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1946年初在重慶。佚名攝

文 | 陳杰，作者授權發布

魯桂珍，這位“東方魔都”上海人眼中“嫵媚、瀟灑，綽約風姿頗像當年阮玲玉”的南京金陵女子大學高材生，1937年冒著全面抗戰爆發的戰火奔向英國劍橋大學，結識了“聞名的劍橋科學家”約瑟夫·尼達姆（Joseph Needham），后取名“李約瑟”。

赴英一路艱險途中，魯桂珍憑著知道的尼達姆的一些著作，心里在想將遇到一位白胡須老先生，然而站在她面前的卻是一位頭發烏黑的年輕生物化學家，氣吁吁地東奔西走，身上穿件被做實驗的酸液爛穿了好多孔的白色工作服。“他已是一位因研究生物化學、胚胎學和實驗形態學之間的邊緣科學而聞名的劍橋科學家。他早已得有博士學位，既是哲學博士，又是科學博士，而且已經是英國皇家學會會員。”這是魯桂珍見到尼達姆強烈的印記。

“我們和李約瑟之間漸漸產生一種奇異的磁力。隨著他同我們的交往越多，就越覺得我們在科學的理解力和理智的洞察力方面，都完全同他一樣；這就使他慣于探究的頭腦詫異：為什么現代科學只起源于西方世界？再過了許久，他和我一起開始研究中國歷史之后，第二個問題又發生了：為什么在早先的14個世紀里，中國對于自然現象的知識和用以造福人類方面又遠勝過歐洲？”魯桂珍后來說。

這是“李約瑟之問”發生的“胚胎”，“李約瑟之問”完整表達見于李約瑟獻給魯桂珍的著作《文明的滴定：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為什么現代科學沒有在中國（或印度）文明中發展，而只在歐洲發展出來？為什么從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15世紀，在把人類的自然知識應用于人的實際需要方面，中國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更有效率？

回答“李約瑟之問”是李約瑟后半生傾注全部心血寫作《中國科學技術史》的主要動機。“李約瑟之問”是李約瑟深研中國科技史的核心問題。

（一）往日“尼達姆”出自英國劍橋有史最左傾、最激進的一代

1937年，從蒙難的祖國來到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3位中國留學生，也是劍橋史上首批來自中國的留學生。這一年，李約瑟的人生發生了巨變以及信仰“皈依”，“他們（三人）給我的影響遠比劍橋大學給我的為大。”李約瑟后來說。畢業于燕京大學的沈詩章隨高級講師尼達姆一起工作，研究胚胎生物化學；魯桂珍受尼達姆的妻子，也是生物胚胎學家多蘿西·尼達姆（Dorothy Needham）指導，繼續研究有關腳氣病和維生素缺乏癥之間關系的課題。畢業于金陵大學的王應睞從學生化學家戴維·凱林（David Keilin）。

魯桂珍認識尼達姆之前，他已經是有堅定信仰的社會主義者，1930年代英國“科學與社會”運動活躍的左翼“青年科學家”之一。尼達姆夫婦是劍橋城內社會主義者伉儷。

作為20世紀30年代后半期劍橋大學部的共產黨學生主角之一，劍橋共產黨學生支部書記，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Hobsbawm）在其自傳《趣味橫生的20世紀》寫道，“我所屬的時代，是這所大學有史以來最左傾也最激進的一代。”正值劍橋史上的鼎盛期，劍橋幾乎與英國的科學成就畫上了等號。“最左傾、最激進”以及科學成就“鼎盛期”這兩種現象無法分割開來：難得有任何時期像20世紀30年代那般，出現了許多保持偏激政治立場的著名自然科學家，而且人數多得不成比例。

霍布斯鮑姆又說，“20世紀30年代的牛津和劍橋竟然都受到左派主導，這是相當令人驚訝的現象。”“讓劍橋走紅的人物來自兩大學術重鎮——卡文迪什實驗室與生物化學實驗室的物理學家和生化學家。”

尼達姆夫婦同屬霍布金斯生物化學實驗室。從1920年到1942年，劍橋生化實驗室是李約瑟真正的家。“實驗室里占優勢的左翼思想情緒完全適合我們。”“好多工作人員思想都很進步。”魯桂珍回憶。

1929年世界爆發經濟危機，使國際性左派迎來紅色1930年代，知識界是左翼的天下。1931年英國大選，李約瑟作為年輕的工黨黨員開始在劍橋大學支部和劍橋地方支部積極活動，同時又在本地和全國范圍內致力于恢復“科學工作者協會”組織。“多少年來——實際上在整個西班牙內戰時期，他一直在劍橋工會聯合會中作為科學工作者學會的代表。”魯桂珍記道。

（二）“尼達姆”第一次意外遇到布哈林、赫森產生科學史觀“滴定”

1931年6月29日至7月4日，尼達姆作為理事會成員，出席在倫敦科學博物館講堂舉行的第二屆國際科學史大會。會議引起極大轟動，時任蘇維埃最高經濟委員會工業研究部主任、科學院知識史委員會主席布哈林帶領蘇聯最著名8名科學家組成代表團意外出席，成為國際科學史至今的一個里程碑事件。原蘇共“黨內頭號思想家”布哈林因與斯大林的政見分歧，1929年被解除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和《真理報》總編輯之職。代表團成員、理論物理學家赫森向大會提交論文《牛頓<原理>的社會與經濟根源》，后被冠以“赫森論題”，與“默頓論題”“李約瑟論題”（“李約瑟之問”）“齊爾塞爾論題”，并列為國際科學史的四大論題，如今被廣泛引用，成為研究范式。

“赫森論題”包括兩項主要論點，一為牛頓《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主題源于17世紀初新興資產階級的經濟需求而產生的突出技術問題；二為牛頓作為新興資產階級的產物使得《原理》呈現出唯物主義的萌芽與神學信條相混雜的形態。這是世所公認第一次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研究科學史的系統探索之作。論文最后說：“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科學才能真正地成為全人類的財富。”

尼達姆認為，赫森的論文是會議引起最大反響的“一篇發言”，46年后，他作為第二屆國際科學史大會唯一健在的理事會成員，“毫不后悔地向赫森的幽靈焚香。”社會主義者、劍橋大學晶體學家貝爾納（J.D.Bernal）也出席了這次會議，他描述這次大會為“俄國十月革命以來最重要的一次思想交流的會議”，大會最主要的成功就是“與激進的左翼人士取得了聯系”并引起了李約瑟等這些年輕科學家對辯證唯物主義的關注，其中赫森關于牛頓的文章，“對英國來說，是對科學史進行新評價的起點。”

尼達姆深受貝爾納的影響，貝爾納出版科學社會學開山之作《科學的社會功能》一書1939年贈給尼達姆夫婦，其中指出，“科學就是共產主義。因為在科學中，人們學會了如何自覺服從于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又不喪失他們的成就的個性。”“近幾年來，中國開始獨立自主地發展科學。縱觀有史以來的大部分時期，中國一直是三大或四大文明中心之一。在這個時期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國一直是政治和技術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但有意思的是，現代科學的出現和隨之而來的技術革命不是發生在中國，而是發生在西方。”隨之，貝爾納分析了原因，“在整個19世紀，西方通過貿易戰爭、爭奪租界權的斗爭以及破壞有秩序的政府等方式來干涉中國，有效地阻止了中國科學的發展，正如它阻止了印度的發展一樣。”貝爾納“有意思”的問題就是“李約瑟之問”發生的“胚胎”之一。

李約瑟后來追憶，“大約在1938年，我開始醞釀寫一部系統、客觀、權威的專著，討論中國文化區的科學、科學思想和技術的歷史。……對所有這些問題的回答首先在于不同文明的社會、思想、經濟結構。”運用赫森、貝爾納闡述的社會主義科學史觀以及唯物辯證法是李約瑟主要思想資源的“滴定”。

荷蘭科學史家H.弗洛里斯·科恩（H. Floris Cohen）在《科學革命的編史學研究》中稱，“由于受到赫森1931年演講的影響，李約瑟的社會主義信條得到了鞏固，自那以后他一直保持著強烈的馬克思主義色彩。”

令人痛惜的是，在蘇聯肅反運動中，赫森因被認定參與1934年謀殺蘇維埃領導人恐怖襲擊事件定罪為“人民的敵人”，1936年12月20日被槍決，1955年平反。布哈林以“叛國罪”于1938年3月14日被秘密處決，1988年恢復名譽。探索科學高峰的陡峭山路上少不了風險、磨難以至犧牲。

李約瑟1943年5月在四川樂山木材實驗室。唐燿攝

（三）“尼達姆”出征中國前是一位具有社會主義信仰的科學家

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引發全世界左右翼知識分子大決戰。在英國，尼達姆組織各種社會活動，發表演說，參加游行集會，堪稱一位社會主義斗士。魯桂珍最早為尼達姆吸引也是他投身支持西班牙左翼的行動，她在上海從報紙上讀到一條消息：劍橋大學約瑟夫·尼達姆擔任康福德——麥克洛林基金會的司庫，該會的宗旨是救助反抗西班牙佛朗哥政權而捐軀的國際縱隊成員的遺孀。她當即決定安排到英國留學。

1937年，當日本軍國主義挑起對華全面侵略戰爭，尼達姆第一時間加入聲援中國抗戰的社會活動，以劍橋大學副教授的名義發表支持中國的文章，反對他的國家對這場戰爭采取綏靖和妥協政策，撰寫關于中國抗戰局勢的小冊子，一有機會到倫敦就去游行，旗幟上印有自寫的口號：“援助中國！”

1939年11月15日，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高級學者召開會議，一致同意，說服英國政府出于道義作出干預，扶助中國知識界生存下來，派遣富有同情心的英國人到中國，調查那里的局勢，找出中國大學最缺哪些援助，怎樣實施英國政府提供的幫助。

英國外交部下屬的英國文化委員會作出派遣李約瑟前往中國的決定，此時他已是一位具有社會主義信仰的科學家。

（四）“李約瑟”3年在中國跋涉車輪上“長征”

1954年，當皇皇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出版，李約瑟在序言寫道，“中國的全部科學技術史，應該是任何一部世界成就史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在劍橋，魯桂珍教尼達姆學習漢字，建議尼達姆到中國旅行，她根據英文原名的中文發音與中國姓氏規則為尼達姆精心挑選了“李約瑟”這個名字。1939年李約瑟和魯桂珍合作完成論文《中國人對食物療法的歷史貢獻》，魯桂珍把李約瑟引入一個全新的領域。

曾任李約瑟研究所所所長何炳郁評價魯桂珍對中國科技史的最大貢獻就是引出一個李約瑟，假如她沒有在1937年去英國，恐怕科學史上不會有一個李約瑟，而僅在生化學界有一個Joseph Needham（約瑟夫·尼達姆）。

1943年2月李約瑟從印度加爾各答出發，沿著“駝峰航線”，飛越喜馬拉雅山脈，抵達中國昆明，由此開始長達3年多的援華科學行動，直到1946年4月，離開中國香港，返回倫敦繼赴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任自然科學部主任。3年長途跋涉，克服重重困難，帶領中英科學合作館同人，訪問中國10個省份296個大學及科研機構，提供一批批急需的科研儀器設備圖書。李約瑟戲謔道，一路看到的比他的中共朋友在長征途中看到的還要多。不過他承認自己基本上乘坐可靠性很差汽車完成行程，而紅軍全靠兩條腿行走了8000英里。

李約瑟（左）與中央防疫處處長、微生物學家湯飛凡1944年8月在昆明西山。 李約瑟攝

李約瑟抓住在中國實地考察的機會，與科技界學者廣泛討論交流和收集研究寫作所需的文獻資料，追尋“李約瑟之問”。1943年4月27日到達成都，他開講：“現代科學何以不在中國發展”。李約瑟稱，在中世紀，中國的科學和技術比歐洲遠遠領先。他當時的秘書黃興宗記錄道：“我本人，如同許多其他聽眾一樣，都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話，感到大吃一驚。他接著發問：那么，為什么現代科學在歐洲發展而不在中國發展？在此后的十多個月里，我多次聽到他重復這一問題。接下來經常會有熱烈的討論。有時，他也表露過，打算在戰爭結束以后花費一點時間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我相信，如果那時有人對他說，他以后在這方面將要承擔多么漫長、廣博、精深的鉆研任務，即使是他自己，聽了也會嚇壞。”

李約瑟1943年5月在成都演講。佚名攝

李約瑟撰寫《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目標是促進人類不同文化的交互融合。科恩稱道：“在20世紀的學術史上，鮮有一個樸素的問題能夠引出如此壯觀的成果。”“他所有的著作都是激動人心的探索，不對任何問題作最后結論，卻打開寶藏的礦山，讓其他學者嗣后能進一步開發——加以修改，校正，充實。”魯桂珍說。

1946年2月-3月，魯桂珍在重慶。李約瑟攝

歷經近 90 年的探尋，“李約瑟之問”絕不是一個偽命題，但也不是一個存在標準答案的智力問題，而是一個科學史上高度凝練、具有啟發式的論題，是一座吸引無數智者 傾情仰望亦需艱辛攀登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