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徐語楊

6月16日下午，一場打破認知的講座在四川師范大學展開。2026名人大講堂第三講、全系列第八十講在此開講，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三星堆研究院學術院長孫華，以《三星堆-金沙與夏商周的關系》為題，為現場師生和廣大網友深入解讀了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三星堆，到底是不是獨立于中原之外的“另類”文明？

講座伊始，孫華便點出了一個人們常有的“錯覺”：三星堆那些造型奇異、極具視覺沖擊力的青銅像，在提供海量歷史信息的同時，也容易造成某種視覺或認知上的誤導。人們常常不自覺地將這些在特殊祭祀場所使用的器物，當作了三星堆人普遍的生活用品，并由此得出三星堆文化完全有別于中原夏商周文化的結論。

他坦言，這恰恰是一種以偏概全。“這就好比我們今天走進宗教場所看到的那些祭祀用品，如果后人誤以為它們是普通百姓日常使用的東西，認知上就產生了偏差。”孫華解釋說，三星堆之所以讓人感覺如此特別，正是因為它集中出土了大量宗教祭祀相關的器物。這并不是三星堆的普遍面貌，而是它極其特殊的一面。事實上，它與同時期的許多遺址一樣，同中原地區保持著持續不斷的交流與互動，共同構成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宏大格局。理清三星堆-金沙與中原夏商周王朝的關系，對于全面、準確地認識三星堆，至關重要。

帶著這樣的視角，孫華教授從成都平原的遠古歷史講起，帶領聽眾一步步走進三星堆-金沙與古蜀國、古史傳說的奇妙世界。

名人大講堂現場

古蜀國往事：

三星堆-金沙與古史傳說有何關系？

孫華從成都平原及四川盆地的環境變遷出發，描繪了一幅生動的歷史畫卷。他指出，今天富庶的天府之國，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還是一片不大適宜居住的原始森林，先民們主要生活在周邊的山地。這恰好與四川古史傳說中，蜀人先王“蠶叢”居住在岷山石屋中的記憶相吻合。考古發現表明，成都平原最早的一批先民中，有一支就是從川西北山區南下的黃河上游馬家窯文化后裔。

大約從公元前3000年前后，人們開始持續南遷，從平原的邊緣地帶逐漸深入到腹地。到了公元前2500年前后，來自長江中游地區的人群也移居至此。他們共同披荊斬棘、開墾農田，留下了著名的寶墩文化，成都平原由此進入了一個古城林立的時代。

孫華教授開講

“成都平原不大，資源也有限，這么多族群同時在此生息，對資源和財產的爭奪便在所難免。”孫華分析道，正是在這種激烈的競爭背景下，三星堆集團最終脫穎而出，統一了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

如今學界已達成共識，三星堆遺址是一處包含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文化三個主要時期的中心遺址，年代跨度從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900年。孫華解讀說，在三星堆文化末期，這里曾發生過嚴重的動亂，很可能是一場戰爭，導致國家的宗教祭祀場所被嚴重破壞。動亂平息后，三星堆人便在護城河外找到一處地方，將那些被毀壞的祭祀器物鄭重地挖坑埋藏。這就是今天令全世界為之驚嘆的三星堆祭祀坑。

金沙遺址是繼三星堆遺址興起的成都平原的中心遺址，也包含了三種文化，即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新一村文化，而以十二橋文化為主體。遺址年代在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500年，其中作為中心聚落的年代是公元前1100年—公元前900年。

孫華提到，三星堆文化階段的國家很可能已是文獻中的古蜀國，但尚缺直接證據。而到了金沙時代，十二橋文化屬于古蜀國則已得到了考古材料的證明。他舉例說，文獻記載古蜀國曾參與周武王伐紂的牧野之戰，是“西土八國”之一。而在周人發祥地周原，考古學家不僅發現了具有十二橋文化風格的器物與周文化器物共存，還在周原甲骨文中找到了周王朝與“蜀”交往的記錄，印證了文獻記載。

不過，這段密切的“盟友關系”在約公元前900年左右遭遇變故。孫華介紹，隨著古蜀國與周王朝關系惡化乃至斷絕，無法獲得中原新技術和新藝術補充的古蜀文化出現了“滯后”現象。同時，內部族群的長期沖突也迫使金沙都城被放棄，古蜀文化發展進入了一個低谷期，這便對應了古史傳說中蒲卑即杜宇的時代。

孫華總結道，從三星堆到金沙，前后跨越寶墩、三星堆、十二橋和新一村等諸多文化，與古史傳說中的五帝時代和夏代、歷史記載的商代和西周相始終。比如，李白詩中著名的“蠶叢”與“魚鳧”，就分別對應著營盤山文化到寶墩文化時期，以及十二橋文化時期。

孫華在名人大講堂現場

大量證據印證交流互鑒：

三星堆-金沙與中原密切交往

三星堆經歷了多個文化時期，生活在這里的族群是自然延續還是另有變遷呢？經過多年研究，孫華認為，三星堆文化的形成，是有外來因素介入的，很可能伴隨著戰爭。正是這些外來族群，帶來了新的葬式、技藝和日用器物的變化，也導致了原先聚落的廢棄和新都城的興起。

而這些外來族群，極有可能就來自中原。三星堆文化前期大致對應中原的夏代末期到商代前期，這一時期的陶器中，二里頭文化的因素非常濃厚。他指出，這些文化因素的傳播路徑很清晰，沿著甘青地區一路到四川盆地，都有類似的陶器風格出現。不僅如此，孫華還透露了一項北京大學黎婉欣博士的最新研究：三星堆人與二里頭人可能擁有相同或相似的崇拜對象。

到了三星堆文化晚期，它又受到了商文化的顯著影響，青銅器數量劇增。我們公眾印象最深刻的，實際上正是三星堆文化晚期的景象。

同樣，金沙遺址也處處展現著豐富的中原文化因素。孫華提到，隨著周人和蜀人交往日益密切，大約在商代末期，跨越秦嶺的蜀道已初步開通，在蜀道沿線，考古學家常常能發現十二橋文化陶器與周文化陶器共存的生動場景。金沙遺址出土的小銅立人像，其辮發和姿態都與三星堆的大銅立人像一脈相承，而相似的小銅立人像，也在陜西關中地區的漁國墓地中被發現，成為了周、蜀兩國一度關系密切的珍貴實物見證。

三星堆“持杖立人乘龍圖像”（左），孫華教授供圖

雙向奔赴：

三星堆-金沙對中原的影響

文化交流向來不是單向的。孫華強調，三星堆-金沙同樣對中原產生了影響。

首先，這里的人們用青銅構建了一套基于太陽神崇拜的宇宙觀，例如太陽神鳥的崇拜、東西雙樹和十日輪值的宇宙體系，這在中國傳統宇宙觀中是最早的實物見證。這種太陽鳥和太陽雙樹等元素，三星堆人并不是最早的原創者，但長江中下游的這些元素卻在三星堆這里得到整合，并最終在戰國秦漢時期被文獻記錄下來。

他還舉了一個極為有趣的例子——投龍儀式。古人將心愿寫刻在玉版或金簡上，綁在金龍上，投入山川水中，希望通過神靈上達天帝。過去學者們將其源頭追溯至漢代或戰國晚期，但三星堆文物上“國王乘龍”的形象表明，這種儀式有更為古老的淵源，源頭很可能就在三星堆。

最后，三星堆-金沙古國還貢獻了一種影響深遠的“法天”都城規劃思想。孫華描繪道，大約在三星堆文化晚期，古蜀人擴建都城時，形成了一種以橫穿城區的河流象征天上銀河、西北為行政區、西南為宗教區的布局。這種“法天”思想被后來的金沙城、古成都城所繼承。秦滅蜀后，秦國更將其運用到新咸陽城的擴建中，使其最終成為中國古代兩大都城規劃思想之一，深刻影響了后世秦漢乃至隋唐的都城建設。

孫華最后總結道，三星堆一方面受到了中原的影響，但當三星堆-金沙的古蜀人消化了中原的因素后，他們形成了自己的創造，這些創作也反饋到了中原，對我們中華民族文化也有自己的獨特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