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吳 靜

編輯| 黃大路

設計|甄尤美

來源|electrive、carbuzz、autonews等

歐洲最大車企正迎來一樁非同尋常的人事變動。

大眾汽車集團監事會中公認唯一具備獨立立場的董事在過渡任期屆滿后，決定不再尋求連任。

多位公司治理領域專家與投資者警告，此舉徹底暴露出這家車企在轉型關鍵期，其陳舊的監管架構存在嚴重的制度缺陷。

德國國防設備制造商倫克（Renk）前首席執行官蘇珊娜·維甘德（Susanne Wiegand）于2026年6月17日向大眾集團發出通知：她不會角逐監事會下一屆席位。

監事會主席漢斯·迪特爾·珀茨（Hans Dieter P?tsch）在次日的大眾年度股東大會上隨即證實了這一消息。

維甘德的離任拋出了一個令資本市場愈發擔憂的核心疑問：在全球汽車行業劇變、唯有大刀闊斧改革才能重塑競爭力的當下，大眾那套曾被譽為“完美平衡股東、勞工、地方政府利益”的獨特治理體系，是否已然徹底僵化？

獨立董事離場，投資者批評聲浪加劇

對大眾集團而言，維甘德的離任，意味著投資者眼中最有望推動監事會提升獨立性的關鍵人物黯然退場。

長期以來，外界始終詬病大眾的實際控制權過度集中在控股股東、地方政界與工會代表手中。

維甘德于2025年7月5日加入大眾監事會，接替提前卸任的瑪麗安娜·海斯（Marianne Hei?）出任審計委員會主席。

需要厘清的關鍵事實是：她接手的本就是一個“補完前任剩余任期”的過渡席位，官方公告明確其任期至2026年股東大會為止。因此，她在6月的離場是任期自然到點，而非“任期未滿就提前撤離”。

但令投資者真正感到不安的，是她離開后，監事會中再無第二個人能扮演“中立仲裁者”的角色。大眾監事會的20個席位長期處于“圈層封閉”狀態：

依據德國《共同決定法》（Mitbestimmungsgesetz），工會代表占據半數10席；保時捷-皮耶希家族占據5席；卡塔爾投資局（QIA）占據2席；德國下薩克森州政府占據2席。

與上述陣營利益深度綁定的其他成員不同，擁有產業轉型與風險管理經驗的維甘德，是唯一置身于核心利益陣營之外的董事。

德國德卡投資公司企業治理專員坦雅·鮑爾（Tanja Bauer）指出，維甘德離任釋放出極強的負面信號。隨著她的離開，大眾監事會剩余成員的獨立立場已“幾乎歸零”。

傳統模式終結，“一切照舊已不再可行”

高層人事的動蕩，掩蓋不住大眾慘淡業績背后根深蒂固的結構性弊病。2025年，大眾集團營業利潤率跌至2.8%，創下柴油排放門事件以來的最低水平。

大眾汽車集團CEO奧博穆（Oliver Blume）直白地發出了嚴厲警示：大眾沿用數十年的傳統商業模式——“在德國本土研發車型與平臺，于歐洲生產，再銷往全球市場”——已經徹底行不通。

過去十年間，這一模式遭遇了多重致命沖擊，尤其是當下正在發生的兩大外部震蕩。

地緣政治與關稅重壓：美國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簽署的進口車關稅政策（對歐盟降至15%）正在產生實質性傷害。

大眾僅在2025 年前三季度就因此損失高達21億歐元，原本敲定的奧迪美國獨立建廠計劃也已被迫擱置，轉而考慮擠入田納西州現有的產能中。

中國車企本地化攻勢：中國品牌正憑借高效的生產體系在歐洲掀起白熱化競爭。

奇瑞與西班牙Ebro/EV Motors合資，啟用原日產巴塞羅那工廠已經在2025年下線整車；上汽集團在西班牙的本地化工廠也已經確定建設；比亞迪在匈牙利的工廠今年第四季度就要生產，而且還要在西班牙建廠；Stellantis與零跑汽車的合資產能也在歐洲落地。

德國德意志資產管理公司主管亨德里克·施密特（Hendrik Schmidt）在股東大會上毫不留情地指出：“大眾盈利疲軟絕非偶然，根源在于治理體系缺乏有效制衡與責任追溯。”

盈利告急與內斗僵局，改革迫在眉睫

大眾集團內部對自身處境的評估，甚至比外界更加悲觀。

據德國《經理人》雜志披露的內部調研顯示，集團9名管理董事中，有6人認為大眾正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其余3人也承認當前“形勢嚴峻”。

“一切照舊已不再可行。”大眾首席財務官阿爾諾·安特利茨（Arno Antlitz）強調，大眾目前的利潤已不足以支撐可持續發展。全產業鏈必須進行深度的降本提效。

為應對危機，大眾近期拋出了激進的成本削減計劃。對于外界此前關注的裁員數字，實際上是一個層級清晰的“總目標—階段任務—落地進度”執行體系：

總目標（5萬）：今年3月由奧博穆公布，計劃到2030年，在德國本土合計裁撤覆蓋大眾乘用車、奧迪、保時捷及CARIAD四個主體的5萬個崗位。

階段目標（1.9萬）：集團層面設定，在2026年底前先削減1.9萬個白領崗位。

已落地進度（2.8萬）：截至目前，已有2.8萬名員工簽署了自愿離職或提前退休協議。這是5萬總目標中已經穩步推進的執行成果。

由于工會占據了監事會半數投票權，大眾只能通過提前退休和高額離職補償等“自然減員”方式推進裁員。管理層主張大刀闊斧削減成本，而工會代表則極力守衛工人利益。

在這個需要艱難決斷的時刻，維甘德的離開意味著監事會失去了唯一的中立力量。

縱觀汽車工業125年的歷史與經濟周期的歷次低谷，破局之道從未改變：打造足夠具備吸引力的產品，讓消費者心甘情愿買單。大眾能否在僵化的治理結構與劇烈的內耗中跑贏時間，將是其未來十年的生死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