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976年6月25日，羅訴韋德案確立墮胎合法三年半后，《天魔》在影院上映。我記住的不是那些穿刺、斷頭、上吊的死法，不是小達米安的詭異，也不是格里高利·派克的威嚴——我記住的是可憐的凱西。
凱瑟琳·索恩，駐羅馬美國外交官后升任駐英大使的羅伯特·索恩之妻。電影開篇，她在產后恢復中昏睡，神父告訴羅伯特：孩子出生后只活了幾分鐘。羅伯特說——“我怕這會要了她的命。天啊，她想要孩子想了好久好久。”神父提出解決方案：有一名產婦死于分娩，嬰兒可以冒充他們的孩子。“你把孩子帶給她，她永遠不會知道。”羅伯特猶豫之后同意了。這是出于愛。實際上，這是無從想象的背叛。
凱西毫不懷疑那是親生兒子——她沒有理由不信任丈夫。她愛達米安愛得深。保姆在生日派對上自殺，達米安進教堂前瘋狂發作，野生動物園里獸群沖向汽車……她開始崩潰，但認定是自己腦子有問題，不是孩子。“幫我找個心理醫生。”她對羅伯特說。而羅伯特早已見過瘋瘋癲癲的布倫南神父，神父知道達米安不是親生的。羅伯特沒告訴她，他不信神父關于達米安本性的說法——一個世俗之人，一個搞政治外交的人，宗教和迷信一開始不在他的世界觀里。
1998年秋天，我十一歲。墮胎醫生巴奈特·斯萊賓在自家廚房窗邊準備晚餐時被槍殺，事發地離我出生地約一小時車程。那時我對墮胎已有模糊認知。1996年克林頓連任，班上女孩鸚鵡學舌：“我媽說他是嬰兒殺手。”我回家問母親，她氣瘋了我被暴露于這種言論——那是另一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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