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夏商兩代，是中國“王朝時代”的起點，孕育了最早的禮樂體系，奠定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基本格局。配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遺產日武漢主場活動，盤龍城遺址博物院推出重磅特展“尋繹夏商”，集結全國35家文博機構163件（套）珍貴文物。今日，《中國日報》刊發報道《Journey through the birth of dynastic China（尋繹夏商：王朝中國的開端）》，聚焦本次特展。帶領讀者穿越三千年，對話甲骨青銅，深度解讀夏商王朝如何依托禮樂制度與青銅文明輻射四方、經略疆域，感受中華文明包容開放、生生不息的深厚生命力。

三千多年前一個尋常時日，一位占卜者向神明叩問：是否不會下雨？

答案藏于龜甲灼燒出的裂紋之中。

彼時華夏大地氣候較今日更為溫潤豐沛，雨水充沛、沃土千里。但這片卜骨上鐫刻的“不雨”之問，道破了王朝深處的生存焦慮。

對商王朝（約公元前16至前11世紀）統治者而言，農耕是立國之本。旱澇皆可引發饑荒、動蕩，乃至王朝傾覆。

數千年后，這片卜骨殘片被發掘出土，如今靜靜陳列于盤龍城遺址博物院的展柜內，成為本年度國內重磅考古特展的展品之一。

這場名為“尋繹夏商”的特展，是為配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遺產日主場城市活動而啟幕。本次展覽匯聚全國35家文博單位，共計163件（套）文物，串聯起中國最早兩大王朝——夏（約公元前21至前16世紀）與商的文明脈絡：兩大王朝在廣袤疆域內交流互鑒、融合共生，構筑起綿延不絕中華文明的根基。本次展期將持續至10月18日。

展覽所在地本身就是這段歷史的一部分。夏、商兩朝的統治核心均位于黃河流域腹地的今河南省。盤龍城曾是夏商時期一座繁華城邑，卻并不坐落于上述核心區域，而是地處數百公里以南的長江沿岸。

然而，此地出土的青銅器，卻與北方王都中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盤龍城發現的青銅器，在器型和紋飾上都與中原地區保持一致，”本次展覽策展人宋若虹表示，“這說明它受到了商都的直接輻射，甚至可能是直接管轄?！?/p>

在她看來，盤龍城代表了中國早期國家治理的一種模式：政治中心通過區域據點向外延伸權力。

展覽依循這一文明發展邏輯分為三大單元：王朝之基、禮樂之源和四方之樞，勾勒出權力構建的軌跡。

第一單元：王朝之基

入口處陳列著一塊陶土板瓦和一段陶排水管，看似樸素，卻意蘊深遠：至夏商時期，中國已擁有先進的建筑營造技術和水利管理系統。

彼時農耕技術也日趨精進，展廳展出碳化農作物種子、伐木青銅錛和翻土青銅鏟，都是那段歷史的見證。

這些是生存的工具，但生存本身正走向組織化。彼時，手工業生產已開始從家庭作坊轉向由王室或貴族控制的集中化產業。勞動分工日益細化，地區間的依賴逐步加深。

青銅鑄造工藝的演變，直觀印證了這一發展進程。展中一件河南安陽出土的青銅鼎，采用渾鑄法一次澆鑄成型，器身清晰留存鑄模合范痕跡；一旁盤龍城出土的青銅簋，則運用工藝更為復雜的分鑄法，先分體鑄造、再拼接組裝。

“分鑄法的出現，為后世青銅文明鼎盛奠定了技術基礎，若無這項工藝，便不會誕生體量宏大、紋飾繁復的青銅重器?！彼稳艉缃忉尩溃袑W者甚至提出，商代青銅作坊已初具流水線式規?；a雛形。

第二單元：禮樂之源

展廳中央，陳列著被考古學家稱為“華夏第一鼎”的網格紋銅鼎，出土于通常被認為與夏都有關的二里頭遺址，是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青銅鼎。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迄今出土最小青銅鼎，通高僅5.1厘米、重50克，出土于孩童墓葬，器身帶精巧器蓋?？脊艑W者推測，這件微型銅鼎或是古代孩童玩具，亦或是父母寄托哀思的喪葬明器。

展廳內另有一件武丁時期戰將“亞長”青銅觥，為商代盛酒禮器。器身浮雕一大一小雙象依偎紋樣，大象護佑小象的溫情圖景，在商代青銅器中極為罕見。

這一單元并非只有青銅器物：一件大汶口遺址出土大型陶尊，形制與同期青銅禮器高度相仿。

“如果無法獲得青銅，人們就用其他材料去模仿，”宋若虹說，“他們仍然在努力向王都的審美和權威靠攏?！?/p>

至此，禮樂制度已然成為王權的具象載體，也引出展覽核心議題：夏商兩大王朝，如何將統治秩序鋪展至遼闊疆域？

第三單元：四方之樞

宋若虹認為，如果地方精英使用與中央相同的禮器，就意味著他們接受了同一種等級秩序。權力，正是這樣傳播開去的。

本單元人氣最高的展品，是山西博物院藏商代獸面紋青銅簋。器身獸面五官棱角分明，器底鑄有似馬似鹿的神秘走獸紋樣，考古學家認為，這可能代表了商代活躍于山西的“丙”族圖騰。

“山西當時地處邊陲，”宋若虹說，“部分地區雖受商朝控制，但也鄰近敵對的草原族群?！逅坪跖c商王保持著友好關系，很可能是代商王朝在此鎮守?！?/p>

然而至商代晚期，隨著王權衰落，這一秩序開始松動。南方地區的青銅器逐漸發展出自身的地域風格。

展覽以長江流域的文物收尾，其中有極具辨識度的三星堆青銅人面具。器物雖沿用商代鑄銅工藝，但造型風格已與中原器物迥然不同。

“到那時，商王朝的注意力已轉向東方，對長江流域的控制逐漸松弛。盤龍城隨之逐步衰落，不再是王朝南方軍政重鎮，轉而成為商貿樞紐。”宋若虹感慨道。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張建看來，青銅器本身揭示了統治的深層邏輯。

“王朝通過承載于青銅禮器的儀式來維系權威，”他說，“這便是政治合法性的根基。”

山東大學博物館副館長楊海燕表示，此次展覽為夏商文明的成形提供了一幅難得的地圖。她所在的博物館為本次展覽出借出兩件一級文物。

她認為，東部地區成熟的陶器和玉器工藝，持續向外輻射影響四方，不同地域文明持續交融、物料互通、信仰互鑒，方才造就華夏早期文明的璀璨輝煌。

在策展人宋若虹眼中，夏商鑄就的禮樂秩序與政治層級制度，深刻影響了此后數千年中國歷代王朝。權力一次又一次地通過共同的符號、青銅禮器和信仰體系，將邊緣納入中心，并向外延展，生生不息。

報道原文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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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日報 記者：白書好 周荔華）

來源：中國日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