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寫：良箴

來源：益起映創

“你既然選擇在這條路上走，所做的就一定跟這都有關系。”顧桃說。

無論是做紀錄片、畫畫、拍照，還是在自己生活中，顧桃這么多年來的種種狀態，都會指向同一個的方向——用不同的方式，踐行對北方少數民族在當下社會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況、他們和自然的關系、以及少數民族和大民族之間關系的關注和記錄。“紀錄片是比較客觀、直觀地展現他們的生活，繪畫就可以表達我更主觀的感受，所以我更傾向于用多元的形式去表現這一切。”

1970年，顧桃出生于內蒙古呼倫貝爾大草原，受父親的熏陶和和感染，從小學畫，培養了敏銳的藝術直覺與創作能力。從專業藝術院校畢業后，他做過攝影師。15年前，在人生迷茫壓抑之際，偶然翻起父親曾經拍攝記錄過的熬魯古雅鄂溫克族人的照片。由此因緣，顧桃開始走上了紀錄片的表達道路。

顧桃

他斷斷續續用十年時間，創作出“鄂溫克三部曲”。片子以近乎樸素的拍攝方式，記錄了一個鄂溫克大家庭的三代人在十多年間的境遇與變化——隨著現代工業文明的進入，鄂溫克族人長期固守的狩獵、使鹿文化開始逐漸衰落與式微。顧桃的記錄，從無意識到有意識地，揭示了失去獵槍的獵人們，身份遺失后的無邊苦痛與失落。他拍人，正是對一個個鮮活而有個性的人物的日常生活圖景的紀錄，讓我們得以體察到一個少數族裔在當今社會的生存現狀，以及這個古老的狩獵民族所具有的完全不同于現代社會的神性和詩意。

“鄂溫克三部曲”之 《犴達罕》

對顧桃來說，拍紀錄片，最大的成本就是時間。從2014年《烏魯布鐵》之后，顧桃就鮮有新作誕生。這些年他創辦了內蒙古青年電影周，致力于在華語范圍內發掘優秀影像與有才華的年輕創作人。他同時手里還有三部作品，現在都快進入后期。題材依舊聚焦于北方少數民族，只是從內蒙古大興安嶺轉入新疆大地。他說：“沒有時間的長度，也出不來時間的重量”。

Pmovie：記錄一個即將消逝的民族文化和生活圖景，從早期想法萌發開始，您就是自覺的嗎？還是在逐漸拍攝過程中，意識到這種記錄的重要性？

顧桃：對，一開始是無意識的。15年前，那時候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也只是遇見了.但是我是有意識要讓自己改變一下生活方式。說什么話、做什么事，其實都跟當時自己的狀態有關。

當時我在北京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狀態非常不好，經常喝酒，感覺很壓抑。但當回到老家看到了鄂溫克使鹿部落族人的生活后，感覺他們其實更壓抑。他們正處在要下山進行生態移民，改變長久以來生活習慣的階段，這是作為一個民族面對變革的壓抑和痛苦。我感覺有種契合的東西存在，有必要去做這么一個記錄。

2004年，我陸續看到了一些中國的獨立電影，比如杜海濱的《鐵路沿線》、楊荔鈉的《老頭》，讓我覺得拍紀錄片似乎沒那么難。只要有想法，就不應該放棄沖動，興趣決定能力，有了興趣，一定會有能力。于是，2004年，我借了一個小DV，開始拍片子，沒想到一拍就拍了這么久。

后來這件事變得有意思了，并且形成了主題，就是記錄北方少數民族在當下社會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況，他們和自然的關系，以及少數民族和大民族的關系。這些都是后來不自己覺的、有意識形成的主題。

主人公 柳霞

Pmovie：您剛才提到其實剛開始拍攝不知道怎么拍的，不過您還是摒棄有“觀念”的攝影，而是一直用樸素的觀察式的記錄，為什么秉持這種創作理念？

顧桃：因為不會。這實話，因為不懂，反倒好（笑）。后來很多人說我的片子是人類學的方法，我倒不覺得我的創作方式是什么學，這太直接了。我看了幾個人類學方面的片子，大都是田野記錄式的，感覺并不太生動，很呆板，不鮮明。我的片子是從“人學”出發，也就是人的個體情緒。情感我就不說了，現在講的太多了。情緒，就是你自己能夠有的一種感應、反應的東西，也就是每個個體獨有的本能、直覺。不過從某種方面說，我這也算是人類學記錄的一種，只不過是更個人化的對于情緒關注的表達。

鄂溫克

Pmovie：您第一次接觸他們的時候，有沒有陌生感？然后這種陌生感會隨著慢慢接觸以后，轉化為一種很仿佛你也是他們其中一員的這種感覺嗎？

顧桃：我不感覺陌生，他們對我也不陌生，因為有一個中間人，也就是我父親。我父親最早在那做記錄，用圖片和文字，他做了這樣的一個鋪墊。所以他們對我跟其他孩子不太一樣。而且我很熟悉北方，從小就在。

Pmovie：就是說您在開始拍的時候，其實他們就已經對鏡頭很熟悉了？

顧桃：那倒沒有。當時陸陸續續的拿鏡頭晃著，也會在山上跟他們一起干活，沒有目的性地就拍起來了，觀察。我沒把自己當做是一個紀錄片工作者或者導演，就是很單純的逃避在北京的無聊生活和工作狀態。

拿幾個機器在那晃蕩了一年，才算真正開始拍。經過一年跟他們相處、溝通交流，記錄才開始有意思了。

顧桃的畫

Pmovie：您是如何慢慢發掘柳霞、維加這對姐弟，從第一部群像到后面以他們為主人公再獨立成篇，他們身上的什么吸引您？

顧桃：你說的群像，其實也沒幾個人，就幾戶人家，他們彼此還有親屬關系。當時他們有五個獵民點。之所以選擇瑪利亞·索、柳霞他們這個獵民點，是因為我更熟悉。我父親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在這個點上拍。當拍他們到第二三年的時候，我開始意識到他們每個人的生存狀態、精神狀態更能代表一部分鄂溫克人的現狀。盡管他們人數其實連200人都不到，但也是一個群體。我住在柳霞和他弟弟維加家里，在他們家，我更適應，也能感受到更直接的東西。

顧桃的父親在拍攝

Pmovie：現在還經常回去那里嗎，片子中的主人公們后來都怎樣了。

顧桃：2018年春節，我又回到敖魯古雅鄉，最后的鄂溫克使鹿部落。正月初二，敖魯古雅還在冰冷的白色世界里，雨果在獵民點上，還有母親柳霞和舅舅維加。一個月之前，雨果的姥姥芭拉杰依去世，是癌癥。老芭姨立下遺囑，把5頭馴鹿和根河的樓房給維加，柳霞13頭鹿，維加弟弟的兒子索陽分得8頭，柳芭的女兒瑤娜沒要鹿，她已在呼和浩特工作并戀愛。當然，芭姨留在世上最重要的是一本書——《馴鹿角上的彩帶》，是動物作家黑鶴幫助整理出版的。雨果沒見上姥姥最后一面，因為在姥姥彌留時被敖鄉的大人支走，讓他去理發店把胡子剪掉，回到醫院時，姥姥已離世。

25歲的雨果，帶著300度近視鏡，很帥很無奈，舅舅和媽媽在這個新年里過得很好，因為他們根本就沒醒過酒，芭姨在世的時候還能控制局面，現在完全倆人是自由了。雨果前天終于來氣了，把酒全給整碎了，維加又一個人走了六個小時下山，扛回來一壺酒和一箱啤酒繼續過年。

中國最后一位薩滿的女兒：芭拉杰依

“鄂溫克三部曲”之《雨果的假期》柳霞與兒子雨果

去年維加結婚了，媳婦當時是老芭姨的保姆，喜歡畫畫，傳統水墨的那種，維加可能不太喜歡這樣的畫法，但他是孝子，應了婚事，還在根河一個影樓拍了西裝革履的結婚照。背后的布景似乎還有海南島的黃昏。

維加又在酒精迷幻的歡愉里了，蓬亂的頭發，三角形眼眶里有光的眼珠，扁塌的鼻梁，充滿了幽默的藝術感，讓我想起以前朋友讓我有觸動的一句話：你讓人很心疼，雖然看不出一點可憐。是的，如果沒有精神世界的自娛，我們都是可憐之人。

悲傷的維加對馴鹿和自然也有高傲的贊美，他在一個速寫本上寫著：太陽在無邊無際的天空開始了一天的旅程，直到傍晚，把冷空氣染紅；馴鹿高楊著美麗的犄角，飛奔而來，它們呼出的氣息，在冷空氣中彌漫成霧……

顧桃與主人公 維加

而新新人類的雨果在同一個本上也在表達著自己的感受：

我的名字叫雨果·索，來自鄂溫克族

對于說唱我情同手足，也從不滿足

他們希望我失誤，也希望我失足

但他們忘記了

我來自偉大的薩滿家族

從原始森林到北京，不遠萬里前來報到

我的嘴巴像刀，將對手全部放倒

不希望媽媽操勞，也不希望媽媽再次為我祈禱

鄂溫克人不需要門道

會用微弱的實力打退假的強盜......

Pmovie：拍攝時間長，素材量大，如何篩選素材，您一般是怎么開始入手剪輯的？早期都是您自己剪輯，到后面引入其他剪輯師，這其中感覺有什么變化和發展嗎？

顧桃：現在我在跟一個劇組，學了很多東西。他們有素材管理，就是專門有一個人管理素材，還有現場剪輯。素材確實是需要管理的，但對于我們這種所謂的獨立電影（紀錄片），就是因為沒有什么方式、章法，也就更自由的運用和發揮。季丹導演說過，中國獨立導演第一部片子都非常生猛，有血有肉的，這種拍出來的作品是非常直擊人心的，有如神助一樣。有如神助，就是因為他們沒有任何的要求，全是自己本能式的直覺式的去拍。很多導演都是在這種無意識下把第一部片子做出來了。但到第二部片子開始有了一些資源，比如資金介入、制片人等等，創作者本身的這種東西被分散了，就好像神也不幫你了，其實就是說考慮的東西太多了。

我其實很隨遇而安，我第一部片子剪輯師周宇是06年在廣州紀錄片大會上認識的，當時他沒剪過片子，但是他想剪。那我就當是個實驗，就讓他剪了。他剪輯的狀態是，每天喝個酒，吃個餅干，就把《敖魯古雅·敖魯古雅》剪出來了。后來李博也幫我剪過片子，也差不多，他后來得了金馬的最佳剪輯獎。

我其實現在在思考所謂的獨立，就是要拍的片子還是要自己剪輯會好些。原因是，如果找專業剪輯，他們時間檔期其實是很緊張的。第二作為導演本人，親身拍的素材，會更熟悉，更有自己的感覺。

詩人維加

Pmovie：2014年拍完《烏魯布鐵》后，您一直沒有新的作品出來，接下來還會繼續拍那片土地上的故事嗎？現在對您來說，做紀錄片選題難么？

顧桃：選題不難，因為你既然選擇在哪條路上走，一定跟這都有關系。我現在有三個片子都快進入后期了，在新疆拍的，還是講北方少數民族。紀錄片創作者有可能幾年都不出片，但是要是出的話可能就有好幾個作品。

處女作 《敖魯古雅·敖魯古雅》

Pmovie：您說剛說過創作者最初的片子都很生猛。其實生猛，可能在另外一種意義上，側面反映技術粗糙的問題。現在拍攝技術的發展，會讓影像更精致和清晰，您認為紀錄片創作中技術、技巧與影像的關系是怎樣的？

顧桃：你看現在電影發展到今天，大家越來越注重技術、數據等等，我覺得這也是相對于獨立這塊公共媒體的要求，比如要上院線和電視臺就得有技術的規格，國際上慣例也是這樣的。

但是對于我來說，總得有一部分人做屬于自己的電影。堅持作者意識的表達，不應該太在乎這些技術，因為技術永遠是在不斷更新，現在設備都已經達到4k或者8k了，對我來說不怎么重要。紀錄片里很多突發事件需要拍的，我甚至會用手機拍，重要的是這種現場感。這種狀況下不會給你時間讓你架好機器。

比如說一個夜晚突發生事情，你要是還要找燈光找角度，就等于破壞了現場。技術粗糙也無所謂，但你內心的情緒不能糙。觀眾會感受到你想表達的而不去摳技術細節。我還是遵從不靠技術指標來貫徹作品。

顧桃小時候學畫

Pmovie：您剛才說其實之前就去參加廣州紀錄片節了，對嗎？現在很多紀錄片創作者有了更多機會，參加提案會、影展等等。這么多年，就您所親身經歷的紀錄片發展，您有什么體會，或者怎么看待？

顧桃：就紀錄片行業來說，現在有很多官方的影展，但偏作者類型的非常少了。我有時候參加那些也是為了跟同行見個面，受人啟發，受刺激，別讓自己太閑了。對，得做自己的片子，但是每個人適應的東西不一樣，它還是根據個人的什么可能。

Pmovie：您是如何看待紀錄片中時間的問題的？

顧桃：時間，對于我來講就是成本。拍片子的成本不高，但是最大的成本就是時間成本，你沒有更多的時間去為家庭付出很多（所謂的去養家糊口）。但是沒有時間的長度，也出不來時間的重量。所以必須要堅持下去。

25歲時的雨果

Pmovie：拍攝生涯里面有沒有特別讓您覺得難忘的一個場面，或者說拍攝的時候遇到的事情能講講嗎？

顧桃：難忘的場面，其實是每一個片子里都有。拍片子是需要理由的，紀錄片它更多的是未知的東西。在現場的時候，你的時間，你的生命和對方（被拍攝對象）的是平行的，你才有被觸動的地方。我說這首先是因為是有了觸動和沖動，這也是一個理由，你為什么去看這個？

比如說我拍柳霞。《雨果的假期》里，她的帳篷有個很小的窗戶，陽光就從這窗戶透進來一小塊地方。柳霞要是一轉身，太陽就曬不到她了，但她還是不斷地看太陽，找陽光，即便是喝醉了也不忘記。因為她把太陽看成了她的兒子了。她給兒子取的鄂溫克名字 喜溫就是太陽的意思。

她經常一邊揮手一邊被陽光照耀著，臉龐還泛著油光。有一次她喃喃念叨：

雨果你什么時候回來，你能不能長翅膀，趕快回來，我太想你了；是你的光芒，讓我有溫暖，讓我冬天不會凍死。

但是后來我沒用這一段，因為手太抖了，拍的時候是非常難受的。有很多因為太抖的片段我都沒用上。很遺憾。

采寫：良箴

來源：益起映創

顧桃新片籌資：以畫養影

有些導演用錢開機，我用畫。

最近兩年，我把即將開拍的五部新片：

《旅》

《我只期許明天》

《不歌唱的人生是遺憾的》

《柳霞的森林》

《出租車里的馬》

先畫了下來。那些將要出現在鏡頭里的馬、森林、出租車窗外掠過的城市，此刻還安靜地停在畫面上。

從不荒廢，一直在拍。

這批畫出售，經費用于新片拍攝。一張畫，讓一部電影離完成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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