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富不會料到，在他身后將近三十年，湯姆會為少言寡語的爺爺整理出最后的書稿出版。湯姆也不可能想象得到，在他做了這件事之后又過了三十多年，會有個神神秘秘的人找上門去，說想為他的爺爺寫本書，讓更多的華人知道他爺爺——

一位普普通通、有血有肉、有悲歡離合的中國-瑞典人。

《發現新常富》

新常富（1879-1963）

以下內容摘選自

《發現新常富》李渝萍 著

2026年6月后浪 X 九州出版社

01

偶遇新常富

發現新常富這個名字的過程很是彎繞，純屬巧合。2022年6月，我和先生去西班牙的馬拉加一游。出發前一晚，朋友薩拉過來，神神秘秘地交給我一個紙包。打開一看，是本瑞典文的《愛過中國的人》。她和男友偶然碰到一家圖書館正在處理圖書，看到這本書說到中國的事，就買下來送給我。因為事先裝了書在行李里，這本禮物就留在了門口的小桌上，沒帶走。

在馬拉加半月，借住在一位剛從瑞典搬去的朋友家里，家中許多打包箱未拆，只有少量的書擺上書架，樓上臥室兩小排，樓下客廳幾本。自己的書看完了，就翻翻她的，歪著腦袋一本一本讀書名，猛然看到一行英文Tao De Jing(《道德經》)，抽出一看，是馮家福與夫人合譯的，配了富有意境的插圖。《道德經》翻譯版本眾多，可以說是在海外關于中國和東亞文化最有影響的書之一。之后的幾天，我在二樓書桌上攤開這本書，敞開通往露臺的門，每天在微粉的晨曦中靜靜讀幾行。

一天突然起意去了座海邊小鎮，沒做攻略，只隨意溜達。中午打食路過一個小廣場，瞥見個掛服裝的雜貨攤，一些雜物在地毯和折疊桌上，還有一小堆書——肚子很餓，不明白自己為什么不顧先生的不滿專門繞去那個攤子——一本賽珍珠的《大地》出現在眼前。在西班牙這么個小鎮淘到它，我很興奮，最近半月接連遇到三本關于中國的書，不可思議。

回到瑞典家中，我立即讀了那本《愛過中國的人》。在書中看見幾個瑞典名字，由一個關聯到更多，我忽然發現，一百多年以來，有許多瑞典人在中國留下了深深的印記：斯文·赫定、安特生、高本漢……

其中竟然還有一位在中國住了五十多年，從1902年就來到中國，到1954年才離開的瑞典傳奇人物，這令我大為驚異！他的名字叫埃里克·托爾斯滕·尼斯特倫。

我記住了他的中文名字——新常富。

接下來的日子里，我一口氣讀了七本瑞典人講述自己在中國經歷的書籍。黑白照片上，歷史塵煙中的人和事漸漸浮現。我慶幸他們的故事仍在故紙中鮮活，卻遺憾它們中有相當大的部分從未被譯介到中國。

我最先讀到的新常富的書，是他生前寫就的最后一本——《在華五十年》，此書于他謝世近三十年后的1989年方得出版。

02

走近新常富

在20世紀的上半葉，曾經有一批瑞典學者讓瑞典之名在中國得以被知曉和尊重：斯文·赫定，高本漢，安特生，那琳，喜龍仁，卡爾貝克，芒太爾，等等。通過在各自領域的突出研究工作——地理和地圖學、漢語語言學、地質學、史前學、考古學、古生物學、藝術史和人類學，瑞典學者們為中國物質和精神世界的建設做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

……對于推動在瑞典傳播對中國的認識方面，埃里克·托爾斯滕也許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其他瑞典人。他也有獨特的優勢條件勝任這一使命：1902年他抵達中國時，仇外的義和團運動剛剛過去不久，對“黃禍”的恐懼席卷世界；1954年他離開中國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宣布成立五年。在他居留中國的半個世紀間，他有充足的機會從內部深入了解這個與他的來處完全不同的社會。

以在山西大學堂的突出地位，尼斯特倫與省府的官員過從甚密。出于對其貢獻的認可，他被授予三品官銜。他也曾被多位中國顯要接見。本書基于回憶記錄，20世紀50年代中期成書，書中歷史事件、個人命運、作者在大學堂的付出相互交織，穿插著對中國日常生活和百姓觀察的生動描述。

——瑞典著名漢學家、翻譯家、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委馬悅然（摘引自新常富，《在華五十年》，第7頁，1989年）

中文世界里有些關于新常富的資料，大多是干巴巴的介紹，說他是瑞典地質學家，清末赴中國任教，在中國活動五十余年。他在1902一1910年間參與過山西大學堂西齋的初創工作，長期在山西大學從教，撰有《晉礦》一書。

張靜河在1995年所著的《瑞典漢學史》中則稱，“在所有早期研究中國文化的漢學家中，埃里克·托爾斯滕是一個很特殊的人物”，“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還有學者提到新常富是“在華從事過新聞活動的瑞典人”，說他促成中瑞合作，曾參與古生物化石挖掘，等等。

學者、山西大學堂教授、漢學家、新聞工作者、古生物化石挖掘者、理想主義者，嗯，角色不少。

可他究竟是什么樣的一個人?

他背后有怎樣的故事?

他在中國的故居還在嗎?

山西大學堂西齋的學生們有人記得新常富嗎?

有誰曾在回憶錄里憶及他呢?

在瑞典之外是不是還有與新常富相關的老照片和老物件保存在天壤之間呢?……

新的問號不斷浮現，了解新常富的心情更加迫切。我開始在漸去漸遠的記錄里打撈那位百多年前由“高冷”的瑞典來到古舊凄美的中華，愛之深切而不忍離去的鮮活的新常富。

03

開啟追尋之路

我的父母都來自山西，祖源地、祖宅和家族往事一直是我的牽掛。父親鄉情甚濃，曾整理過族譜，還寫過一本有關家風和家史的書。幾年前在準備我們父女倆合作的家庭記憶(敘述的內容始于20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一書時，我花了大量時間，搜尋20世紀前半葉山西和呂梁老家的照片和歷史，收獲很少。

而新常富在山西生活的那些年，正處于我爺爺和我父母的時代。他照片中的人物讓我備感親切。我似乎透過他的眼，看到了祖輩的身影，也更理解父親曾講過的經年往事。他領略過山西的自然之美、淳樸民風和悠長歷史文化，甚至去過我父輩們的家鄉......另外，新常富還曾長期生活在北京，而我們這個家庭也與北京牽絆甚深。一下子，我感覺與新常富距離很近！

從二十二歲到七十四歲，新常富的大半生都給了中國。在最動蕩的日本侵華時期，他也選擇了留守。可惜由于各種歷史原因，他在瑞典和中國都近乎被遺忘。作為大半個“中國人”的他在字里行間流露出對這個國家和民眾的尊重在意，這讓我唏噓不已，立馬決定把他的故事介紹給華語世界的更多人。

2022年8月9日，我著手聯系《在華五十年》的出版社。過了一段時間，才輾轉得到回信。9月下旬在哥德堡書展上見到出版社老板，他很開心我喜歡他們的書，也贊賞我翻譯《在華五十年》的想法，但說沒有作者后代現在的聯系方式。

《在華五十年》一書是由新常富的孫子湯姆·尼斯特倫整理出版的。人海茫茫，我身邊沒人知道他本人和他祖父的故事，只能先上網在地址簿中按姓名搜索。瑞典人重名是常事，除了姓氏，名字通常有幾個，常用的一兩個又往往與戶籍注冊的有別；瑞典人也很不喜歡接聽陌生電話，相當一部分人選擇購買服務以隱藏掉地址簿中的電話號碼、年齡等信息。按湯姆的姓名能查到他的概率之小可以想見。

搜索給出十五人的清單：排除年輕的、不顯示聯系方式的，還剩五位六十歲以上和沒有注明年齡的。記下他們的電話，我猶豫再三，挨個打過去，心怦怦直跳。有的無人接聽，有的電話關機，有的號碼不存在。

正在緊張和絕望之時，忽然接通了一個電話！一個女聲說：“哈啰?”我愣了幾秒鐘——滿腦子想著對面應該是位男士接聽呀——終于吞吞吐吐出一句話，說我找那個在中國住了很久的埃里克·尼斯特倫的孫子。對方朗聲回答道：“哦，他呀，就坐在我身邊開車呢，你過15分鐘再打過來吧。”

我遲遲不肯掛斷電話，生怕這唯一的線索也啪地一下子斷了。

等待的時間無比漫長，過了約定的時間再打過去，還是女聲，說他這會兒不方便接聽，要不你回頭再打。我遲疑著不知該說什么，她卻好像懂了我的意思，說：“等等，我把電話給他拿過去。”

我聽見她嘩啦嘩啦走路、幾次開關門和小聲嘀咕遞電話的聲音。然后我很小孩子氣地問：“你真的是埃里克·尼斯特倫的孫子嗎?”

那一端的男聲沉穩清晰：“是的，那個在中國的埃里克·尼斯特倫教授是我爺爺。”

就這樣，2022年10月16日，我找到了新常富的后人。

04

斯京小島上的“中國小屋”

2022年11月24日，我乘火車從西海岸到東海岸的首都斯德哥爾摩，與湯姆及其夫人瑪加麗塔見面。

在大雪過后斯德哥爾摩的小島上，老兩口居住了四十七年的二層小樓很不顯眼。進門后的暖意和二老的笑容讓我立刻放松下來。午飯已經備好，他們請我上樓。我留意到樓梯旁的一幅中國風格的畫，瑪加麗塔說，是中國的。

魚湯喝好，紅酒干完，咖啡甜點擺上來。我惦記著在約定見面的電話中，湯姆曾說要給我看一些東西——想來可能是些手稿、照片什么的。湯姆神秘地朝夫人眨眨眼，讓我端著咖啡跟他走，還叫夫人拿上咖啡壺和點心盤。我隨他慢慢走下樓梯，在那幅畫前面停下來，原來畫掛在一扇門上。

湯姆請我走進這扇門，說這是他們的“中國小屋”。

他輕輕推開門，打開燈，一個狹窄的通道出現在我面前。左邊墻上滿滿的是鑲在鏡框里的黑白照片；右邊墻上也掛滿了東西。通道右邊兩個展示柜、盡頭一個展示柜中擺滿了各種中式小物件，一時讓我目不暇給。

通道左拐，感覺又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墻上掛滿，家具塞滿，柜子上、地上也堆滿了種種物件——清朝官服，瓷器，文件夾，盒子，皮包，等等等等。只在屋子正中的茶幾上，撥開了一小塊地方給我們放咖啡和點心。我張著嘴，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瑪加麗塔點燃茶幾和櫥子上的幾支蠟燭，湯姆背靠爺爺的畫像落座，我則靜靜地坐在對面。在這座典型瑞典小樓內的“中國小屋”里，燭光時而跳動，畫像里的新常富分別身著中式官服和西式燕尾服注視著我，四周的物件若隱若現。

我一開口，湯姆立馬活躍起來，不光回答我的問題，還不斷拋回問題給我。他問我有沒有看過他爺爺之前的幾本書，我說還沒有，結果書馬上被遞到了手里。

湯姆一會兒把一個小紙包放入我手心——里面是一張褪色的照片和一個鮮艷的繡囊——問：“你能猜到這里的故事嗎?”一會兒從墻上摘下一把長刀，拔刀出鞘，問我知不知道這是什么刀。一會兒翻騰出個紙盒，打開一看是滿滿的玻璃幻燈片。一會兒又跳起來，說要給我朗讀一篇爺爺為《斯德哥爾摩報》所寫的報道——略顯發福的他站得筆直，收腹挺胸，右手舉著文件夾，左手在空中比畫，抑揚頓挫地朗讀，身后是爺爺。

湯姆嘴角不時露出神秘且頑皮的微笑，我卻驚喜又疑惑。

天色已晚，我告辭而出，知道自己還會再來。

新常富是誰？

清末來華瑞典人，在華生活五十余年

山西大學堂任職時間最長的化學教授

地質調查先驅

抗戰前線的戰地記者

曾接見瑞典王儲

曾騎摩托從北京穿越戈壁直抵貝加爾湖

新常富的故事，

充分詮釋了何為

百年之前的國際“斜杠青年”

他是新常富，

這個名字背后，

是一段跨越五十年的中國傳奇。

回到瑞典的土地，

他種下來自中國的銀杏，

時光流逝，樹已參天，

而故事才剛剛被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