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日本《朝日新聞》6月23日報道,高市決定不出席7月在土耳其舉行的北約峰會,理由是“需要處理國會事務”,而將由外務大臣茂木敏充將代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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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面上看,這似乎只是一個日程沖突的技術性問題,但放在近年來日歐安全合作不斷升溫、北約積極推進“亞太化”的大背景下,高市這次缺席所釋放的信號,遠比官方解釋復雜得多。
一個能夠連續三年騰出時間出席國際峰會的國家,到了高市早苗這里, 突然就被所謂“國會事務”絆住了腳,這本身就說明問題。更耐人尋味的是時間線。據共同社報道,高市最初因預計美國總統特朗普等人將參會,也曾考慮出席。
也就是說,高市并非一開始就打算缺席北約峰會,而是在確認了某些信息之后才改變了主意。那么,高市在算什么帳?
筆者注意到有一個觀點,稱高市缺席可能是對特朗普表達不滿,后者據稱因在日前的G7峰會上當眾揭日本“歷史傷疤”(再次拿“珍珠港”事件類比美國突襲伊朗),導致雙方爆發爭議,甚至一度需要其他與會領導人出面勸和。
怎么說呢,筆者以為這可以被視作其中一個原因,但這遠非高市缺席北約峰會主因,而真正的主因有3個。第一,國內政治。高市眼下正協調在北約峰會召開前夕訪問印度,與莫迪會談。回國后還需出席參院決算委員會會議與黨首辯論。
在日本的政治生態中,與印度總理的雙邊會晤和國內黨爭,優先級竟然高于北約峰會。這本身就說明,高市政府對“印太四國”這一身份的重視程度,恐怕遠不如其公開宣稱的那樣高。
第二,對美戰略投機。當前北約正處于前所未有的動蕩之中。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多次公開批評北約成員國過度依賴美國保護,甚至要求各國將國防預算提升至GDP的5%,否則美國可能重新審視對北約的安全承諾。
特朗普甚至多次表示“絕對正在考慮”讓美國退出北約,所以在美國可能抽身而退的陰影下,北約的價值和未來本身都成了問號。高市選擇在這個節骨眼上“保持距離”,與其說是對北約的冷落,不如說是一種謹慎的觀望,即在不確定美國下一步棋怎么走之前,不把籌碼全部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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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北約內部對日本角色的分歧。北約并非鐵板一塊地歡迎日本。部分歐洲國家將日本視為介入亞太事務的重要跳板,希望通過防務技術合作強化北約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但也有不少成員國對日本加速軍事化保持警惕,擔心過度倚重日本會引發亞太緊張,甚至觸怒中俄等大國。
因此,高市或許判斷,與其親自到場面對質疑,不如讓茂木外相代為應付。說到底,高市的缺席是一面“鏡子”,照出了當前日本外交戰略的內在矛盾。
一方面,日本想借北約的平臺推進“再軍事化”、突破戰后體制束縛,甘當北約“亞太化”的急先鋒;另一方面,當北約本身面臨生存危機、當國內政治需要優先、當風險大于收益時,日本又會毫不猶豫退縮。
這種“既要又要”的投機心態,或許能在短期內規避風險,但長遠來看,損害的恰恰是日本最想獲得的東西,即作為一個值得信賴的戰略伙伴的國際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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