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6年夏天，斯賓諾莎被自己的民族驅逐，那一年他二十三歲。此后五年，他從一切已知的歷史記錄中消失了——沒有書信，沒有文稿，沒有任何同時代人留下的證詞。當他在1661年重新出現時，已是一位小有聲名的哲學家，住在萊茵斯堡的安靜屋子里，靠研磨光學鏡片維持生計，用流利的拉丁語與歐洲各地的學者通信。

斯賓諾莎

這五年他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傳記作者們通常一筆帶過，徑直講起他跟隨一位激進的拉丁語教師學習、接觸笛卡爾哲學的故事，仿佛那五年只是一段無關緊要的過渡。然而美國學者理查德·波普金（Richard H. Popkin, 1923-2005）卻始終不肯放過這片空白。他在阿姆斯特丹的檔案室和倫敦的貴格會圖書館之間往返尋訪，耗去了將近三十年，最終拼出了一段迄今仍難以完全證實、卻又令人難以駁倒的往事：在那五年里，被猶太社區驅逐的斯賓諾莎，很可能悄悄地為一群英國貴格會傳教士擔任過翻譯。

如果這件事是真的，它的意義遠不止于一條傳記細節的補全。近百年來，學界一直爭論《知性改進論》與《神、人及其幸福簡論》，究竟哪一部才是斯賓諾莎的第一部作品？波普金的發現暗示，這場爭論或許問錯了問題：斯賓諾莎最早留下文字的地方，可能不是哲學論稿，而是一本貴格會的希伯來語小冊子。

理查德·波普金著《斯賓諾莎》

貴格會與阿姆斯特丹猶太社區的交往

貴格會是1652年英國興起的宗教運動，該團體由喬治·福克斯（George Fox，1624-1692）創立，其名稱“Quaker”意為欣喜若狂的震顫，其學說強調內在的光和內在的基督，不重視教會、圣禮和教條，呼吁和平、思想自由和虔誠實踐。在十七世紀的歐洲宗教版圖上，這是一群徹底的異類。

然而正是這群異類，開始把目光投向阿姆斯特丹的猶太社區。

原因并不難理解。當時歐洲許多基督教千禧年主義者篤信1656年將是彌賽亞降臨的年份，而這一偉大時刻的首要標志，就是猶太人的皈依。荷蘭聚居著大量猶太人，英國卻幾乎沒有，于是從十七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貴格會傳教士開始有意識地在荷蘭活動，試圖與包括猶太會堂在內的不同政見的宗教團體打成一片，甚至參加猶太會堂的禮拜，從而達到說服其他信仰者改宗的目的。

梅納塞·本·伊斯雷爾

與此同時，阿姆斯特丹的猶太學者們也在經歷自己的精神震蕩。許多人相信1648年便是彌賽亞降臨猶太世界的時刻，熱烈討論著彌賽亞時代是否真的即將到來。阿姆斯特丹猶太社區最具國際影響力的拉比梅納塞·本·伊斯雷爾（Menasseh ben Isra?l）更于1655年宣稱彌賽亞即將降臨，因為葡萄牙探險家聲稱在安第斯山脈發現了一些消失的以色列舊部。他同時正在與克倫威爾談判，希望英國官方重新接納猶太人入境，以便在彌賽亞到來之前完成必要的準備。

千禧年主義和彌賽亞思想在當時整個歐洲扮演著激動人心的角色，從葡萄牙、瑞典、波蘭、意大利到巴勒斯坦和君士坦丁堡都出現了彌賽亞思潮。基督徒與猶太人，竟在同一個末世期待里，彼此遙望。

正是在這樣的氣氛中，“貴格會之母”瑪格麗特·費爾（Margaret Fell）寫下了一封致拉比伊斯雷爾的書信，全名冗長而熱切：《致拉比梅納塞·本·伊斯雷爾，這是猶太人從巴比倫出來的呼召，是給謙卑人的好消息，是給被擄的人自由，是打開監獄大門的好消息》（For Manasseth-ben Israel, the Call of the Jews out of Babylon, Which is Good Tidings to the Meek, Liberty to the Captives, and of the Opening of the Prison Doors）。她希望拉比能把所有猶太人帶到英國，然后神意將會促使猶太人皈依。這封信于1656年2月出版。然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這部著名作品的題名，還堂而皇之把拉比的名字拼寫錯了。

這部小冊子后來被委托翻譯成荷蘭語，又進一步計劃譯成希伯來語，以便猶太讀者直接閱讀。然而當早期貴格會成員中唯一受到過大學教育的撒母耳·費舍爾（Samuel Fisher）來到阿姆斯特丹時，他的翻譯進展甚微，迫切需要一位懂得葡萄牙語、荷蘭語和希伯來語的猶太人跟他一起合作。

就在這時，另一件事也在同步發生。1656年夏天，那位被會堂驅逐的猶太青年，正流落在阿姆斯特丹街頭，尋找著自己的去處。而1656年春季，流亡阿姆斯特丹的羽翼未豐的貴格派會眾，迎來了新任領導者威廉·艾姆斯（William Ames）。

威廉·艾姆斯

1657年4月17日，他在烏特勒支獄中寫信給瑪格麗特·費爾，信中提到了一次頗為不尋常的會面：

在阿姆斯特丹，有一位被猶太人驅逐的猶太人（他自己和其他人都這么說），因為他除了光明之外，沒有其他老師。他想見我，我跟他談了談，他非常溫柔，確實擁有他們所說的一切品質；他說，除非他自己內心了解了摩西和先知，否則他不知道任何關于他們的外在東西；基督的名字就與他自己的名字一樣；我已經令人把您的著作的一份荷蘭語復本交給他，而他托人帶話說，他會來參加我們的活動，可惜那時候我已經入獄了。

這位“被猶太人驅逐的猶太人”是誰，艾姆斯沒有留下姓名。但艾姆斯在入獄之前可能聽從了阿姆斯特丹的千禧年主義者、斯賓諾莎通信的中間人彼得·塞拉里烏斯（Peter Serrarius）的建議，將這部小冊子翻譯成了荷蘭語。

此后，撒母耳·費舍爾在阿姆斯特丹可能待了三至六個月，之后在1658年，他離開了阿姆斯特丹，去執行一項堂吉訶德式的任務——讓教皇和蘇丹皈依貴格會。

誰是“被猶太人驅逐的猶太人”？

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先理解彼時阿姆斯特丹猶太社區的處境。塞法迪猶太社區并不屬于容易落入刻板印象的傳統封閉型猶太人社區，社區的拉比們與當時的各種全新思潮保持著友好的交流。然而這種開放并不妨礙拉比們動用“革出教門”的權力。據統計，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之內曾經產生過高達二百八十次革出教門的事件，通常是為了迫使人們支付他們的會費、履行婚姻合同，或者因為通奸和違反猶太律法等等，不一而足。

真正因意識形態而被革出教門的案例，則屈指可數。在1622年至1683年間，葡萄牙西班牙裔社區記錄中有三十六名男子因不服從命令被逐出教會，其中只有四例判決從未取消。

1656年，卻有三份禁令在同一周內頒布，分別針對斯賓諾莎、丹尼爾·里貝拉（Daniel Ribera），還有胡安·德·普拉多（Juan de Prado）——一位比斯賓諾莎年長二十歲、后來常被視為“敗壞”斯賓諾莎思想的異見者。至于更早的烏里爾·達·科斯塔，此時早已自盡多年，波普金首先將他排除在外。

剩下的兩位候選人，經過逐一比對，也都站不住腳。胡安·普拉多被革出教門的官方時間是1658年2月4日，威廉·艾姆斯與“被猶太人驅逐的猶太人”會面之時，胡安·普拉多還在試圖與猶太社區和解，尚未被驅逐。

丹尼爾·里貝拉的情況也是如此，嚴格來說他并沒有被革出教門，1657年2月14日他仍然從猶太社區領工資，1657年9月還在出資資助猶太社區，而在他遭到指控之后，還沒等到猶太社區宣判，就提前離開了阿姆斯特丹。據考證，他甚至很可能根本就不是猶太人，而是西班牙天主教修士，只因被猶太社區認定他是異教徒，才受到驅逐。無論如何，當威廉·艾姆斯與猶太人會面之時，他已不在城中。

排除了所有已知的候選者之后，波普金的目光最終落回到斯賓諾莎身上。他的推斷是：在1657年前后的阿姆斯特丹，沒有任何其他已知人物同時具備三個條件——被猶太會堂驅逐、對《圣經》批判感興趣，還擁有貴格會翻譯工作所需的希伯來語、荷蘭語與葡萄牙語能力。盡管這項推斷不能完全得到確定，但它是迄今為止最為合理的解釋。

支撐這一推斷的，還有另一條耐人尋味的線索。1659年，撒母耳·費舍爾回到英格蘭的時候，“他回來時相當富有，再次踏上英國土地之后，他在1660年出版了《鄉村對拉比的警報》（The Rustick Alarm to the Rabbies）。這本煌煌七百多頁的巨著提出了斯賓諾莎后來撰寫的影響深遠的《圣經》批判論著《神學政治論》時提出的幾乎所有觀點”。波普金寫道。

這意味著，如果那位希伯來語譯者確是斯賓諾莎，那么那本貴格會小冊子將是他生平第一部留存于世的出版物；而撒母耳·費舍爾甚至可能是“十六世紀最激進的《圣經》批判者”、十七至十八世紀之交接棒激進《圣經》批判的斯賓諾莎和理查德·西蒙的思想先驅。

榮耀歸于大偵探理查德·波普金

這項發現并不屬于理查德·波普金。準確地說，那個最初的直覺，早在他之前就已經有人產生過。

1913年，英國學者海倫·克羅斯菲爾德（Helen Crosfield）便已推斷，1657年初威廉·艾姆斯會見的這名“被猶太人驅逐的猶太人”，很可能就是斯賓諾莎，很多研究貴格會的歷史學家都提到了這次會面。1956年，大衛·卡林頓（David Carrington）在《貴格派與猶太人》（Quakers and Jews）一文更進一步，明確指出斯賓諾莎很可能就是將瑪格麗特·費爾的小冊子從荷蘭語翻譯成希伯來語的猶太人。

直覺是廉價的。讓直覺變成論證，才是真正的工作。

理查德·波普金從1982年開始發表一系列證明這項推測的文章，逐步構建這項推測的證據鏈。1987年，他在與邁克爾·西格納（Michael Signer）共同編訂的瑪格麗特·費爾作品的希伯來語譯本的導言中，給出了他對這項猜測的詳盡表述。但是此時他并沒有注意到大衛·卡林頓在1956年發表的那篇文獻，直到大衛·卡茨（David S. Katz）送給他一份復本。波普金后來在書中加上了一份長長的附錄，將卡林頓的研究成果一一列明，正是為了把“榮耀歸于所應得者”——這是典型的波普金式做法，他認為學術研究就是與活著或逝去的學者持續對話，他的研究絕不無視那些塵封已久的研究文獻。

而大衛·卡茨，正是那個與偉大發現擦肩而過的人。他后來在緬懷波普金的紀念文章中坦承，他曾經讀完了同樣的文獻和手稿，同樣的念頭也曾在腦海中一閃而過，但他并沒有像波普金那樣鍥而不舍地追下去。這件事成了他學術生涯的“最大恥辱”。

讓波普金真正配得上“斯賓諾莎研究領域的諾貝爾獎”這一稱譽的，不是那個最初的猜想，而是他后來在倫敦公誼會圖書館里找到的那本書。那是一部1658年5月出版的希伯來語小冊子，屬于典型的瑪格麗特·費爾早期貴格會風格的《圣經》語錄和勸誡書的混合體，她向拉比們提出了二十個問題。它最后收入了兩頁撒母耳·費舍爾敦促猶太人皈依的勸誡的譯文，而這兩頁譯文，在英文原文中并不存在。

這一細節意味著：翻譯者不僅完成了委托的工作，還主動增補了內容。這不是一個被雇來機械翻譯文字的人的做法。波普金查閱的資料顯示，當時只有一名猶太人參與了貴格會的傳教活動。除此他還找到了這本書的兩個副本，以及另一個希伯來語-英語雙語版本于1660年在倫敦出版。

這項文獻的搜索工作歷時一年多，它證明了一件此前只是推測的事：與艾姆斯接觸的那位猶太人，確實收到了瑪格麗特·費爾的文本，并且如約將其譯出。

如果這部小冊子的譯者真的是斯賓諾莎，那么這些譯文將是他最早的出版物，這將修正與終結近百年來學界圍繞斯賓諾莎的第一部作品究竟是《神、人及其幸福簡論》還是《知性改進論》的漫長爭論。

在斯賓諾莎生平完全空缺的1656至1661年間，理查德·波普金為逐出教門之后的斯賓諾莎安排了一段短暫而平靜的擔任貴格會翻譯員的時光，他始終強調斯賓諾莎《神學政治論》之中的《圣經》批判與貴格會的撒母耳·費舍爾所持有的《圣經》批判立場之間具有相似性，認為斯賓諾莎早期關于“光”“精神”和“內在知識”的表述充滿貴格會的概念色彩，這意味著斯賓諾莎可能受到了貴格會的某些影響。以此而言，盡管以上證據都稱不上是決定性的，但是接受理查德·波普金的觀點，意味著認為斯賓諾莎曾經希望向猶太人介紹貴格會的觀念，或者說旨在改變阿姆斯特丹猶太人與基督徒的關系。

雪落無聲：另一個斯賓諾莎

1992年，理查德·波普金預告了自己下一個研究主題叫做“發明斯賓諾莎：從罪人到圣人”（The Inventing of Spinoza: From Sinner to Saint）。

他試圖揭示，斯賓諾莎在思想史上的“圣徒”形象只是虛有其表——十八世紀德國“泛神論之爭”（Pantheismusstreit）將革出教門的斯賓諾莎的“罪人”形象確立成了堅持真理甘受貧苦的“圣徒”形象，這種轉變恰恰緣于思想史對斯賓諾莎的形象塑造。

波普金想要解蔽的正是這層浪漫化的覆蓋物。在他的研究中，革出教門之后的斯賓諾莎并未陷入孤絕，而是平靜地離開了阿姆斯特丹塞法迪猶太社區，進入到了另一個歡欣鼓舞接納他的中產階級朋友圈子、一個以拉丁語為學術語言的文人共和國（Respublica Literaria），他的朋友和熟人具有不同的信仰背景——猶太教、天主教、門諾派、路德宗、社友會、索西奴主義和千禧年主義，他甚至還很可能為貴格會擔任了一段時間翻譯員。另一方面，不同于通常西方哲學史將十七世紀思想家二分為“唯理論者”和“經驗論者”（或“懷疑論者”），并將斯賓諾莎歸類于唯理論者的傳統敘事，在理查德·波普金筆下，斯賓諾莎及其同時代的千禧年主義者一道，構成了十七世紀近代早期介于唯理論者與懷疑論者之間的“第三種力量”（The Third Force）。

對波普金而言，“發現斯賓諾莎”的漫長學術之旅，其問題意識植根于他對自己作為美國猶太裔學者的身份認同。在他成長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一個出身紐約猶太家庭的男孩想要成為一位美國大學的哲學教授，實屬異想天開，然而他做到了。盡管他于1959年便獲得了正式的哲學教席，但同儕的排擠、思想史專著屢遭退稿而無處發表的窘境，以及在分析哲學氛圍包圍下身為局外人的深切絕望，曾令他幾欲放棄哲學。

這段困境并未將他困住。盡管岌岌無名的波普金在英語學術世界抑郁到了懷疑人生的地步，但他訪學歐洲期間，法國學術圈的頂級學者們很快接納了他，不斷將他引薦給更多的學者——他親歷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法國急劇出現的斯賓諾莎復興，遇到了許多終生摯友。更為傳奇的是，二戰后阿姆斯特丹猶太社區的生命之樹圖書館（ETS Haim）剛向公眾開放，時任管理員利奧·福克斯博士（Dr. Leo Fuks）慷慨地為他提供了學術便利，允許他在檔案館自由活動。1961年，波普金成了第一批查閱與發掘這座圖書館檔案的學者。

阿姆斯特丹猶太社區的生命之樹圖書館

正是在這個過程中，理查德·波普金“發明”出了斯賓諾莎——受過哲學、科學和神學訓練的十七世紀馬拉諾猶太人的典范。他在1981年11月21日的書信中向其友人描述包括斯賓諾莎在內的十七世紀千禧年主義者的標準寫照，正是“戴著一頂猶太小帽，整天研究猶太法典和邁蒙尼德……希望通過自己的改變來幫助猶太人改變信仰”。

如果說十八世紀泛神論之爭塑造的“貧苦哲人斯賓諾莎”的浪漫形象是一種“發明”的話，那么理查德·波普金無疑以偵探的直覺和于細微處見知著的謹慎，發明出了另一個斯賓諾莎——更為世俗化的、終生追尋普遍知識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這段被波普金一點點填實的漫長蟄伏歲月，構成了斯賓諾莎生前唯一匿名出版、引發軒然大波的“地獄鍛造之書”《神學政治論》（1670）的全部史前史。而波普金本人同樣經歷了漫長的蟄伏，才將有關斯賓諾莎文獻檔案的考據，融合到了一幅更為廣闊的十七世紀思想史圖景之中，那是一個懷疑論與千禧年主義彼此纏繞的世界。

盡管理查德·波普金戲稱自己關于斯賓諾莎與貴格會往事的研究，值得贏獲一座斯賓諾莎研究領域的諾貝爾獎，但令人遺憾的是，在當今斯賓諾莎學術研究的生產機制之中，他的學術發現仍然未能獲得應有的重視，很多當代文獻在盤點既往斯賓諾莎研究的時候，甚至對波普金的貢獻只字未提。

不過縱然雪落無聲，但雪畢竟來過。如果仔細追溯傾聽，作品就是一名孤獨學者漫長蟄伏歲月最為振聾發聵的回聲，一如在《米德爾馬契》最令人心碎的段落，喬治·艾略特以自由間接話語插言：

如果我們能夠敏銳地洞察和感知所有平凡的人類生活，就好像我們能夠聽到青草生長和松鼠心跳的聲音一樣，那么我們會在本應沉寂無聲的另一端被這個震耳欲聾的聲響嚇死。

2025年末少雪的冬季，一位不具名的小學者懷揣好奇之心，磨礱淬礪，頓牟掇芥，尋向所志，考述出了理查德·波普金筆下這段斯賓諾莎與貴格會悄然闃寂又驚心動魄的塵封往事。

（注釋從略，詳見即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毛竹新著《生平、抄本與流轉：塑造斯賓諾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