者

朱兆一：盤古智庫中東研究所執行所長，世界經濟與地緣政治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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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李 征

排版｜羅行健

初審｜王希圣

終審｜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