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洞橋底消失的夜市大排檔，被年輕創作者們“手搓”成了一座帶著拉美魔幻感的微型展廳；社區里淘汰的舊滑梯，閃爍著童年舊憶的微光；老城區隨處可見的乒乓球桌，承載著人與體育器物之間無聲的對白……那些你路過無數次卻從未留意的生活角落，在廣州美術學院的這場教學展覽里，化作了一段段有溫度、能講故事的絮語。

近日，一場特殊的教學成果展——“藝術實踐：來自日常生活中的數字”在廣州美術學院昌崗校區設計大樓三樓正式開放。展覽由廣州美術學院研究生院主辦、跨媒體藝術學院協辦，是該校研究生院跨專業開放課程的教學成果落地呈現。

水泥球桌、舊滑梯、紅膠凳……這一場藏在廣美教學樓里的藝術實踐，將廣州人的市井日常與集體記憶，變為鮮活的藝術樣本，也為我們打開了跨學科藝術教育新圖景。

來自全校8個院系的28位在讀研究生，組成9個創作小組，在為期6周的密集教學中完成田野調研、跨媒介創作與空間搭建，將作品嵌入教學樓的公共辦公區域，完成了一場“教學既是策展”的教育實驗。展覽還邀請了五條人樂隊御用設計師胡子擔任校外導師，為學生帶來手作創作的另類思路，也為不同專業的碰撞提供了外部參照。

在AI生成內容隨手可得、創作越來越依賴虛擬工具的當下，這場“走出去、親手做”的教學實驗，有著格外鮮明的現實指向。策展人、課程指導教師、廣州美術學院教授劉慶元表示，這場展覽的核心是重建人與人之間的真實連接，而展覽本身，也是教學現場最真實的延伸——它像一束微光，照見了年輕創作者走入現實體驗的腳步，也照見了藝術教育連接個體的可能。

田野調研：把城市現場搬進教學樓

展覽以“數字”為統一創作出發點。教師們在課程之初便立下規則：每一組作品都必須與一個專屬數字綁定。數字可以是樣本量、空間刻度，也可以是記憶坐標，最終目的是讓抽象概念落地到真實的生活語境之中。9組作品覆蓋在地田野、公共空間觀察、跨學科媒介實驗等多個方向，創作者們走出校園，走入鶴洞橋底、三元里街區、中大輔料市場、廢棄紙廠等城市現場，用調研、裝置、影像、行為等多元媒介，讓日常里被忽略的細節發出微光。

展覽開篇的《十字高架橋下的夜市》是最具煙火氣的作品之一。三位來自不同專業背景的學生，將目光投向了廣州鶴洞大橋下正在消逝的夜市——曾經這里大排檔云集、人聲鼎沸，是廣州夜間生活的標志性場景，當創作者數次前往調研時，連片的夜市早已退場，橋底只剩下通行的車流。為了留存這段集體記憶，他們從當地小販手中收購了一輛真實的夜市攤車，將其改造為一座微型移動展廳，并為這個早已不存在的市集虛擬了一塊“鶴洞橋底”的招牌。

“這是一群在城市縫隙中漂流的生存者……他們只能以流動的方式維系著最樸素的煙火日常。”攤車上的“省凳”（紅色塑料凳）與宵夜檔，搭配熱帶植物與動物模型，營造出帶有魔幻色彩的南方市井印象。創作過程中還發生了一段意外插曲：原本計劃安裝在手推車上的顯示屏因露天暴曬損壞，團隊臨時調整方案改用圖片呈現，反而意外契合了夜市露天、隨性的粗糲質感。在劉慶元看來，這種來自現場的偶發性，本身就是創作的一部分。

另一組學生則把目光投向了城市產業。《0-縫在布袋上的市聲》關注的是廣州美術學院附近的中大輔料市場。三位學生深入這片支撐珠三角紡織貿易的產業腹地，通過與攤主的深度訪談，記錄下大量來自一線貿易的鮮活表達——“島嶼那邊喜好細得像絲，成本扣得很死，東西摸上去還得潤”，這些帶著全球化貿易印記的“老板金句”，成為作品最核心的文本。創作者們收集了市場里各色各樣的布料碎片，將其堆疊成雕塑形態，并在其中嵌入動畫影像，把攤主的口語表達轉化為流動的視覺文本。這些終端市場里普通人的表達，印證了“任何生活都是可以被表達和描述的”創作理念。

同樣是扎根街區的田野調研，《四個人的火車站》選擇用理性與感性交織的方式，為流動的城市生活刻下可感知的刻度。四名擁有建筑、影像等不同學科背景的創作者，在廣州火車站周邊開展定點觀察，記錄不同時段的人流密度與聲音聲場。擁有建筑學背景的學生以“行走的建筑觀察學”為方法，將采集到的聲音數據轉化為視覺化的符號檔案。與此同時，小組內的兩位創作者開展了一場影像對話，在一來一回的互動中生成雙屏影像作品，將個人對地方的詩意感知注入理性調研之中，讓檔案與情緒彼此支撐。

比起喧囂的城市街頭，老舊廠區里的舊物，則藏著更厚重、更綿長的集體記憶。《1193601—19叁VI》由四名女生共同完成，作品名指的是廣紙家屬區的119棟住宅樓、共計3601戶。她們前往紙廠社區，收集門窗、座椅、花盆等生活舊物，通過分工改造，制作出一批帶有燈光的小型裝置。這些用廢棄材料重構的作品帶著樸素的溫度，如同對舊空間記憶的打撈，構建出一系列相互串聯的連續劇場。創作過程中，小組還邀請國畫專業的同學在木板上題字，不同專業的學生彼此協助、互相補位，印證了課程“打破專業壁壘”的初衷。

公共觀察：日常器物里的生活刻度

除了走進廣闊的城市現場，學生們也把觀察的目光收回到身邊，對準了我們每天路過、卻很少認真打量的日常器物。

《1/2》由視覺傳達設計專業的學生組成，他們以廣州老社區里隨處可見的乒乓球桌為調研對象，觀察這一體育器具如何嵌入居民的日常生活——老人遛娃、鄰里社交、孩童嬉戲，乒乓球桌早已超越了體育功能，成為社區公共生活的載體。作品以“半張乒乓球桌”為核心視覺：他們從老社區的乒乓球訓練室借來舊物，將一張球桌裁切為二，一半是真實的球桌，另一半則轉化為設計與想象，沿著球桌的動線，墻面、展陳、影像形成連貫的敘事，那顆“看不見的乒乓球”，成為整個空間最隱形的導覽員。劉慶元評價這件作品：“回應了生活與體育器具之間的關系，也喚起了幾代中國人的共同記憶”。

每個人的童年記憶里，是否都有一條公園滑滑梯？作品《7》用最樸素的材料，戳中了每個人心底的童年共鳴，也討論了公共空間的核心命題。兩位創作者收集了社區里淘汰的舊滑梯部件，將其裁切、重組，拼接成類似漢字筆畫的形態。這個造型從不同角度看，既像一個行走的人，也像介入的“介”字，又像公共的“公”字，暗合著“人介入公共空間”的核心議題。在滑梯筆畫的縫隙中，隱藏著關于童年滑梯記憶的影像，觀眾需湊近才能發現細節。整件作品沒有復雜的技術，卻用回收的日常器物，完成了對公共生活與童年記憶的雙重關切。

作品《坐著公交車去旅行》則將城市流動的視覺景觀搬進了展廳。來自灣區創新學院的三名學生，以廣州公交車身廣告牌為研究對象，累計收集了92種不同的公交廣告，對其色彩、圖案、內容進行系統的類型學梳理與數據化整理。展覽現場的角落恰好是一個盒型空間，創作者將其改造為透明的公交車廂造型，觀眾走入其中，便能直觀看到信息設計的可視化成果——色塊、圖形、數據共同構成了城市流動的視覺檔案。劉慶元表示，“這件作品也踐行了課程的核心理念——讓調研與分析可視化，讓不同專業的學生在日常中保持創作思考，而非等到畢業創作才開始落地。”

跨科實驗：學科破壁后的對話與新生

當不同專業的視角在日常議題上相遇，除了觀察與記錄，更能碰撞出突破學科邊界的全新表達。

《0&1-墨白》是本次展覽中學科跨度最大的作品，由實驗藝術專業與中國畫專業的兩位學生共同完成。他們共同走訪了廣州周邊民間信仰與祭祀活動集中的區域，將“煙”作為共同的創作母題：實驗藝術專業的學生用影像捕捉煙霧的流動形態，發揮視覺與視效的專業優勢；中國畫專業的學生則以毛筆書寫，將身體的節奏與筆法的韻律注入創作。“他們主動選擇走出各自的舒適圈，從最初的專業錯位、彼此陌生，到逐步試探、找到同頻，經歷了漫長的磨合。”劉慶元說。

最終，兩種表達在作品中融為一體：書法的筆畫與煙霧的形態彼此交織、氣韻共生，甚至創作所用的墨水，都混入了他們現場收集的煙灰。在劉慶元看來，這件作品的價值不止于美學呈現，更在于它證明了跨專業合作的可能性——傳統與當代并非對立，打開自己、彼此碰撞，就能生發出對中國文化的全新理解。

作為展覽最后一件可互動作品，作品《10000》呈現了最標準的跨學科配置：繪畫學院、跨媒體藝術學院與工業設計學院的三名學生各司其職，共同完成了這場關于“觀看”的實驗。繪畫專業的學生在墻面上繪制了四人持萬花筒觀察世界的場景，呼應著手機時代人人皆有取景框的現狀；跨媒體專業的學生拍攝了大量日常里“路過的風景”——那些未經刻意構圖、在生活中一閃而過的畫面；工業設計專業的學生則制作了一批手持萬花筒。觀眾拿起萬花筒對準墻上的視頻，原本普通的日常影像便會折射出全新的、充滿迷幻感的視覺圖景。在創作者的構想中，這件作品未來還可延展為“視覺圖書館”：人們可以用萬花筒觀看彼此的手機畫面，在不同的觀看方式中重新發現日常的審美價值，也讓課程的實驗性延伸到展覽之外。

這場“閃現”在教學樓走廊與轉角的展覽，藏著對藝術教育的全新思考，也回應著這個AI時代里最核心的創作命題。策展人劉慶元在南都專訪中，從教學模式、手工價值聊到新大眾文藝，解讀了這場“實驗”背后的深意。

公共空間的激活：讓做展覽成為藝術學習的日常

南都：本次展覽提出“教學既是策展”的理念，這種“課程與展覽同步啟動”的教學模式，為當代藝術教育開辟了哪些探索路徑？

劉慶元：當下討論課程與教學，無法脫離AI全面介入的時代背景。AI工具能夠快速給出標準化、看似正確的答案，但我們的課程核心是引導學生主動構建屬于自己的創造性學習路徑，讓學習本身成為一種持續創造。

我始終認為，自我教育是創作者不可或缺的內在品質，而教師的核心職責并非單向灌輸知識，而是在協同實踐中完成雙向教育，教學本身是師生互相滋養、彼此啟發的過程，絕非一言堂的單向輸出。這次課程核心要求是，所有小組走出教室，深入社會現場、市井生活與城市現實景觀，教師陪同，在行走、交流、對話中建立人與周遭世界的認知聯結。倘若剝離實地調研、現場溝通這類有機的實踐過程，課程創作便失去了根本意義。

因為強調落地實踐，而非紙上PPT方案，部分學生最終選擇退出。留存下來的9組團隊，每周奔赴不同城市現場調研，每次歸來都帶著獨屬于田野的故事分享，如同外出探尋后帶回各自的見聞。六周緊湊的實踐周期里，學生從最初對創作方向茫然忐忑，到逐步摸索、穩步推進，整個過程充滿師生思想的反復碰撞。傳統創作是1+1=2，我們共同探討的是“在何種條件下1+1能夠等于 2”，在思辨中挖掘多元可能性。教學是動態修正、彼此追趕的過程，不存在恒定不變的標準答案，這也正是實驗藝術回應現實問題的核心路徑。

此前很多學生從未參與完整落地的藝術策展項目，因此教師需要具備導演的全局意識，不能被動等待學生交付標準化方案，而是深度投入、推進每一個實踐環節。課程結束后我們會復盤，力求每一屆課程展都能形成獨立完整的藝術計劃，這也是當代藝術學習不可或缺的訓練。

南都：這次展覽沒有選用標準美術館空間，而是直接利用校園辦公公共區域。這樣的空間與教學形式，能給學生帶來哪些區別于傳統展覽教學的收獲？

劉慶元：這次展覽場地位于廣州美術學院研究生院的教學辦公區域。課程的初衷之一，便是激活這片原本閑置、空白的公共區域，讓教學、辦公、交流、展示在同一個空間里共生。

籌備階段，我長期觀察教學樓這片公共空間，不斷思考如何讓展覽自然嵌入教學辦公場景，達成一種無邊界的場域體驗——師生日常交談、上課通勤時，不知不覺便置身展場，讓校園公共空間成為教學的延伸載體，這是課程展第一層核心價值。

以往我們做展覽，是把作品做好送去美術館，和日常是相對脫節的。而這一次，作品就分布在辦公區的走廊、轉角、大廳里，師生上下班、上課開會都會路過，甚至外賣員送餐時也會駐足觀看。展覽不再是一個需要“專程前往”的事件，而是變成了日常環境的一部分。

這種限定性的空間也帶來了挑戰：沒有專業的展墻、沒有標準的動線、空間體量有限，但恰恰是這種限制，倒逼創作者們思考如何讓作品微妙地嵌入環境，讓觀眾在不經意間走入展覽。這片空間未來可以成為常態化的教學展示場，學生課程作業、小型創作計劃都可以在此落地。我還是希望同學們不要等到畢業設計，平時就要進行這種日常化的思考，讓做展覽成為藝術學習的日常。

南都：年輕人是數字時代最核心的參與者與消費者。在你看來，千禧一代眼中的世界、他們所理解的“數字”帶給你哪些啟發？

劉慶元：我無法片面定義年輕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但人與人認知、視角的差異化，本身是多元社會珍貴的特質，我們不必強求所有人趨同統一。教育真正的使命，是搭建溝通的橋梁，將個體差異化的感受匯聚成共生的創作能量。

很多時候，即便學生按時完成作業、取得合格評分，人與人之間真正的溝通通道并未建立，這也是我每一次開課都持續反思的問題。授課的全過程，本質都是搭建對話橋梁，讓我持續沉浸在與青年溝通的狀態之中。

長期以來，我們容易被固化的專業概念束縛，表達淪為標準化的名詞堆砌，缺少對固有定義的全新解讀。而本次課程以“數字”為統一創作線索，恰好打破了這種固化認知：每一個數字背后，都承載著獨屬于個體的生活記憶與私人敘事，無數私人視角交織，構筑起廣闊且無窮盡的日常世界。

當AI能一鍵生成“手搓”的意義是什么？

南都：本次展覽大量作品帶有濃厚的手搓質感，在 AI、短視頻等高速數字媒介盛行的當下，手工這種慢媒介承載著何種獨特價值？

劉慶元：這個課程并非強制要求手工創作，也有小組合理運用AI輔助創作，但我強調AI痕跡不能太重。以手造物的第一層價值，便是訓練創作者的專注力。在以手造物的過程中，能夠觸碰材料本身的特點，你不觸碰它，怎么知道它會割手？你沒有用嗅覺去聞它，怎么知道這個街區有一種飯菜的氣味？造物行為的培養，本質上是訓練自己的感知力，因為信息洪流會讓你變成一個越來越沒有感覺的人，但是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找回我們的感覺，搭建現實體驗與虛擬之間的緩沖地帶。這是一種感知訓練，感知這很重要，它會讓我們的孩子更強壯一點。

南都：學生們很善于發掘城市民間景觀與在地生活符號并展開創作，比如省凳、夜市推車、紡織城等，在教學指導中，如何啟發學生從這些符號中找到自己的語言、構建自己的敘事？

劉慶元：學生帶著田野調研素材回到課堂分享時，師生始終處于平等交流的狀態。只是我跑得快一點，當我跑太快的時候，我會轉過頭來，等一等同學，讓他超越自己，我們再一起往前走。整個指導過程是動態循環、反復磨合的。

以《十字高架橋下的夜市》為例，最初計劃在夜市手推車上安裝顯示屏播放影像，卻因戶外暴曬導致設備損壞，團隊臨時改用實拍圖片完成呈現，意外貼合夜市隨性露天的原生氣質。大象、鱷魚、恐龍等熱帶動物模型，放置于復刻的大排檔場景中，跳出純粹現實主義，營造出一種超現實視覺，帶有拉美文學獨有的魔幻市井質感。

我始終向學生強調，田野調研的核心是故事分享，彼此交換現場見聞，是跨專業創作不可或缺的品質。符號不是直接照搬堆砌，需要結合創作者自身的觀察、感受與現場偶發事件，自然生長出獨屬于小組的敘事脈絡，讓地域符號擁有真實的情感。

新大眾文藝的核心是找回人與人之間的真實連接

南都：當下“新大眾文藝”的概念被頻繁提及，在你看來，它較之傳統意義上的大眾文藝，核心內涵是什么？

劉慶元：我覺得最核心的不同，是很多生動的人、生動的故事被重新發現了。以前我們說大眾文藝，可能是自上而下的、普及性的，但現在的新大眾文藝，是很多原本就在生活里的人，開始主動產出自己的表達。我認為“新大眾文藝”的提出，某種程度上是因為我們社會化分工越來越精細，藝術家、知識分子、物理學家、化學家等，但從創作的角度，其實每個人都有產出自己作品的權利和自由。

我周圍有很多這樣的朋友。比如我認識的大貨車司機，一邊跑長途一邊寫小說，用文字記錄自己的生活；比如有個農村婦女，只看過一次繪畫班訓練就報名，年紀最大卻最投入，描繪自己的世界。這些人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文藝工作者，但他們有表達的欲望，有自己的生活經驗，他們的創作就是新大眾文藝的一部分。它不是符號化的、景觀化的，而是讓我們重新留意身邊的人和事。就像我們這個展覽里的作品，滑梯、夜市、公交車廣告、輔料市場，都是平時大家忽略不計的東西，但當你去觀察、去表達，它就有了文藝的重量。

南都：藝術創作的職業壁壘正在被打破。在你看來，是否意味著一種去精英化的藝術生產方式正在從邊緣走向主流？

劉慶元：這個壁壘就算你不去打破它，生活也會打破它。人是需要流動和交流的，就像天氣有晴有雨，這是很自然的狀態。區別只是在于，為什么有的東西可以稱為“文藝”或“不是文藝”，所以問題在于我們對文藝的理解也發生了變化。我們不再僅僅認為“劉慶元做的就是文藝，非劉慶元做的就不是文藝”，因為“我”已經改變了，“我”并不重要了。我們看別人或者能在別人身上吸收什么變得非常重要。每個人都是彼此的展覽，每個人都是彼此的故事，每個人都是彼此的角色，就是這樣。

我自己一直是認同去精英化的，當然這不代表我自己不是精英，而是說我有這個意識去靠近、去嘗試。說實話，把自己精英化不是一件很難的事，但去精英化很難。恰恰因為難，才值得去做。因為藝術之所以有意義，就是因為有問題需要回應。有問題時候的才是藝術。如果一切都完美、都正確、都高雅，那是沙龍藝術、享樂藝術，就失去了藝術最本真的力量。當然，去精英化不是降低標準，而是放下身段，回到生活里，回到人的連接里。我們做教育、做在地實踐，本質上都是在做這件事。

南都：在你看來，大眾是藝術的觀看者，還是共同創作者？專業藝術家該以什么樣的姿態介入大眾生活？

劉慶元：首先我覺得，藝術家不用太討好大眾。藝術家是一個職業，有自己的專業思考和表達邏輯，這是最基本的。但同時，藝術家和大眾之間不是單向的灌輸關系，而是可以有共情、有分享的。比如有人找我刻一根蔥，老百姓有這個需求，我愿意提供我的技術，這就是分享，是雙向的。我不會覺得“刻蔥是侮辱我的專業”，沒有的事。但如果是讓我做個商業logo、咖啡杯，我沒興趣，就會拒絕。決定做不做的標準，就是“有沒有人與人之間對話的情感”，有沒有交流的感覺。情感是底線，沒有情感的事，就不是我要做的。說到底，我們一直在做的事，就是想重新找回人與人之間真實的情感連接。

南都：在短視頻主導公共傳播的當下，很多展覽作品會經歷被拆解、被娛樂化的轉譯，你怎么看待這種傳播中的“翻譯”？藝術家如何應對這種傳播邏輯？

劉慶元：不用過度關注傳播。如果為了傳播去創作，就變成博主了，作品里生動的東西就沒了。比如前陣子做“街鋪美術館”這個展覽，是想讓更多做社區實踐的人知道，還有年輕人在做這些事；想讓街道、讓街坊能看到，有這樣的創作在關注他們的生活，這就夠了。后面有人來拍、來傳播是自然發生，不是刻意追求的。現在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是，大家評論風景、評論美食，說的話都越來越相似，被現成的詞匯捆綁住了。創作不能這樣，人一定要是變化的，不被現有的概念和詞匯綁架，才能生出真正生動的東西。

南都：最后，這場課程展給你的教學和藝術實踐帶來了怎樣的啟發？

劉慶元：它又一次驗證了，跨專業的教學里，每個人都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生活是所有人共同的課題，沒有誰高誰低。當下做老師的標準和要求一直在不斷迭代和更新中，你要投入大量的準備，要跟AI相處但不被AI帶著走，要把課堂的邊界延伸到生活里去。但也正因為難，才有意義。課堂從來不是只在教室里的，它在街頭、在市場、在橋底下，在所有有人的地方。我們多走一步，就能多探討一種可能性。我相信再過十年二十年，會有越來越多人選擇另一種生活方式——比如放下手機，去徒步，去真實地接觸世界。人類自己創造了技術，也一定會自己創造新的生活方式。豐富就好，不用都一樣。

采寫：南都N視頻記者朱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