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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曉蓉

編輯|黃耀萱

審核| 單敏敏

上海街頭的印度錫克警察。圖源：“澎湃私家歷史”微信公眾號

自上海開埠，外國僑民引入奶牛，一邊產奶自食，一邊開起了牛奶棚。在源頭的牛奶棚和終端的訂奶戶之間，到處“流竄”的印度阿三是很重要的“中介”。“阿三們”到牛奶棚打上一桶早上剛產的鮮牛奶，隨手掛在自行車把手上，搖搖晃晃地騎到訂奶戶的門口。

一、印度裔經營奶業的時間跨度（1909-1963）

通過已有史料，特別是當時的新聞報道，我們可以將旅滬印度裔群體中從事奶業活動的最早記錄追溯到1909年。在該年《北華捷報》發布的“英國在華最高法院”案件公告版塊上列有兩件印度人起訴英商奶牛公司的案件公告。兩位當事人分別叫A. B. Khan和Ah Khan。可汗（Khan）是非常典型的印度名字。這一年距離租界巡捕房首次招募印度巡捕來滬的1884年已經過去了25年。

在印度巡捕來到上海后，始終存在著部分印度人主動辭職，或因合同期滿、行為不端而被迫解職的情況。僅以最早可以追查到、收錄印度裔巡捕數量的《1895年上海工部局年報》統計數據為例，年底在職印度裔巡捕人數為69名，該年度新招募21人，因病辭職3人，合同期滿及其他原因辭職3人，開除4人。也就是說，僅在當年，就有10人離開了總人數僅為69人的印度裔警察隊伍，流向其他地區和職業。這不禁令人聯想，A. B. Khan和Ah Khan二人是否有可能是以巡捕為職業起點來到了上海，而后因為主動或被動的原因，加入了奶牛業？換言之，巡捕與奶業從業者之間是否存在聯系？

英商奶牛公司Inshallah Dairy Farm是另一例證。該廠由英國商人A. M. A. Evans于1900年開辦經營，屬上海最古老的規模化奶牛廠之一，占地面積120畝，位于租界東部的華德路71號（今上海市楊浦區長陽路），生產牛奶和其他農產品，供應符合“西方標準的”食物給租界內的外國僑民、酒店和俱樂部。Evans先生在退休時接受過《北華捷報》的訪談，提及曾在農場受到過公牛襲擊，而周圍的中國人與印度人卻沒有一人向他提供幫助。由此可見，1900年代確實曾有印度裔員工受聘于此地。

1908年今天長陽路一帶的英商奶牛廠。圖源：“澎湃私家歷史”微信公眾號

在印度裔奶業從業者群體中，最為著名的是從1933年起在水電路、江灣、飛虹路開設4家牧場的印度人邢德生（Indar Singh）。1956年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之前，印度人在寶山境內仍開有奶牛牧場。

印度裔奶業從業者逐漸消失于上海的時間節點是在1963年之后。及至1963年，中印關系交惡、印度駐滬總領事動員在滬印僑出售奶牛、離滬之時，仍有相當數量的印度僑民堅持留居上海。據統計，1960年代初，旅滬印僑有30多戶，其中半數以上是乳牛飼養戶。到1962年12月印度單方面關閉其駐上海總領事館、撤走外交人員前夕，有18戶印度僑民申請出售乳牛208頭，但申請離境回印者僅1人。此后幾年，一些印僑陸續出境。至1972年5月，上海尚留有印僑3人。

1963年，在《人民日報》刊發的新聞稿件與《上海外事志》中明確統計到印度裔奶業從業者有6位：潘林生（一作“潘林辛”）、葛金生、親能生（一作“親能辛”）、凱哈生（一作“凱哈星”）、迦浦生和郝甲生，并透露出印僑在滬享受職工待遇、工會福利等情況信息。

《上海外事志》中記錄了兩位印度裔奶業工人迦浦生和郝甲生在中印關系緊張之際的個人經歷：

印僑牧場主迦浦生在提出賣牛申請后不久，即撤銷其申請，并寫信給《解放日報》說，他在上海養牛已23年，但解放前美國奶粉傾銷，他的牧場生產的牛奶賣不出去，只能將奶牛送往屠宰場。上海解放后，情況完全不同了，牛奶不愁銷不出去，牧場擴建了，奶牛逐漸增多了，全家生活也隨之好轉，過去住的是破房子，現在住上了紅瓦房，家具都是新添置的，還得到中國政府很多照顧，所以他不愿離開中國。

另一旅居上海30多年、在印僑牧場工作的印僑郝甲生向人訴述說，1962年在他兩次因心臟病和關節炎急性發作住進醫院治療期間，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分會先后幫助他清償醫藥費用，并給予救濟金，使他度過了危機，這一切都使他終生難忘。1963年春節前夕，郝甲生從報紙上看到周恩來總理抵滬的消息時，又給周總理寫了信。信中說：“中國對于印度普通僑民的友好關懷和照顧是令人難以想象的。像我這樣一個進入晚年的老頭，一個過去長期受壓迫的苦工，要是在資本主義國家里，生命早已不存在了。我之所以有今天，要感謝中國政府的僑民政策，要記住中印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

在出生于上海的林達（筆名）系列回憶文章里，曾寫到作者于1959年就讀的上海市虹口區祥德路小學緊鄰一個奶牛場，“還有一些老上海留下的印度人。頭上包著大大的白纏巾，留著胡須，深邃眼眶里大大的眼睛，在小學生眼里顯得面目猙獰”。在小學讀了六年書之后，“畢業時，印度人和奶牛都不知所蹤，養牛場變成了小工廠”。在林達的個人經驗里，印度裔奶業工人消失于1965年之前。

由以上敘述可知，印度裔奶業從業者在上海的歷史跨度，最早應當不晚于1909年，最遲不早于1963年。在這超越半個世紀的歲月里，他們的足跡遍布上海，以牧場和個體戶形式向外僑和本地市民供應牛奶，群體規模受時局政策影響而發生變化。

二、印度裔經營奶業的從業形式

旅滬印度裔奶業從業者對城市的互動和依賴，遠超從事其他職業類型的同胞。他們不同于巡捕、門衛對租界體制的依附關系——租界巡捕體制一旦被打破，印度裔巡捕們也隨即失業。奶業工人也不同于貿易商人能夠憑借雄厚的資本、資源網絡輕松轉戰香港或其他貿易城市。奶業工人視自己的奶牛為生產資料，就如同農民與土地密不可分一般。在整個奶源收購和牛奶販賣的上下游關系中，他們與所在社會建立了信息網絡。這也令他們成為留在上海最久、最不愿離開的一批人。

由印度裔開辦、可查得正式登記在案的規模化牧場并不多（表1）。1950年之前有4家，1951年新開設1家。1950年新設1家供應牛奶的“印度咖喱店”，考慮到其坐落于城市中心繁華的商業區（北京西路262號），不太可能是規模化養殖奶牛的牧場。綜合上述牧場地址可知，印度牧場均集中在上海東北片區的楊浦和虹口兩區，屬當年的租界邊緣和租界之外。在上海的城市居住地域特征中，上海的貧民窟遍布近郊，且常設置在租界的邊界。由此可見，印度裔群體已經深入到上海的華人居住地，毗鄰本地貧民窟和棚戶區，與本地社區接觸密切。

表1 旅滬印度裔開設的奶牛牧場。圖源：“澎湃私家歷史”微信公眾號

目前統計得到的由印度裔投資的5家牧場主要開設于1933年至1938年間。1933年登記在冊的中外商業牧場總共有90家，飼養奶牛2677頭。對比相近幾年的全市行業數據，印度裔投資的牧場占比不算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僑民數量在1935年最高值時也只有2389人。在這2000多人的印度裔群體中，便已開辦數家規模化牧場，這一數據在本族裔人群中的占比卻并不低。

除此之外，印度裔群體中還有“靈活就業”的奶農和奶販，他們遍布上海各個角落、穿梭在上游奶源和下游牛奶客戶之間，扮演“微型貿易商人”的角色。這種兼職和靈活的就業形式在統計上有相當大的困難，所以迄今為止也沒有印度裔奶業從業者的規模年表。我們只能通過新聞報刊“違法案件”板塊里找到他們的身影，觀察不同奶販的背景信息、身份特征，據此描繪當時的場景（表2）。在新聞報導及當事人口述中，都展示了旅滬印度裔群體的基本共識——養牛、販奶是本族群內不言自明的生財之道，而他們也一貫大膽地游走在合法與非法之間。

表2 印度裔奶業工人違法通報案件。圖源：“澎湃私家歷史”微信公眾號

從1930年首起案件開始，共有至少9起、10人次印度裔奶業從業者受到工部局的處罰。他們的罪名大都是銷售無照牛奶、摻水牛奶。早在1898年開始，租界內就開始實行執照制度，無執照的牛奶棚是被禁止在租界內營業的。但位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外，尚有大量沒有申請執照的牛奶棚不受直接監管。這些游走在租界邊緣的印度裔奶販了解牛奶棚和租界內客戶需求，鋌而走險，兩頭奔走。

令人驚訝的是，直到執照制度頒布30多年后的1932年11月10日，才出現了新聞報導所指稱的首例因販賣不合格牛奶被法庭起訴的印度人。更有趣的是，直到執照制度頒布40多年之后的1940年8月，當Chenjel Singh在今上海市霍山路（Wayside Road）一帶猶太難民區銷售無照牛奶時還聲稱，在當地的錫克教徒社群里沒有其他人因銷售無照牛奶而被罰款的先例，因此他也不知道銷售牛奶還需執照。這透露出錫克教徒以販奶為業的普遍性，也顯示出“銷售無照牛奶”問題可能已經長期而廣泛存在，并存在著較大的執法漏洞。據1936年的《工部局年報》統計，當年緝捕22名販賣無照牛奶的印度人，以至于《年報》寫道：“販賣無照之印度人仍形活躍，欲加取締深感困難，向法院控訴亦難得圓滿結果。”

1940年8月20日，租界稽查員G. V. Volchkoff尾隨Chenjel，一同穿過街道來到位于霍山路東邊的猶太居民區。稽查員發現Chenjel是個“老熟人”，他之前已經幾次見過Chenjel把幾桶牛奶掛在自行車上進行販賣活動。被逮捕后，Chenjel辯稱，他雖然擁有門衛的正職，但是一個月僅45元的微薄收入無法維系高昂的生活成本。所以，他通常每天從租界外的江浦路（No.320，Chemuplo Road）購買15磅牛奶，然后帶到租界內進行銷售。還有目擊者稱Chenjel販賣的牛奶是摻水的，經租界分析員L. H. Barton檢測，牛奶中摻有12.26%的水。但Chenjel又辯稱，這些牛奶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況下，由給他提供奶源的中國上游賣家添加的。最后，Chenjel被處以罰款40元的懲罰，其中因本次銷售無照牛奶罰款20元，因在其他4個場合屢次銷售無照牛奶而追罰20元。

類似事件在1941年3月再次被報導。稽查員G. V.Volchkoff在靜安寺路（No.441，Bubbling Well Road，今南京西路）一帶跟隨印度人Sandu Singh進入一間屋子，發現他賣了7夸脫牛奶。分析員L. H. Barton經過檢測，發現牛奶中摻了4.15%的水。Sandu哭訴上海生活成本高，只能靠賣些牛奶補貼家用。

有些印度裔奶販還精通中文，擅長與中國客戶溝通交流、討價還價。1940年，印度人Jagat Singh在今遼陽路一帶銷售無照且摻水的牛奶。他和昆明路138號一位名叫Woo Sung Sai的中國店主建立了合作伙伴關系。截止Jagat被探員抓捕，他的中國合作者已經從他那里連續購買牛奶1個多月，價格也從最初25分一品脫漲價到30分一品脫。

在華界地區，則有印度裔牛奶“個體戶”飼養少量奶牛。他們與雇傭的中國苦力居住和工作在一起。1926年，發生了一起為印度老板打工的中國苦力意外死亡的刑事案件。相關報道透露了兩名兼具老板與打工族身份于一身的印度裔“個體戶”在生意上的分分合合。

案件主角Jagat Singh和Badawa Singh是兩名居住在華界的印度錫克教徒。最早，他們一同合伙經營，并雇用了中國苦力Nyi Ching-zung（又作Nee Ching-zung）和他的兄弟。后來Badawa抱怨總是受到Jagat的欺壓，兩人之間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吵，自此“分家”。兩人分別各得5頭奶牛，卻還繼續在同一屋檐下飼養，堪稱“分家不分屋”，每日爭吵、打鬧。后來中國苦力Nyi Chi-zung被疑因飲用摻有砒霜的牛奶后死亡。經調查發現，該案屬于意外事件。由于牛奶桶的材料為銅，在長期的使用過程中沒有做好清潔，Nyi Chi-zung實為因為銅的析出物中毒身亡，并非死于惡意投毒。

分別在1933年和1940年因銷售無照牛奶而受到處罰的Kishan Singh和ChenjelSingh的正職也都是門房。對于相當數量的旅滬印度裔而言，奶業是他們在正職之外最重要的兼職和收入補充。他們不再是站在商場大樓門口高大威猛的門衛，轉而化身為伶俐市儈、能夠打通牛奶供應鏈的上下游關系的市井小販。他們既認識能提供奶源的中國賣家，大家溝通默契并形成合作關系；又熟知猶太居民區、中國社區牛奶的需求情況，他們踏著自行車穿梭送奶。

他們的身份多元，堪稱那個年代的“斜杠青年”——既有一份穩當但收入較低的門衛工作，又從送奶工、奶販子副業上賺取外快。于他們而言，艱難求生計的“奶販”是他們身上除了略帶暴力因素的“門衛”之外的另一個標簽。他們對城市的奶源供應和牛奶需求熟門熟路，不因外來者的形象和身份而遇到障礙。相反，他們可能恰好受益于“外來者”的身份，與奶牛這個舶來物種相得益彰，贏得猶太居民、中國居民、西方僑民的共同信任。他們身上的多元特質是突破慣常被臉譜化的“印度人”形象的。

三、從哪來的印度裔奶牛工？

由以上敘述可知，在近代較長時段內，為數不少的“底層”印度裔奶業從業者都活躍于上海都市生活之中。這令人不禁追問，他們來自何處？

盡管上海工部局始終忙于招募錫克警察，但也同樣為在職巡捕的不良行為而煩惱。以1914年為例，據《工部局年報》披露，印度裔巡捕在執勤期間有16人次“醉酒”、28人次“睡著”、21人次“襲擊本地人”、31人次“傲慢不服從”。相當數量的巡捕被開除，不得不離開巡捕隊伍，另謀出路。甚至早在1903年，工部局秘書濮蘭德（J. O. P. Bland）便已留意到印度裔群體的求職狀況，“如果印度人無法在大城市里得到警察的職位，他們通常會去小城鎮或通商口岸的外國租界尋找做門衛的機會。因為這些地方沒有當地警力”。但依舊有部分印度裔人群首先因為行為不良被巡捕房除名，接著又丟掉“門衛”的工作，最終陷入無業的極端貧困中。

另一重要背景是，印度裔來到上海的首選工作地點巡捕房的待遇也并不高。工部局給1名歐洲人的花銷足可供養8名錫克人。公共租界內的巡捕時常因為待遇過差而罷工。1935年之后，巡捕房推出新的薪酬制度規定“印捕”的月薪為24.50元至37.50元，雖然略高于“華捕”，但比起“日捕”的145元至195元則遠遠不如。顯然，當出現更好的去處時，一些印度裔巡捕會選擇主動辭職、另謀高就。

1937年八一三事變后，日軍占領上海租界毗鄰地區，租界淪為孤島，居民人心惶惶。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占領整個租界，各處負責人全部改由日本人擔任。在此之前的3個月，印度僑民已經紛紛離去。1941年9月11日，怡和公司的泰生輪載著滿滿200多名印度僑民從上海出發駛往香港、新加坡和加爾各答。據稱，還有第二批印度僑民正在準備離滬。

由于上海市檔案館至今還未對外開放“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中央登記處的人事檔案”，我們無從知曉每一名印度裔的姓名、免職或離職理由及時間。但是，通過《工部局年報》公布的歷年印度裔巡捕的離職情況的統計，可以追溯工部局年表中各年度流失、離開警隊及新招募的人數（表3）。以這批統計數據為基礎，我們得知，在1895年至1931年間，至少有997名前印度裔巡捕因為主動或被動的原因離開警隊，這還不包括在監獄系統中擔任獄警的印度裔巡捕的離職人數。可以想見，其中有相當大的“再就業”需求。

表3 歷年印度裔巡捕離職情況統計表。圖源：“澎湃私家歷史”微信公眾號

旅滬印度裔群體的失業率也受到國際局勢的影響。在1908年之前，加拿大和美國尚未頒布嚴格針對亞洲和印度地區來源的勞工移民法案。許多旅滬印度裔從周圍的英美人士那里聽聞加拿大和美國的富裕生活，紛紛將上海作為跳板，企圖沖向收入更高的美國。針對雇傭的印度巡捕流失率過大的情況，工部局特地在1907年頒布的《警察紀律條例》中明確：“在為工部局巡捕房服務期間，不得辭職或嘗試辭職；也不得教唆他人辭職。違者將受到處罰。”

可是移民政策很快再次發生轉變。1908年1月，加拿大政府頒布的移民法案細化了入境限制，僅允許“那些從出生地國家或國籍所在國出發，并在出發之前就購買好連續行程船票的人”入境。這意味著從上海、香港、日本出發的印度裔人士突然間淪為不具備入境資格的人群，只有極個別的已經定居在加拿大的錫克人家屬會獲得特殊“恩賜”，允許入境。入境加拿大的人數也從1908年的3623人驟降到1909年的9人。也就是說，加拿大政府其實是想完全堵死印度人的入境通道。

在此背景下，1914年發生了震驚世界的“駒形丸號”案。日本蒸汽船駒形丸號首先載著165名印度人從香港出發，接著在4月8日至14日停留在上海，111名印度人從上海登船；再次停留日本門司和橫濱，接上100名印度人后，駛往終點站溫哥華。可是最終376名乘客中只有24人被允許入境加拿大，其余均被遣返印度。整個嘗試登岸和被迫遣返的過程充滿了激烈的沖突、血腥和悲劇。

原本美好的愿望兩頭落空，新的去路被堵住，那么在本地需要從事什么活計謀生呢？如果不回國，留在此地，上海有什么低門檻、高回報、低投入、壓力小的好工作呢？首選便是牛奶行業。憑借旅滬印度裔長久積累的“奶業老手”形象，更多走投無路的印度裔順利進入這一行業。

1954年上海錫克團體聚會照片，其中有中印混血兒童。圖源：“澎湃私家歷史”微信公眾號

四、消化失業人口：為什么是牛奶行業？

正如前文所述，一部分印度裔專注于牛奶的流通和販賣，他們不擁有奶牛這一“重資產”，而是真正的“無產者”。他們不生產牛奶，只是城市里的牛奶搬運工。每日早上獲取奶源，依據自己收集到的客戶信息，當日售完收賬。另一部分印度裔開設牧場、養殖奶牛，他們需要更多的啟動資金。

對于第一類群體，他們對啟動資金要求不高，只需要確保有進貨款項即可，他們的核心競爭力是信息的靈通，能夠知道客戶的確切信息。得益于曾經或正在擔任巡捕和門衛，他們眼觀六路，搜集到了足夠的消費者群體信息，能夠建立起上游奶源和下游牛奶客戶的關聯。

1933年被工部局起訴銷售無照牛奶的Kishan Singh和Shan Singh直接把交易地點選在了門衛亭里。前者位于山東路2866弄，后者在塘沽路69號日本俱樂部外。當他們把裝在桶里的牛奶送給本地或外國客戶時，顯得信心十足，彼此早有默契，心照不宣。按照租界內的要求，合法售賣的牛奶必須要裝在蓋有印戳、標注牛奶棚名字的牛奶瓶中，當然還必須是來自有執照的牛奶棚。他們所用的單薄、簡單的牛奶桶顯然不符合規定。印度裔奶販直白的“包裝”透露出牛奶消費者們絲毫不介意沒有執照，他們已經取得了消費者的信任。這或許是因為他們的形象早早與“維護秩序”的巡捕、門衛相關聯，這有助于讓他們所販賣的商品顯得可靠。而一份出版于1929年的關于上海奶業的調查報告中，證實了印度巡捕確實是“小資本牛奶棚”的下游商家，也說明印度巡捕收購無執照牛奶已成為常態：

此種業者，……其飼養之牛，多為第二次第三次之雜種，資本在數百元至五六千元不等。所有畜牛，大多自一二頭至十三四頭為止。然業此者，除一二家外，大抵無租界執照。（已調查之牛奶棚中持有法界執照者只一家。）故一至天熱，茍出乳過多，而又適無小牛供飼時，則所出牛乳，除交通稍便之處，以極廉之價值，出售于印度巡捕外，余悉傾于浜中，甚至有每日傾去三四十磅者。

而擁有奶牛的印度裔群體在創業初期可能會面臨購置奶牛、租賃土地等各類資金上的需求。對此，旅滬印度裔有靈活成熟的貸款渠道。一些印度看守經常兼職放貸，即便是巡捕房里的英國上司也能從那里借到一點錢。

解決前述最重要的資金和客戶問題后，旅滬印度裔進入奶牛業的門檻便很低了。而且，對于中國而言，奶牛是一個外來物種，同時期上海華人養殖奶牛的興趣并不高，這更凸顯了印度人與“奶牛”的聯動形象。上海的外文報刊在1928年便介紹，“印度擁有的奶牛數量超過世界上任何國家”。

至于華人養殖奶牛的歷史，則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接受期。1870年，英國僑民首次引進英國愛爾蘭奶牛。接著，法國人引進法國紅白花奶牛。1879年前后，外商開辦牛奶棚，開啟了本地規模化奶牛畜養業的歷史。1890年前后，徐家匯天主堂修女院引進的荷蘭種黑白花奶牛，與另一頭英國黃白花小牛流入川沙縣合慶鄉農村，長成后與當地塘腳牛（黃牛）雜交，產出乳役兩用牛，又經幾代選優雜交，育成川沙黑白花奶牛，成為本地當家奶牛。但之后，一些牧場依舊選擇從新西蘭、美國等地采購更為優質乳牛，通過海運的方式運抵上海。抵達港口之時，甚為重視。1935年，民國政府實業部開辦的中央機器制造廠因內部設有一所畜牧場，故而向美國訂購奶牛十余頭。據稱，奶牛品種優良，加上運費每頭奶牛的成本超過400美金。當首批4頭奶牛運抵上海，還有特派員去碼頭迎接。直到1948年，《現代農民》雜志還刊載文章，向讀者宣傳養殖奶牛的好處。

牛奶以陌生的形象進入了上海華人的視野，早期的報刊牛奶廣告需要花大力氣宣傳牛奶的功效來說服國人進行消費。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奶牛在印度的高度普及，即便是在印度底層人群中也有飲用牛奶的習慣。當他們到達上海后發現，牛奶價格奇貴、無法負擔，自然會將之視為值得開發的產業。同時，來自印度裔族群內部的牛奶需求也促進了行業發展。

1931年一名記者至印度巡捕Lal Singh家中跟蹤報導，這一文本堪稱印度巡捕第一人稱視角敘述的寶貴史料，從中也可一窺牛奶和奶制品在族裔內部的重要性。Lal和他的妻子一同居住在上海，妻子得了嚴重的肺病，但因昂貴的醫藥費而不敢輕易尋醫。他抱怨上海的天氣太過潮濕、陽光也不如老家充沛。在當時700名租界巡捕中，只有100位是已婚人士，他們都面臨類似的生活困境。通常大家的收入是23元至40元之間，已婚的另有15元的租房和食物補貼。

如果在長陽路（Ward Road）的監獄上班，他們可以免費住在安國路（Alcock Road）的住宅區，而不再領取住房津貼。在受雇的第五年底可以享受回老家一次的福利。在記者筆下，Lal溫和、羞澀，是令人同情的，他和妻子把房間打理得干凈整潔。曾經，新鮮的蔬菜、雞蛋、牛奶、雞肉羊肉是他們在印度老家每日的餐食，其中牛奶和黃油幾乎是必需品。但是，在上海，黃油和牛奶都極其昂貴。記者帶去的印度裔翻譯補充說，他們（印度裔）期待有一天巡捕房會發放黃油、牛奶補貼。因為攝入太少的黃油和牛奶，許多人的妻子已經陷入了營養不良。這種營養不良讓他們的身體虛弱，然而上海僅有服務于錫克警察的醫院，并且不為女性服務。上海也沒有專門的錫克醫生。這導致在滬印度裔嬰兒和產婦死亡率極高。

上海的便宜牛奶出自租界外的無照牛奶棚里。依據《整頓本市牛乳業計劃》對1929年上海奶業市場的調研，“本市牛乳業之消費者多在租界，而公共租界發給執照，取締甚嚴，非牛奶棚設備完善，不能領照開業。故小資本牛奶棚均踡跼于華界一隅”。以1934年的牛奶價格為例，“無照牛奶”的價格要比“合法牛奶”便宜30-50%，這顯然也是印度裔奶販可以賺取租界內外牛奶差價的依據。

對于旅滬印度裔而言，既有源自自身族群內部的低價牛奶的消費需求，又有與“牛奶”之間的文化關聯、被認可的牛奶養殖經驗，還有通曉英語、與租界內外客戶的密切連接和信息網絡，這都有助于穩固印度裔奶業從業者的群體形象，并在實際生活中轉化為經濟利益和涉足牛奶行業的保障。

當越來越多的印度裔離開巡捕房及監獄管理部門等暴力機構，參與到城市生活，其群體形象在當時的文藝作品中已經開始扭轉。在一篇發表于1931年的小品文《紅頭阿三》中，作者李卻“目睹”一位艱難推車的中國苦力與“阿三”的相遇場景：

忽然橋旁的紅頭阿三踏步走近他去……糟了，可惡的阿三定要使他底強暴，用棒打他了。（這種思想人人都會轉念想到的）。我正在替推小車的暗地捏一把汗，那知阿三竟已彎下身子，相幫那推小車的把車子拉上橋來了。這意外的舉動，使推小車的感到了輕松；而我底神經也大受感動，整個身心都覺得異常好過。從此我對于阿三不但沒絲毫厭惡的觀念，而且油然生敬意了。我祝他們未來的成功！

該文文筆動人，真情流露，想必讀者也會與作者共情：原來不是每位“阿三”都兇神惡煞，原來還有“阿三”與你我一般的普通和善良。留給我們深思的是，由于印度裔群體形象的固化，時至今日“阿三”的形象反而更趨單一。有研究者亦注意到上引《紅頭阿三》，卻在其著作中只選擇性地引用該文開頭“欲揚先抑”中“抑”的幾句話，即詆毀印度裔的部分，“平素對于紅頭阿三，不知怎的，狹仄的胸間，總懷著一種厭惡的觀念。那龐大的身軀，呆笨的腦袋，長卷的胡須，在在都給人一個憎惡的影像”。這種解讀史料的方法，何嘗不是受到根深蒂固的“印度裔單一形象論”的束縛所致？其影響，又怎能不加固這種偏見呢？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澎湃私家歷史”2026年6月4日文章，原標題為《上海餐桌｜喝杯“阿三”送的牛奶：被遺忘的上海印度裔奶牛工》

本期編輯：黃耀萱

本期審核：單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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