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國政治學家和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馬來西亞吉打州“塞達卡”村長達數年的田野調查撰寫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問世。作者曾任耶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深耕農民政治與底層研究數十年，書中融合人類學民族志方法與政治經濟學視角，記錄了一個稻米村莊在“綠色革命”沖擊下的社會裂變與底層回應。

全書以村莊日常生活的細膩敘事為主線，剖析了貧富分化加劇時，弱勢農民為何沒有發起公開暴動，而是轉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懶、裝糊涂、暗中破壞、偷竊、誹謗、散布謠言乃至表面恭順背后的冷嘲熱諷。通過對比正式政治與日常政治，著重揭示底層群體在不具備公開對抗條件時，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風險的“弱者的武器”維護自身尊嚴與利益。書中案例多源自對村民對話、儀式、勞動場景的深度觀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關系、宗教習俗等主題，部分結論因對“霸權理論”的顛覆性質疑而引發學界持久論辯。該著作開創了“日常反抗”這一研究范式，被譯成十余種語言，成為當代政治學、社會學與人類學跨學科對話的里程碑式文本。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七章：“常規的”鎮壓

準確地判斷此類鎮壓在限制我們迄今所觀察到的反抗形式中的作用如何，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如果鎮壓程度減輕或者完全消失，追根溯源地判斷其影響如何就是可能的。同樣，如果反抗的替代形式——例如在城市打短工——突然消失不見了，那么，則可能測量出現有的鎮壓水平是否足以制約處境更為艱難的農民階級。在缺少此類天然實驗的情況下，任何判斷都只能是推測性的。然而，我們可以表明的是，在許多村民心中都存在著恐懼的因素，并且它構建了他們關于可能的選擇的見解。

恫嚇的氣氛尤其感染了那些緊密認同反對黨伊斯蘭教黨的村民，但是并不局限于此。1978年選舉后不久，所有的伊斯蘭教黨分子被系統地從州里各個村委會中清除了。這一步驟不僅為避免所有的伊斯蘭教黨分子得到政府的好處創造了條件，而且自此表明反對派在村莊政治中不再擁有合法地位。1979年年中，吉打州的宗教事務辦公室采取進一步措施，禁止包括來自燕鎮附近的烏斯塔茲·帕夫茲在內的至少8位著名的伊斯蘭教黨宗教導師在該州任何清真寺或者村莊里的伊斯蘭學校布道。在這樣一種普遍氣氛中，1978年至1980年間該地區許多伊斯蘭教黨的會議只能秘密舉行。由于巴希爾和其他巫統領導人的反復無常，塞達卡的反對派成員親身經歷了這種不時有可能被捕的普遍威脅氣氛。因而一位堅定的伊斯蘭教黨成員尼扎姆解釋說，他從不去巴希爾的店里買東西，因為擔心巴希爾說他偷東西并讓人把他抓起來。他和其他用摩托車運稻谷的伊斯蘭教黨成員總是擔心巴希爾會安排警察在路上攔住他們，并以未交公路稅和保險費的名義罰他們的款。沙赫儂說他在政治上保持“沉默”，因為只要村委會愿意就可以讓伊斯蘭教黨的任何成員被逮捕，并且警察會聽村委會的而不是伊斯蘭教黨農場主的話。如果有人在伊斯蘭學校的村莊改進計劃標志牌上涂鴉，警察就會在第二天早上被叫來并且質詢幾個伊斯蘭教黨成員。雖然沒有人被逮捕，但是警察的造訪正好起到了村委會所希望的冷卻效應。如前所述，托·穆罕默德因為懼怕警察而不敢告訴我他所知道的關于毀壞機器的情況。在塞達卡對于村委會和警察的特別恐懼必然增加了普遍存在的猜疑，甚至對政府發動的看起來最不得罪人的行動也是如此。1980年2月，當情報部門的一個小官員來到村里為即將到來的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做準備時，這一點就顯而易見了。他的講話大多用來責備村民過去的一些錯誤反應及徒勞地打消他們的疑慮，他試圖讓人們相信，人口普查和稅收毫無關系因而他們不應該擔心或者逃走。由此可知，典型的農民對于國家的不信任強化了疑懼的氣氛，更不必說某種特定的恐懼了。

政府對1980年1月23日在亞羅士打州首府舉行的大規模示威的反應提供了一個可容許反抗限度的實際的教訓。我們不需要在抗議的起源和細節上糾纏太久，因為這個簡要描述的目的在于強調事件的后果所引發的恐懼。激發起示威的表面事端是要求提高稻谷的農場交貸價格，并且反對最近出臺的降低稻谷價格的計劃，這一計劃將從每pikful稻谷的價格中截取2馬元，留給銷售商。盡管被迫存儲將產生利潤（不是“利息”，這是被禁止的），并且能夠在六個月之后兌換回來，這個計劃仍然普遍地不受歡迎。顯然對許多人來說，生產價格因此被降低2馬元，而且將稻谷賣給華裔中間商的大多數生產者能否重新得到“儲蓄”尚不清楚 [405]。吉打州的首席行政長官曾在競選中提出提高稻谷價格的承諾，巫統領導的農場主聯合會自身也反對降低稻谷價格的事實又給上述不滿增加了一定的合理性。無論如何，1月23日約有一萬人聚集在州政府辦公大樓門口抗議降低稻谷價格，并要求稻谷價格上漲10馬元。[406]當首席行政長官最終出現時，他的聲音被人們的喊叫聲壓倒，而警察和防暴部隊沖進去驅散并逮捕了示威者，一些人徒勞地穿過大街逃進了清真寺。據說，這是至少自1954年以來吉打地區的稻谷種植者舉行的規模最大的一次示威，當時成千上萬的農場主在災難性的一季之后為爭取到政府救濟而進行示威。

當場有超過90人被逮捕并拘留。首席行政長官當即宣布，示威是“由某些好戰派團伙挑起的” [407]，并且以不祥的口氣談到布爾什維。示威過后的幾星期之內，更多的人被逮捕并被起訴。吉打州包括一個州議員在內的7個伊斯蘭教黨官員被逮捕和拘留。300名特別警官進駐吉打州以協助調查。首席行政長官指責“伊斯蘭教黨制造恐怖和恐懼的策略，并且吉打州的伊斯蘭教黨全體領導必須為……組織這次示威負責” [409]。一個同伊斯蘭教黨有著相同的首字母縮寫（Pertubuhan Angkatan Sabilullah, PAS）并暗示一場“圣戰”的隱蔽的地下組織，被確定為陰謀的中心。

政治圍捕的影響馬上就在塞達卡被感覺到了。由于附近村莊的人受到懷疑，消息迅速傳開。鄰近凱帕拉·巴斯塔的3個人和1個來自雙溪布浙村的人被指認、受到質疑，之后被保釋出獄。來自明關村、古阿·貞布達鎮、爪哇村以及彭當村和布基拉雅地區的著名伊斯蘭教黨成員，也遭受了同樣的命運。 [410]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并未參與示威。隨著持續逮捕的消息滾滾而來，一種不難理解的恐懼開始緊緊扼住當地的伊斯蘭教黨成員，他們當中有3人的確趕去參與了示威。塔伊布是伊斯蘭教黨成員，他將政府的反應解釋為一個“將我們粉碎”的嘗試，還說他想找個鐮刀保護自己 [411]。另一個伊斯蘭教黨成員蘇庫爾則提到村里的“奸細”，他們可能叫來警察和做出虛假的指控。“即使你沒偷他們也會說你偷了；他們什么事都做得出來，這是暴政。”實際上，塞達卡并沒有人被拘留或者被逮捕。但來自特別部門的警察兩次同巴希爾和村長哈吉·加法爾談話。他們的造訪產生了預期的效果，我懷疑他們在稻米平原也造訪了另外無數個村子。許多伊斯蘭教黨成員知道，巴希爾或村委會的一句話就可能招致逮捕，他們擔心自己成為犧牲品。正如穆斯塔法所說，“我們當然擔心；他們想壓垮伊斯蘭教黨”。

如果不考慮這一更大范圍的真實的和預期的高壓統治情境，就無法理解我們在塞達卡所發現的反抗的類型與順從的類型。常規性鎮壓毫不顯眼地發揮自己的作用：這里是一次逮捕，那里是特別部門的造訪，村委會領導的間接警告等等都是制造邊界標志的正常需要，而這些標志任何機警的農民都不會蓄意破壞。然而，可容許異議的相當穩定的邊界的存在使之成為一個令人畏懼而并非恐怖的環境，這里不存在安全的邊緣地帶。至少有一點是清楚的，這些被創造、被改變、偶爾也被歷史經驗所強化的邊界，作用在于抑制某些公開的抗議和挑釁形式。那些從雙耕中獲益最少的人們有各種理由相信“預料中的反應法則”，并且避免使自己陷于危險境地。正如他們所說，“不管你是不是抱怨都不會有什么結果”，他們不僅談到大農場主的地方經濟勢力，還談到國家及其地方代理人的強制性權力。這里順從的含義“不是本土的文化產物，而是非精英在其中發現自身的權力情境的產物” [412]。

正是在這一對反抗的更大制約的背景下，“經濟關系的無聲壓力”的相對效用才能夠被理解。富裕農場主依然能夠隨意提供或者收回稻田里的薪資工作、扎卡特禮物，政府援助（如就業、貸款、補助）、移民計劃的建議、學齡兒童的救助、貸款、短期信貸（比如在巴希爾的商店），并在危機時充任信用擔保人。 [413]難怪，一些貧窮家庭不希望公開冒犯那些控制這些戰略資源的人。但是，這種潛在地屬于選擇性的“善行”不可避免地同惡意相連。支付合理地租的佃農有可能被提高租金或者解除其租佃權；女兒在學校救助名單上的貧窮家庭可能被從名單上除名；被雇為臨時勞動力的人可能被別人取代；被容忍的“好惹是生非”的窮人可能被指控為盜賊。富有農場主偶爾的善心因此與防衛性的欺騙并無太大不同。并且，就其作用的程度來說，它起作用完全是因為鄉村階級關系的更大的壓迫情境幾乎將可能在實質上改變窮人處境的直接反抗的種類都排除在外。也就是說，強制性情境創造并維持了相對無權的情境，其中“經濟關系的無聲壓力”因而能夠榨取其日常的捐稅。[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