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辛莊課堂）

一

收到朱海就教授最新書稿《文明的原理：真正的經濟學》的清樣，我首先注意到的是書名：真正的經濟學。在當代學術語境中，這樣的命名方式本身就是一種理論姿態。它暗示在真正的經濟學之外，還存在著某種不真正的經濟學或偽經濟學。這種暗示當然不是真的為了區分真偽而有意制造學術對立，而是為了澄清經濟學這門學科的根本使命：它究竟是關于什么的學問？它的知識邊界在哪里？它與社會科學的其他門類、與政治哲學、與文明理論之間構成何種關系？

朱海就教授給出的回答是明確而有力的：真正的經濟學是關于“社會的邏輯”的學問，是關于自發秩序何以可能的理論，是關于人類文明之原理的科學。這一界定將經濟學從傳統的資源配置分析、從均衡范式的技術化操作中解救出來，使之重新獲得一種關心人類命運的力量。作為長期致力于制度分析與公共政策（IAPP）理論研究的學者，我對這一理論取向抱有深切的認同。因為IAPP理論的核心關懷，恰恰也是人類社會如何在多重秩序的交織中實現持續繁榮與個體幸福的普遍增進。朱海就教授新著，以其獨特的奧地利學派視角，為這一關懷提供了理論支撐，同時也與IAPP理論中的PSGM四重秩序框架形成了學術對話。

在展開具體論述之前，有必要先對IAPP理論及其PSGM框架做一個簡要說明，以便讀者理解我為何如此重視朱海就教授這項工作，以及我為何認為這部著作對于當代中國知識界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論價值。IAPP是"制度分析與公共政策"（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Public Policy）的縮寫，這一理論框架是我多年來在公共管理、制度經濟學與公共政策研究領域探索的產物，認為任何社會的治理結構都可以分解為四種基本秩序類型，如原始秩序（Primitive Order，簡稱P）、國家秩序（State Order，簡稱S）、政府秩序（Government Order，簡稱G）與市場秩序（Market Order，簡稱M）。這四種秩序構成了一個復雜的互動系統，其耦合程度（Coupling Degree，以C?表示）決定了特定社會的整體治理績效與文明水準。

原始秩序（P）是人類社會最原初的秩序形態，它基于血緣、地緣、習俗、宗教、道德等自發形成的社會聯結機制。在原始秩序中，個體的行為選擇受到傳統、慣例、文化規范與社群認同的深層約束，這種約束并非來自外部的強制，而是來自個體對社群歸屬感的內在認同。國家秩序（S）則是以主權領土、憲政架構、法律體系與公民身份為基底的政治共同體秩序，它提供了社會運行的基本制度框架，確立了權利與義務的邊界，保障了和平與安全的公共供給。政府秩序（G）是國家秩序的具體執行層面，涉及行政官僚體系的政策制定、資源分配與公共服務供給，它是國家意志的操作化形態，也是最容易產生擴張沖動與效率損耗的秩序環節。市場秩序（M）是以自愿交換、價格信號、產權保護與競爭機制為核心的經濟協調秩序，它是分散知識得以充分利用、個體創造性得以充分發揮的關鍵場域。

這四種秩序的耦合關系，可以用一個簡明的公式表達：C? = f(P, S, G, M)。當四種秩序處于良性耦合狀態時，社會呈現出高績效的治理格局，個體幸福得以普遍增進，文明得以持續累積；當耦合出現失衡或斷裂時，社會則陷入治理危機，表現為制度僵化、創新停滯、信任崩解與秩序沖突。朱海就教授在新著中所闡述的自發秩序原理，在我看來，正是理解這四種秩序如何實現良性耦合的深層邏輯。尤其是他對自發秩序框架概念的提出，對人的行動的有目的性作為理論出發點的堅持，以及對歷史主義與建構主義雙重迷思的批判，都為PSGM框架的深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

二

朱海就教授的核心學術貢獻，我將其概括為三重追溯。這三重追溯構成了新著的理論骨架，也是其區別于既有經濟學與政治哲學文獻的標識。

第一重追溯，是將政治哲學追溯到真正的經濟學。這一追溯具有顛覆性的理論意義。在傳統的學科分工中，政治哲學被視為高于經濟學的規范性學科，經濟學則被理解為在政治制度給定的前提下研究資源配置的實證學科。政治決定經濟，經濟服從政治，這一觀念根深蒂固。然而朱海就教授指出，這種分離本身就是一個悲劇，因為它使政治處于一個不被馴化的、高于經濟的位置上，政治可以任意地塑造經濟，而經濟缺乏反抗這種塑造的理論武器。真正的經濟學則提供了這樣一種武器：它揭示了自發秩序何以可能的一般性原理，從而確立了政治應當服從的規范性基準。政治不再是自足的領域，而是必須服務于自發秩序這一更高目標的手段。這意味著，政治哲學的探討不能停留在制度設計的層面，而必須深入到經濟學所揭示的社會的邏輯之中。政治制度的好壞，最終取決于它是否有助于自發秩序的形成與擴展，是否有助于個體幸福的普遍增進。

這一追溯與IAPP理論中的國家秩序（S）分析具有直接的關聯。在PSGM框架中，國家秩序的核心功能是提供法治框架，而非法治本身。法治（Rule of Law）區別于法制（Rule by Law）的關鍵在于：法治是以自發秩序原理為根基的，它承認并保護社會成員在自愿協作中形成的規則體系；而法制則可能淪為政府任意施政的工具，成為政府秩序（G）擴張的遮羞布。朱海就教授強調，法治作為一個超越國家的概念，只有在說明在國家之上還有國家必須服從的原理時，才能得到確立。這一原理，正是真正的經濟學所揭示的自發秩序原理。因此，國家秩序的合法性并非來自自身，而是來自它對自發秩序原理的承認與保障。當一個國家的憲法與法律體系真正體現了對自發秩序的尊重時，國家秩序（S）與市場秩序（M）之間才能形成良性互動，而非零和博弈。

第二重追溯，是將一般性規則追溯到人的行動的有目的性。哈耶克在《法律、立法與自由》中強調了一般性規則（General Rules）對于自發秩序的重要性，認為一般性規則是自發秩序的錨。然而朱海就教授敏銳地指出，哈耶克沒有充分說明一般性規則的來源，沒有將規則問題追溯到更為根本的人的行動問題。在哈耶克的論述中，一般性規則似乎是通過文化演化自發產生的，個體在無知的狀態下遵循這些規則，非意圖地促成了自發秩序。但朱海就教授認為，這種解釋預設了自發秩序框架已經存在，因而回避了一個關鍵問題：自發秩序框架本身是如何建立的？如果個體僅僅是無知地遵循規則，那么當規則體系本身出現偏差或遭到破壞時，個體如何能夠識別并糾正這種偏差？

朱海就教授的答案是：自發秩序框架的建立，需要個體具備一種特定的理性，即通過對真正的經濟學的認知而獲得的理性，具體包括把自發秩序作為自己的一個重要目標、保障自發秩序以及認識與遵循自發秩序原理。這種理性不是自然賦予的，而是習得的結果；它不是無知的產物，而是有知的產物。個體必須首先認識到自發秩序是自己的重要利益所在，然后才能產生建立自發秩序框架的動機與能力。因此，一般性規則的前端是人的理性，而人的理性的前端是對真正的經濟學的掌握。這一追溯使自發秩序理論獲得了微觀基礎，也使公民概念獲得了實質性的內涵：公民不是僅僅擁有法律身份的人，而是具備這種特定理性、能夠運用自發秩序原理判斷制度優劣的人。

這一分析呼應了IAPP理論中的原始秩序（P）。原始秩序的核心機制是習俗、慣例與傳統，這些非正式制度構成了社會運行的默會知識基礎。然而，原始秩序并非總是有利于自發秩序的擴展。在某些情況下，原始秩序中的傳統規范可能構成對市場秩序（M）的壓制，例如士農工商的等級觀念、對商業活動的道德貶抑、對權力依附的文化偏好等。朱海就教授所強調的特定理性，恰恰為原始秩序的創造性轉化提供了認知前提。只有當社會成員具備了這種理性，他們才能辨別原始秩序中哪些要素有助于自發秩序、哪些要素阻礙自發秩序，從而有選擇地繼承與革新傳統，而非全盤接受或全盤否定。這正是我在其他場合所論述的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的認知條件：轉化不是自動發生的，而是需要特定的知識裝置作為引導。

第三重追溯，是將制度演化追溯到自發秩序框架的認知建構。這一追溯針對的是演化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學中的某些流行觀點。許多學者傾向于直接考察具體制度的歷史演變過程，試圖從中提煉出制度變遷的規律或模式。但朱海就教授指出，這種方法本質上是歷史主義的，它忽視了自發秩序框架這一前置條件。沒有自發秩序框架，制度演化就失去了方向感與篩選機制，那些有利于個體幸福普遍增進的制度無法被保留和擴展，而那些阻礙自發秩序的制度卻可能持續存在甚至被強化。中國歷史上王朝更替的循環，正是這一邏輯的歷史注腳：每一次王朝崩潰都伴隨著對舊秩序的破壞，但新王朝的建立并未引入自發秩序框架，而是重復了建構主義的邏輯，因此無法擺脫“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

朱海就教授強調，具有普遍福利意義的演化，只有在自發秩序框架的基礎上才能發生。這種演化不是盲目的，而是有方向的；不是任意的，而是受自發秩序原理約束的。經濟學家在研究演化時，腦子里事先就應該有一個"理論框架"（米塞斯所說的"想象建構"），然后用它去對照現實、解釋現實。這意味著，經濟學的科學性不在于實證技術手段的精良，而在于對自發秩序原理的理解與運用。這一觀點對于糾正當前經濟學研究中過度技術化、過度實證化的傾向，具有重要的警示意義。

在PSGM框架中，這一追溯對應于對四種秩序演化機制的理解。市場秩序（M）的擴展，依賴于產權保護、價格信號與競爭機制的有效運作，而這些條件的維持又依賴于國家秩序（S）提供的法治框架與政府秩序（G）的適度干預。但更為根本的是，所有這些制度的演化，都需要以社會成員對自發秩序原理的認知為前提。如果社會成員普遍缺乏這種認知，那么即使移植了成熟的制度形式，這些制度也無法有效運轉。這正是"后發劣勢"問題的深層根源：制度的移植容易，認知的移植困難；形式的模仿容易，實質的理解困難。

三

朱海就教授對真正的經濟學的界定，與IAPP理論中的市場秩序（M）分析具有高度的親和性，同時也為理解市場秩序與其他三種秩序的復雜關系提供了新的視角。

在傳統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市場經濟通常被理解為資源配置的場所或機制，是一種可以獨立于政治制度而存在的經濟現象。朱海就教授批判了這種理解，指出它使人誤以為市場經濟可以與政治相分離，在任何一種政治制度下都可以搞市場經濟。然而，社會是一個整體，經濟與政治不可分。自發秩序框架這一概念，為理解市場經濟提供了更為一般性的視角：市場經濟應該理解為自發秩序框架的不斷建立，以使自發秩序不斷產生的行動或過程。相應地，市場化改革也應該從自發秩序框架的角度來理解，只有那些有助于建立自發秩序框架的措施，才能被視為真正的市場化改革。

這一觀點對于理解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具有特殊的解釋力。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不在于簡單地引入了市場機制，而在于一定程度上建立了自發秩序框架，使個體能夠在自愿協作中發揮創造性。然而，這一框架的建立是不完整的、不均衡的，它更多地體現在經濟領域，而在政治與法律領域則相對滯后。這解釋了為何中國經濟在高速增長的同時，也面臨著法治不健全、權力干預市場、產權保護不足等深層問題。朱海就教授所強調的自發秩序框架概念，為這些問題的診斷提供了一個統一的理論視角：問題不在于市場本身，而在于市場賴以運行的自發秩序框架尚未充分建立。

在PSGM框架中，市場秩序（M）的績效不僅取決于自身的制度完備性，還取決于它與原始秩序（P）、國家秩序（S）與政府秩序（G）的耦合狀態。當政府秩序（G）過度擴張，侵蝕市場邊界時，市場秩序（M）的自發協調功能就會受到抑制；當國家秩序（S）缺乏對自發秩序原理的承認，法律淪為政府工具時，產權保護與市場信用就難以維系；當原始秩序（P）中的傳統規范與市場邏輯相沖突時，市場擴展就會遭遇文化阻力。朱海就教授所揭示的"真正的經濟學"，正是理解這些復雜耦合關系的認知基礎。只有掌握了這種經濟學，政策制定者才能避免"用治理經濟的辦法治理社會"的誤區，才能在多重秩序的交織中找到恰當的平衡點。

朱海就教授對斯密經濟學與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批判性評述，也值得我們重視。他指出，斯密雖然提出了看不見的手這一自發秩序思想的最初版本，但他并未提供一種支持自發秩序的一般性理論。斯密的論述停留在經驗觀察的層面，未能從人的行動的有目的性出發，構建起邏輯一貫的理論體系。現代主流經濟學則進一步背離了自發秩序思想，它將經濟人或理性人作為理論基礎，排除了先驗的、有關自發秩序之可能的一般性理論的可能性。均衡范式的技術化操作，使經濟學淪為一種數學游戲，喪失了對于文明問題的關懷與回應能力。

這一批判與IAPP理論對公共政策分析方法的反思形成了對話。在公共政策領域，同樣存在著過度技術化的傾向：政策分析被簡化為成本收益計算、被簡化為統計模型的擬合、被簡化為證據基礎的堆砌。然而，正如朱海就教授所指出的，如果缺乏對自發秩序原理的理解，這些技術手段不僅無助于政策的改善，反而可能強化建構主義的謬誤，使政策制定者誤以為可以通過精密的計算與操控，實現對社會過程的最優設計。真正的政策分析，必須首先回答一個前置性的問題：特定政策是否有助于自發秩序框架的建立與維護？這一問題的回答，無法通過實證技術獲得，而必須依賴于對經濟學的真正理解。

四

朱海就教授在本書中對文明概念的重新界定，是我最為贊賞的理論貢獻之一。他將文明從傳統的文化史、制度史敘事中解放出來，使之成為一個具有確切內涵的經濟學概念。從目的角度，文明是個體幸福的普遍增進；從手段角度，文明是個體把自發秩序作為自己的一個重要目標。這一雙重界定，使文明問題可以被納入經濟學的“目的—手段”框架進行分析，從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理論清晰度。

在IAPP理論中，文明問題對應于四重秩序的耦合優化問題。當C?處于高位時，社會呈現出文明的狀態：原始秩序（P）提供穩定的社群認同與道德資源，國家秩序（S）提供公正的法治框架，政府秩序（G）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市場秩序（M）提供持續的財富創造。四種秩序各司其職、相互支撐，形成一個有機的治理整體。然而，這種耦合狀態的達成并非自動的，它需要社會成員具備特定的認知能力，即朱海就教授所強調的那種理性。

這種理性的核心要素，是對社會的邏輯的承認與遵循。朱海就教授指出，社會的邏輯就是道，傳統知識人未能弄清楚社會的道是什么，導致他們把現實中業已存在的制度與政治秩序視為天道的一部分，從而否定了"道的超越性與批判性。當綱常名教被視為天道時，任何對既有制度的觸動都被視為大逆不道，社會因此陷入停滯。這一分析深刻揭示了中國傳統社會超穩定結構的認知根源：不是制度的完美，而是認知的僵化；不是秩序的和諧，而是思想的禁錮。

將道重新理解為自發秩序原理，是朱海就教授對中國思想傳統的一次創造性轉化。這一轉化是在更高的理論層面上實現了中西智慧的融合。中國傳統中的道概念，原本具有超越具體制度的抽象性與普遍性，但在歷史主義的闡釋中，它被降格為對既有秩序的辯護工具。朱海就教授通過真正的經濟學，恢復了道的批判性與規范性，使之成為一個可以衡量制度優劣、引導社會演化的理論基準。在這一意義上，道不再是神秘主義的玄思，而是可以經由經濟學分析而把握的社會邏輯；不再是權力者的獨占話語，而是每個理性個體都可以理解并運用的知識資源。

這一轉化對于PSGM框架中的原始秩序（P）分析具有重要啟示。原始秩序中的傳統資源，并非要么全盤接受、要么全盤拋棄的二元選擇，而是可以進行選擇性繼承的復雜遺產。關鍵在于，社會是否具備進行這種選擇的認知能力。朱海就教授所倡導的真正的經濟學，正是提供這種認知能力的知識裝置。它使個體能夠在傳統中辨別出有助于自發秩序的要素，如民間的商業信用、地方的自治傳統、行業的自律規范，并將之與市場秩序（M）的擴展相銜接；同時，它也使個體能夠識別出阻礙自發秩序的要素，如等級依附的觀念、權力本位的文化、反商主義的偏見，并推動其漸進轉化。

五

朱海就教授對野蠻概念的重新定義，同樣具有理論價值。他將野蠻界定為建構主義與歷史主義，其中歷史主義又是建構主義的認識論根源。這一界定突破了將野蠻視為文化落后或道德墮落的傳統理解，使之成為一個與認知方法相關的概念。野蠻不是他者的屬性，而是某種思維方式的可能后果；文明也不是我們的特權，而是正確認知的產物。

在PSGM框架中，野蠻狀態對應于四重秩序的耦合失衡。當政府秩序（G）以建構主義的方式壓制市場秩序（M）時，經濟陷入停滯，創新受到抑制，這是經濟層面的野蠻；當國家秩序（S）以歷史主義的方式固化原始秩序（P）中的等級結構時，社會流動性降低，機會不平等加劇，這是社會層面的野蠻；當原始秩序（P）中的部落主義情緒侵蝕國家認同，導致國家秩序（S）的碎片化時，和平與安全的公共供給崩潰，這是政治層面的野蠻。這些野蠻狀態的共同根源，都是對社會自發秩序性質的無知，都是對社會的邏輯的背離。

朱海就教授對歷史主義方法的批判，尤其值得中國知識界深思。他指出，歷史主義的特點是否定人類社會存在普遍有效的理論、定理、邏輯或原則，試圖從歷史經驗中提煉出社會發展的規律，認為經濟理論應該從經濟經驗中抽象出來。這種方法看似尊重經驗、尊重歷史，實則陷入了"經驗不能解釋經驗"的認識論困境。因為經驗總是主觀的、局部的、觀念負載的，從經驗中無法提煉出普遍有效的原理。當歷史主義者試圖將其經驗總結作為政策依據施加于社會時，他們就滑向了建構主義，即根據人為的意志塑造社會，而非讓社會遵循其內在的邏輯。

這一批判對于理解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具有特殊的針對性。從晚清到五四，再到后來的各種主義之爭，中國知識界始終在歷史主義的迷霧中摸索。他們試圖從西方經驗、從蘇聯經驗、從各種模式中尋找中國出路，卻忽視了社會的邏輯這一更為根本的問題。殷海光從早期的全面否定傳統文化到后來的重估傳統，林毓生提出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都是試圖突破這一迷霧的重要努力。但朱海就教授指出，這些努力由于理論工具的不足，具體而言，由于缺乏方法論個體主義、主觀主義、先驗、功利主義等真正的經濟學方法，未能給傳統找到確切的出路。這一判斷是冷靜而準確的，也為未來的理論探索指明了方向。

在IAPP理論中，對歷史主義的超越對應于理論先于歷史的認識論立場。這一立場并非輕視歷史，而是強調歷史研究需要理論的引導。沒有理論的歷史研究，只是材料的堆砌；沒有歷史感的理論研究，只是空洞的推演。關鍵在于，指導歷史研究的理論必須是真正的理論，即建立在人的行動的有目的性之上、經過邏輯一致檢驗的、具有普遍解釋力的理論。朱海就教授所闡述的真正的經濟學，正是這樣一種理論。它為我們理解歷史、評估制度、設計政策提供了堅實的認知基礎。

六

朱海就教授對法治概念的重新闡釋，是本書與IAPP理論最為直接的理論交匯點。在傳統的理解中，法治是法律之治，是依法而治，是規則之治。但朱海就教授追問了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法律的合法性來自何處？如果法律本身是可以由人任意制定的，那么法治與人治的區分就失去了意義。他指出，法治作為一個超越"國家"的概念，只有在說明在國家之上還有國家必須服從的原理時，才能得到確立。這一原理，就是真正的經濟學所揭示的自發秩序原理。

這一觀點與IAPP理論中法治是自發秩序的保障的命題高度一致。在PSGM框架中，國家秩序（S）的核心功能不是提供具體的法律條文，而是提供一種法治框架，即確保法律體系本身服從于更高位階的自發秩序原理。這意味著，憲法不是主權者的意志表達，而是對自發秩序原理的成文化確認；法律不是政府治理的工具，而是個體權利的保護屏障；司法不是行政的附庸，而是對政府行為的獨立審查。當國家秩序（S）實現了這種"法治化"轉型時，它才能與市場秩序（M）形成良性耦合，而非相互對抗。

朱海就教授進一步將法治問題追溯到個體的理性問題，這是其理論最為深刻之處。他指出，政府在法律之下不是自動發生的，而是個體運用特定理性的結果。如果個體不去運用這種理性，不去認識自發秩序原理、不去將其作為判斷制度優劣的標準、不去參與有助于自發秩序的制度的生成，那么政府就處在一個可以任意妄為的位置上。這意味著，法治的問題最終必須追溯到公民教育的問題，追溯到真正的經濟學的傳播與普及問題。

這一分析與IAPP理論中的"制度企業家"概念形成了有趣的對話。在PSGM框架中，制度變遷不僅依賴于自上而下的制度設計，更依賴于自下而上的制度創新。那些具備特定認知能力、能夠識別自發秩序機會、能夠發起并推動制度變革的個體，被稱為"制度企業家"。他們是自發秩序框架的重要建設者，也是文明演化的關鍵推動者。朱海就教授所強調的"公民理性"，正是制度企業家精神的社會化擴散。當這種理性從少數精英擴展到普遍大眾時，社會就具備了持續生成自發秩序的認知基礎，法治也就從精英的理想轉變為大眾的實踐。

朱海就教授對"美德"概念的重新定義，同樣體現了從經濟學視角重構傳統倫理概念的理論雄心。他批判了儒家從"心性"角度討論美德的傳統路徑，指出"心性"意義上的"善"缺乏客觀標準，容易將利他視為善、將利己視為惡。但經濟學告訴我們，在自發秩序框架的基礎上，利己是比有意地利他更有效的利他。因此，對美德的理解不能從"心性"出發，而要從"行動"出發，從"功利主義"的原則出發——當一種行動有助于個體幸福的普遍增進時，這種行動就是"美德的"，無論其"心性"或動機是什么。

這一觀點在IAPP理論中對應于對"道德秩序"的經濟學分析。原始秩序（P）中的道德規范，并非外在于經濟邏輯的獨立領域，而是與自發秩序的運行緊密交織。那些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促進信任合作、維護契約執行的道德規范，構成了市場秩序的"非正式制度基礎"；而那些阻礙競爭、強化依附、破壞信用的道德規范，則成為市場擴展的障礙。因此，美德的"經濟學定義"并非貶低道德，而是為道德提供了更為堅實的功能基礎。它使道德判斷從主觀的心性猜測轉向客觀的社會后果評估，從而獲得了可討論、可檢驗、可改進的理性品格。

七

朱海就教授在本書中對"人的行動的有目的性"這一公理的強調，是其整個理論體系的阿基米德支點。他指出，如果否定了人的行動的有目的性，那么經濟學就和自然科學沒有區別，社會就成為可以根據人的意志任意塑造的對象，這就為歷史主義與建構主義打開了方便之門。因此，"人的行動的有目的性"不僅是經濟學的邏輯起點，也是捍衛自發秩序、抵御建構主義的認識論屏障。

在IAPP理論中，這一公理對應于方法論個體主義的核心立場。PSGM四重秩序的分析，最終都要落實到有目的的個體行動層面。原始秩序（P）中的習俗與慣例，是個體在重復博弈中形成的行為預期；國家秩序（S）中的法律與制度，是個體在集體選擇中達成的規則共識；政府秩序（G）中的政策與執行，是個體在委托代理關系中授權的結果；市場秩序（M）中的價格與交易，是個體在邊際調整中實現的價值排序。離開了個體的有目的行動，任何秩序類型都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然而，方法論個體主義并非方法論利己主義。朱海就教授特別澄清了這一點：承認個體的有目的性，不等于承認個體只追求自身利益。個體的目的可以是多元的——可以是利他主義的，可以是社群主義的，可以是宗教性的，可以是審美性的。經濟學所關注的，不是目的的具體內容，而是目的與手段之間的邏輯關系。無論個體的目的是什么，他都必須通過選擇手段來實現目的，而手段的選擇受到"全部理性行動的法則"的約束。這一法則的普遍性，使經濟學獲得了超越特定文化、特定歷史階段的解釋力。

朱海就教授對"理性"概念的辨析，也值得我們重視。他區分了兩種理性：一種是"有助于自發秩序的理性"，即通過認識真正的經濟學而獲得的理性；另一種是"自然主義的理性"，即把人在追求自身利益過程中自動形成的秩序視為自發秩序的理性。后者是一種"盲目演化"的理性觀，它預設了理想秩序已經存在，因此不需要個體去判斷、去選擇、去行動。朱海就教授認為，這種理性觀是"不現實的"，因為它忽視了自發秩序框架的建立問題，忽視了制度可能偏離自發秩序、需要個體主動糾正的可能性。

這一區分在PSGM框架中對應于"適應性理性"與"建構性理性"的區分。適應性理性是指個體在既定制度框架下的優化調整能力，它是市場秩序（M）有效運行的微觀基礎；建構性理性則是指個體對制度框架本身的反思與變革能力，它是推動四重秩序耦合優化的動力源泉。一個健康的社會，需要兩種理性的平衡：過度的適應性理性導致制度僵化，個體成為既定秩序的奴隸；過度的建構性理性則導致制度動蕩，社會陷入"不斷革命"的陷阱。朱海就教授所倡導的"特定理性"，實際上是一種經過經濟學訓練的、能夠將兩種理性有機結合的成熟理性。

八

朱海就教授對"自發秩序"與"自然主義的秩序"的區分，是本書中一個極具現實針對性的理論創新。他指出，很多人將兩者等同起來，這造成了很大的困擾。例如，"黑社會"可以歸為一種自然主義的秩序——它是在沒有外部強制的情況下"自發"形成的，但它不是自發秩序，因為它不建立在普遍原理與普遍規則之上，不致力于個體幸福的普遍增進，而是服務于特定群體的掠奪性利益。

這一區分對于理解當代中國的諸多社會現象具有重要啟示。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們觀察到許多"自發"出現的社會組織與經濟現象：民間商會、行業協會、地下金融、灰色交易等等。這些現象常常被簡單地貼上"自發秩序"的標簽，被認為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然而，根據朱海就教授的區分，我們需要追問：這些"自發"形成的秩序，是否建立在普遍原理與普遍規則之上？是否有助于個體幸福的普遍增進？還是僅僅服務于特定利益集團的尋租需求？這種追問，使"自發"不再成為一個自我辯護的借口，而成為一個需要接受規范檢驗的概念。

在PSGM框架中，這一區分對應于對原始秩序（P）與市場秩序（M）邊界的審慎劃定。原始秩序中的許多自發機制——如宗族網絡、地方保護、行業壟斷——雖然具有"自然產生"的特征，但它們可能阻礙更大范圍的分工合作，構成市場擴展的壁壘。因此，"自發"不等于"正當"，"自然"不等于"合理"。關鍵在于，特定的自發機制是否服從于自發秩序原理，是否有助于四重秩序的良性耦合。這一判斷標準，為政策干預提供了規范性依據：對于那些雖然"自然產生"但阻礙自發秩序擴展的機制，政策應當予以規制或引導；對于那些有助于自發秩序擴展的機制，政策則應當予以保護與支持。

朱海就教授對"社會"概念的重新定義，也是其新著的重要理論貢獻。他指出，社會不是指標概念，而是秩序概念。這意味著，我們不能通過GDP、人均收入、城市化率等統計指標來定義社會的發達程度，而必須考察其秩序的性質，是否為自發秩序，是否建立在普遍原理與普遍規則之上。一個社會可能在指標上高度發達，但在秩序性質上仍然屬于建構主義的或歷史主義的；另一個社會可能在指標上相對落后，但在秩序性質上已經具備了自發秩序的雛形。這種秩序視角，使我們能夠超越發展主義的迷思，關注社會發展的質量與可持續性。

這一觀點與IAPP理論中的治理績效概念形成了對話。在PSGM框架中，治理績效不僅取決于經濟產出的數量，更取決于四重秩序的耦合質量。一個高績效的社會，是四種秩序相互支撐、動態平衡的社會；一個低績效的社會，則是四種秩序相互沖突、結構失衡的社會。因此，發展不應被簡化為經濟增長，而應被理解為秩序耦合的持續優化過程。朱海就教授所強調的自發秩序框架概念，正是這一優化過程的認知前提與制度保障。

九

朱海就教授在本書中對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問題的討論，體現了一位當代中國學人的理論自覺與文明關懷。他沒有簡單地否定傳統，也沒有浪漫化地美化傳統，而是試圖在"真正的經濟學"的基礎上，為傳統找到一條通往現代文明的轉化路徑。

他指出，傳統知識人的經濟學貧困，是中國社會長期困頓的根本原因。這種貧困表現為對社會的自發秩序性質的無知，對維持這一秩序所必不可少的自發秩序框架的無知。由于這種無知，他們不能正確理解"政府與社會"的關系，認為社會是建立在政府權力之上的，離開了這種權力，社會將會陷入混亂。然而，社會的基礎是自發秩序框架，而不是政府的權力。政府要在這一框架中行動，服從一般性規則，才能在維護自發秩序中發揮作用。這一認識，對于糾正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國家本位的偏頗，具有重要意義。

在PSGM框架中，這一分析對應于對政府秩序（G）邊界的嚴格限定。政府不是社會的基礎，而是社會的衍生秩序，它產生于個體對公共服務的需要，通過委托代理機制獲得授權，其合法性來源于對自發秩序框架的維護功能。當政府逾越這一功能邊界，試圖成為社會秩序的塑造者時，它就構成了對自發秩序的威脅，也構成了對自身合法性的消解。中國歷史上"強政府、弱社會"的格局，正是這種邊界模糊的后果。朱海就教授所倡導的真正的經濟學，為重新劃定這一邊界提供了理論基礎。

朱海就教授對新啟蒙概念的提出，是本書的收束之筆，也是其理論關懷的集中體現。他指出，五四時期的啟蒙運動，一方面具有"道德理想國烏托邦"的性質，試圖通過文化革命實現社會改造；另一方面又接受了科學主義烏托邦，試圖通過科學方法解決一切社會問題。這兩種烏托邦的共同缺陷，在于缺乏對真正的經濟學的理解，缺乏對自發秩序原理的認知。因此，新啟蒙的方向，應當是破除這兩種烏托邦，回到以自發秩序為特征的社會。

這一新啟蒙命題，與IAPP理論所倡導的制度分析具有深層的一致性。公共政策研究，不應再停留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技術層面，而應深入到制度結構的層面；制度分析，不應再停留在"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表面區分，而應追溯到自發秩序框架的認知基礎。這意味著，公共政策教育、公共管理研究、乃至更廣泛的社會科學教育，都需要引入"真正的經濟學"作為核心課程，使未來的政策制定者、制度研究者、社會管理者具備理解自發秩序原理的認知能力。

十

作為一位長期關注制度變遷與秩序演化的學者，我在閱讀朱海就教授此書時，時常感受到一種理論上的共鳴與激蕩。這種共鳴，來源于我們對社會何以可能這一根本問題的共同關懷；這種激蕩，來源于我們雖然從不同的理論傳統出發，他主要依托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我主要依托制度分析與公共政策理論，卻抵達了相似的結論：文明的根基在于認知，社會的邏輯先于歷史的偶然，自發秩序的框架是制度演化的前置條件。

朱海就教授的工作，在我看來，為IAPP理論提供了一個更為深厚的經濟學基礎。PSGM四重秩序框架，雖然具有分析上的便利性，但其本身的理論基礎需要進一步闡明。朱海就教授所揭示的真正的經濟學，恰好提供了這樣一種闡明：四重秩序的耦合優化，最終取決于社會成員是否具備將自發秩序作為重要目標的特定理性；這種理性的培養，依賴于真正的經濟學的傳播與普及；而這種經濟學的核心，正是建立在人的行動的有目的性之上的自發秩序原理。

同時，IAPP理論也為朱海就教授的論述提供了一個更為制度化的分析框架。自發秩序原理，不能僅僅停留在抽象的理論層面，而必須落實到具體的制度分析之中。PSGM四重秩序的區分，使我們可以更精細地考察自發秩序原理在不同制度領域中的實現機制與障礙因素。原始秩序（P）中的文化演化、國家秩序（S）中的憲政建設、政府秩序（G）中的行政改革、市場秩序（M）中的產權保護，每一領域都需要結合自發秩序原理進行具體分析，而非籠統地談論市場化或自由化。

我認為，朱海就教授此書的最大價值，在于它重新確立了經濟學作為文明之學的崇高地位。在當代學術分工日益細化、經濟學日益技術化的背景下，許多經濟學研究已經喪失了對于人類命運的關懷，淪為同行之間的智力游戲。朱海就教授通過真正的經濟學的提出，將經濟學重新連接到文明這一宏大敘事之中，使之成為一種關乎社會存亡、關乎個體幸福、關乎人類未來的根本學問。這種理論抱負，這種文明關懷，這種知識責任感，在當代學界尤為稀缺，也尤為珍貴。

對于中國的讀者而言，此書具有特殊的現實意義。我們正處于一個關鍵的歷史節點：經濟高速增長的時代似乎正在遠去，制度改革的深水區暗流涌動，社會信任的基礎出現松動，文明共識的建構面臨挑戰。在這樣的時刻，我們需要一種能夠穿透表象、把握本質的理論，來指引我們的認知與行動。朱海就教授所提供的真正的經濟學，正是這樣一種理論。它告訴我們：文明的存續不在于GDP的數字，而在于自發秩序框架的穩固；社會的進步不在于制度的移植，而在于認知的革新；個體的幸福不在于權力的依附，而在于理性的自主。

我期待這部著作能夠進入更多的大學課堂、更多的政策研討、更多的公共討論。因為，記得米塞斯說過，“所有懂道理的人，都得熟悉經濟學。在我們這個時代，這是公民的基本責任?！倍旌＞徒淌谒沂镜恼嬲慕洕鷮W，則是這一公民責任中最為核心的部分。它不僅是經濟學家的專業知識，更是每個關心自身命運、關心社會走向的普通人應當掌握的基本常識。只有當這種常識成為社會的普遍認知，自發秩序框架才能真正建立，文明才能在中國大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最后，我想以朱海就教授在前言中引用的一句米塞斯名言，作為這則推薦語的結語，也與讀者共勉：

"即使不再有人說出真理，它也亙古長存，且勢不可當。"

愿此書成為說出真理的一聲強音，愿真正的經濟學照亮更多尋求文明之路的心靈。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

奧地利經濟學派經濟學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