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優績主義”（meritocracy）一詞在互聯網上引發著持久的討論。從教育界到職場，幾乎人人都在批評“優績主義者”。但在批判之前，卻似乎鮮有人深入地討論過這個詞的內涵與歷史。

1958年，英國社會學家邁克爾·揚在著作中系統性地提出這個概念。優績主義認為，個人應憑借其能力、努力和成就獲得相應社會地位和經濟回報。這一觀念不僅形塑了現代社會有關何謂“優秀”的諸多想象，也深刻影響著不同國家的社會制度。優績主義的觀念看起來十分積極，但也被邁克爾·桑德爾等學者認為過于強調個體能力對事業成功的影響，容易滋生一種“精英的傲慢”。然而，與如今飽受批評的現況相比，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它都曾發揮的是推動弱勢群體解放與社會文明進步的正面作用。今年，英國學者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的《才華貴族》一書引進中譯本，為我們打撈起了這段優績主義被遺忘的歷史。伍爾德里奇認為，我們迫切地需要從思想史的角度，針對優績主義的形象由正面向負面的驟然轉變，做一次全面的分析與反思。

今天，當我們熱火朝天地討論和批判優績主義的時候，我們究竟在談論什么？回到中國的語境，優績主義觀念又在如何影響我們對自我、他人，乃至何謂“優秀”的看法？

我們又是否可能走出優績主義？本期專題，我們通過專訪多位學者和寫作者，試圖探討這些問題。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6月12日專題《反思“優績主義”：我們如何理解“優秀”》的B06版。

在中國，Meritocracy這個詞曾經被翻譯為“賢能主義”，而非“優績主義”。在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林小英看來，這看似只是一個翻譯的轉變，背后反映出的是一系列認知和實踐的問題。它關乎到社會對于一個“優秀的人”的評價的變遷。

這個翻譯的轉變，也道出了優績主義在當代遭遇批評的原因：我們的社會正在被一種審計文化重塑。在這種文化的影響下，社會的各個機構的從業者都傾向于用一種計算式的思維行事。比如，在學校里，教師淹沒于無數的考評表格中，學生們用碎片化的閱讀和精美的PPT“表演”學習。AI的崛起，則使得這些現象變得更加普遍。

作為一種觀念，優績主義并非只靠個體的信念支撐。社會機構、學校、家庭，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共同支撐著優績主義觀念的地基。它們如此堅固，以至于讓我們不愿反省。林小英認為，優績主義的問題，除了個體的反思，更需要放置在更大的社會環境中去思考。當人工智能的變革席卷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我們也從未如此迫切地需要重新審視教育的目的應該是什么？從家庭到學校、社會，我們究竟又應該期待未來的學生們成為什么樣的人？

以下為本刊與林小英的對話：

林小英，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教育政策研究、質性教育研究、教師專業發展，曾出版專著《縣中的孩子：中國縣域教育生態》等。

審計文化與優績主義

新京報：英國學者伍爾德里奇在《才華貴族》這本書中，討論了世界范圍內的優績制演進歷史。不過討論亞洲的部分很少。在您看來，書中討論的歐美優績主義問題和中國的有什么不同？

林小英：《才華貴族》這本書和前面的基本講優績主義的書不太一樣。包括《精英的傲慢》《精英陷阱》其實更多提供一個當代的切片，講我們當代有哪些問題。伍爾德里奇這本書提供了歷史的視角，這個視角會讓我們看到，我們當下討論的優績主義問題，并非獨一無二的問題。而且也能更客觀清醒地看待優績主義——為了獲得它，我們曾經冒著巨大的風險，也做過很多斗爭。

對優績主義，不論是褒揚也好，還是批判也罷，本質上都是一種心智活動，它其實也需要閑暇和余裕。每天都忙于生計，可能就很難去反思優績主義的事情。但其實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對優績主義可能有更深的感受和理解。我們是一個有著最長久俸祿制歷史的國家。通過考學，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過去我們對這些國家公務員的要求是“德、能、勤、績、廉”。從這個角度來講，如今我們講的優績主義Meritocracy這個詞，是一個比較西方的譯法。曾經在大概2000-2010年間翻譯是“賢能主義”，這是一個更符合我們中國語境的翻譯。

賢能主義同時強調的是才華和品德，即你的能力應該服務于公共善。就像張載講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和現在優績主義中提倡的那種原子式的、專注于與他人競爭和比較的個人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認為從中國本土的歷史出發去考察優績主義概念，在今天也是非常必要的。因為這看起來只是一個翻譯問題，實際上翻譯問題能帶來觀念的陷阱。優績主義讓現在很多人痛苦，可能和我們對它的理解本身出了問題有關。

《才華貴族：優績制如何塑造了現代世界》

作者: [英]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

譯者:楊文展

版本: 格致出版社

2026年1月

新京報：邁克爾·楊的《優績主義的興起》是關于這個話題的另一個核心讀本。書里他對“優績”的看法，概言之即“努力+天賦”，而優績主義鼓勵社會各個機構根據優績的維度分配社會所得。這個提倡原本是很“正能量”的，為什么現在大家都在批判？

林小英：為什么好像不同的社會都逐漸從提倡賢能主義轉移到提倡優績主義了呢？或者說為什么賢能主義逐漸消退，優績主義這個詞成為一個大家都在用的熱詞呢？邁克爾·鮑爾（Michael Power）1994年出版的一本書《Audit society》對當代社會有一個非常關鍵的診斷。他以前是四大會計事務所之一的一個注冊會計師。我們都知道，咨詢公司拿的薪水很高。鮑爾認為，咨詢公司代表的一種審計文化在逐漸席卷各個行業。當大家競爭越來越激烈，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想要上市，就要出一個年報來向股東交代，這個動作意味著內部的業績必須要接受外部審查。那么什么樣的業績是能夠接受外部審查或者說“可見”的？一定是有一個“可通約”的版本。所謂審計文化，其實就是我們的每一個指標都要具備通約性和可問責性。

這時候某種內在的標準就不再行得通了。比如我們說賢能，但賢這件事怎么測量和問責，誰來判斷賢不賢？但優績是可以衡量的。我們現在也完全可以看到鮑爾的判斷是準確的。各種機構，從私營的到公立的，每年都一定要有標準化的業績出來，要可見，能給別人一個交代。哪怕是個人，我們也必須把自己的“門戶系統”比如簡歷弄的一絲不茍。

通過審計的企業，最容易獲得外部的認可，這讓這種文化首先在市場里蔓延開來。那么對于公共部門來說，鮑爾認為，原本最不應該被審計文化影響的兩個行業，現在最容易被審計，一個是學術，一個是醫療。這個我們今天都很熟悉了，學術方面就是針對論文的一系列考評體系、影響因子、課時數，外部更宏觀的有大學排行榜。但是很明顯，教育受到審計文化影響后，大家的感受都變糟糕了。

因此我們說，21世紀也興起了一種“逢進必考”的文化，一定程度上，它當然也加劇了競爭。優績主義從此也不再僅僅是學校里面的事情，它和你晉升、跳槽，都有關系，都要按照可通約的成績來。現在出現的更值得擔心的事情恐怕是，每個個體都成為了一個自我審計的主體，執行著一套自我會計程序，達到自我監控：每年、每個季度我的工作指標有沒有完成？到了某個年齡我是不是應該達到一定的職位？必須算的明明白白，我們才覺得日子能過得下去。

優績主義很難共情失敗者

新京報：如《才華貴族》這本書的書名，優績制文化其實非常看重一個人的“才華”，或者說能力。您讀書的時候，和現在你見到的精英大學里的學生們，你覺得對“才華”“能力”的界定有什么差異？人工智能時代下，這種對能力的界定是否會受到沖擊？

林小英：我認為AI的到來，它取代的恰恰是人類在二戰之后形成的技能。兩次世界大戰后，我們社會最崇尚的其實就是科學主義。大量的科技被普通人掌握，我們的日常生活也被技術全方位改變，這其實就是近80年發生的事情。但這一切技術現在似乎在被AI集成，它成了一個集大成的技術界面。這會讓我們焦慮和惶恐：那我們人還能做些啥？

現在最寶貴的恐怕還是一個提問的能力。之前“得到”編了一本書叫《1000天后的世界》，我參與其中一篇對未來教育的寫作。我設計了一個戲劇的形式，通過向AI提問，讓AI假扮成盧梭。我問AI：如果你是盧梭活到了今天，AI出現了，你會怎樣像你當年批判法國的貴族教育和天主教教育的時候那樣，批判當下的AI呢？這是一個我基于自己的生命體驗和對經典作品的閱讀，提的一個“我自己”真的想問的問題。我相信，沒有這些體驗的人，不會這么提問。

新京報：最近出現了一個趨勢：年輕人開始產生了一種“優績主義羞恥”，大家在社交媒體上競相和優績主義“割席”。但另一面，好像各個領域的“卷”好像一點沒有減少，大家還是在學業、工作上更加激烈地競爭。你有觀察到類似的現象嗎？

林小英：我們中國人其實很早就認識到，一個人的成功，需要的是所謂“天時地利人和”——個人努力，社會因素，時代機運，缺一不可。如伍爾德里奇所說，一個社會，當然需要有優績主義來鼓勵人們向上攀登，但不能只有現在我們講的這種強調個人競爭的優績主義，一定還要有讓社會的不同群體能連接起來的另外的原則。一旦你特別成功了，你應該懷抱有謙卑之心。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社會不僅需要形成資源的再分配機制，還應該有道德的再分配機制。對精英，理應有更高的、公共意義上的道德要求。現在一個比較麻煩的情況是，這種強調不同群體之間相互連接的維度被取消了，大家的目光開始都盯著個體的才華與努力。這就容易形成桑德爾說的“精英的傲慢”。

優績制在現在社會的問題，是它所謂根據個人才華分配成就的這個模式，是“層層累加”的。比如你得了一個獎項，那么它就會變成追逐下一個獎項的資本。當你獲得某個資格之后，才能通往下一個資格。起初你們可能在優績的排名里只有一分差距，到后面就會到1萬分。體現在心態層面，當然我們就會擔心自己“一步錯，步步錯”。

同時，當你好不容易成為了最后的贏家，你當然就很難共情失敗者，因為你的成果過于來之不易了。所以說，優績主義為什么在今天飽受詬病，會蛻變成如伍爾德里奇所說的一種新的特權？我想，這里面其實也是個人性的問題：早期的成功者永遠會面對一個去進一步擴大自己優勢的誘惑。因為這個優績制的環境沒變，在一個優績制的社會中，向下墜落的通道永遠是打開的，在上面的人永遠怕墜落。成功者知道自己曾經的艱難，他們更擔心自己再次處于失敗者的位置。美國精英大學的“贊助式入學”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反過來，某種程度上，現在我們很喜歡底層逆襲的故事，這本質上也反映出優績主義的深刻影響。

優績主義與學習的“功利化”

新京報：你之前做過一個研究《不學而有術：研究型大學文科學生的讀書法》，其中提到一個很普遍的現象，現在的大學生——尤其是文科學生，面對需要閱讀的經典的時候，更多采用了一種功利性的閱讀方式：不精讀全書，而是碎片化閱讀，或者用二手的解讀乃至AI的解讀完成相關作業。這種學習方式有什么問題？為什么閱讀的“整全性”依然重要？

林小英：文科學生上學的時候都會被要求看很多專著，要交讀書報告，現在很多時候大家都是直接用AI提煉核心意思，然后搜幾篇二手的書評，就把這個作業完成了。這種閱讀其實除了記住書名之外，可能啥也沒留下。當然，我做學生的時候即使沒有AI，其實也這么干過。因為有時候直接讀經典的原著，確實讀不懂，但讀和沒讀是有明顯差別的。你認真讀了，即使完全沒懂，那也是種下了一個種子，日后會發芽的。

讀書其實分兩種，首先是我們為寫論文做的任務式閱讀，這種碎片化的或者說比較功利化的閱讀，其實有時候是會摧毀你對這本書的興趣的，研究一做完，你可能壓根就不想再碰這個書了。它是為了在一個優績的意義上，產出一篇看得見的、不錯的成果。真的想把問題搞明白，還是要做另一種整本書的精讀，這是“練內功”。比如2007年開始，我帶著學生一本本讀哈耶克，完全由我導讀。后面5年，我基本上沒出去開過一次學術會議。這個效果不是短期能看出來的，但是我這幾年做的研究，包括在媒體上的表達，其實都和這種“內功”相關。

在AI時代，我認為我們面對閱讀的態度需要有一個非常大的變化。過去，我們是要有弄懂問題的勇氣，現在，是要有承認自己讀不懂的勇氣。什么意思？AI現在創造很多幻覺，它在閱讀上創造的最大的幻覺就是能讓我們假裝自己懂了。AI拆解一本書，能給你生成非常多“精致的行話”，看上去條理清晰，其實空洞無物。這和我們很多同學現在通過碎片化的閱讀形成的對一本書的認識是非常類似的。再加上，現在整個學校的文化是優績主義式的，大家在意能展示出來、能審計的東西，所以讀完了之后即便似是而非，也要做出一個ppt來展示，更加助長了這種趨勢。我在研究生課堂里布置大家閱讀經典，有時候，我會覺得這些上來的學生如果之前完全沒讀過這些經典，可能更好——起碼比讀的似是而非，然后不懂裝懂要好。

面對人工智能，我們尤其需要真誠地面對閱讀和學習這件事——當然，這也和掙脫優績主義的那種可量化的比較有關。我們要進入到書的“脈絡”里去，進行一種語境化的閱讀。書中重要的不是知識，而是這個內容和你的智識、你的五官六感之間的關聯。如果把知識抽離出來，變成用來獲得某個目的的power，那它就真的成了一個“power point”,孤立的知識點，那是你的身外之物。

現在學生探索自我的最大阻力，恐怕來自于家庭

新京報：優績主義革命最初在西方校園興起的時候，其實是對之前那些貴族“乖學生”形象的顛覆，是一場那些學習好的平民家庭出身的學生，對上層社會出身、彬彬有禮的學生們的反叛。但中國現在的情況似乎非常不一樣，優績主義游戲中的贏家反而清一色的是“乖學生”，甚至被人概括出叫“好學生人格”。而這些學生走入職場，更容易發現落差。你會怎么看待“好學生”的這種“碰壁”現象？

林小英：現在你在學校里是優秀的，確實不代表在職場里也是最優秀的。甚至可能在學校里優秀的人，在職場有更重的“學生氣”，反而更容易受挫。就我的接觸學生來看，導致這種過渡困難的原因很多，首先是現在的學生好像特別怕犯錯，然后犯了錯，提問和求助也成了一種羞恥。學生們很強調邊界感，這點從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能看出來：寢室里每個人更顧著管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平時學習考試更講究一個人學，甚至怕別人知道自己在學什么。我覺得這可能也和現在校園個人競爭的文化太強有關。大家會有防備心，也會去計算自己在人際關系上的投入值不值得，說某句話能不能達到相應的目的。久而久之，這種邊界感建立之后，大家就說自己社恐、是i人，這些都不利于職場的進步和發展。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在職場上說一個人“眼里沒有活兒”，這不見得是一個情商問題，很可能是他在這種復雜的人際互動環境里不知道怎么去甄別和決策，不知道一個事兒他做還是不做。內心里糾結了百轉千回，最后行動上一點沒動。現在好像還出現了很多詞匯去美化這件事，比如“邊界感”、“自洽”、“不要介入他人因果”，我是比較反對這些說法的。我承認學生們變成這個狀態，并不都是自己的原因，但起碼要看得見問題，不能去合理化它。

學生們變得害怕風險，這里面有很多深層的原因。《愛，金錢與孩子》這本書有一個分析，經濟的不平等，是優績主義最好的土壤。經濟不平等意味著社會的保護網是并不健全的，大家擔心跌落到底層，就會對向上攀登有更強烈的渴望。因此會誕生一批“直升機父母”，時刻對孩子實施嚴密的監控和管理，只爭朝夕。

我認為現在呈現出的一個重要的趨勢是，畢業生選擇職業的時候，越來越在意自己家長的看法，同時，家長在這個方向掌控上的影響力確實也在提高。當然，這代家長可能很多本身是優績主義的成功者，像前面說的，他們很害怕自己的孩子受苦。同時自己也積累了一定的經濟實力，也有見識，自然也容易更強勢。包括現在家庭的引導、教化資源也越來越向父母集中。過去我們常說七大姑八大姨會“越界”，為你的工作操心、指指點點，現在可能這種現象也少了，大家都是更多管自己的孩子。當然，孩子肯定是覺得清凈了，但也少了一些多元意見的對比和參照吧。閻云翔提出“新家庭主義”，也是指出這個現象——家庭本身呈現出向核心家庭“內縮”的傾向。

所以，沒有經濟獨立之前，孩子確實很難去“反抗”。這就導致現在如果大學生們想做一個“異于常規”、或者說努力掙脫優績主義的嘗試，最大的阻力反而來自于父母。這種沉重的代溝，確實不能不說是一代人的悲哀，也能看出優績主義在代際間的影響。

我自己有一個可能很“狹隘”的觀點。我認為我們接受高等教育，最后如果不是要去當一個哲學家的話，終歸是為了我們更好地活著，為了把日子生動、可愛地活下去，而不是受過教育之后，只懂得如何在心里劃分鄙視鏈、恐懼與他人交往。這背離了我們接受教育的初衷。

采寫/劉亞光

編輯/羅東 劉亞光

校對/翟永軍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