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觸一些企業創始人和高管，他們在自己的名片抬頭或個人簡介中有時會加上這么一句話——“XX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聯合會（聯誼會）會長（副會長、常務理事）”，這就讓很多不明就里的人感到十分困惑。

其實，“新的社會階層”這個說法問世已有二十年之久，但對很多人來說這個名詞依然是陌生的。所以本文我們就來談談到底什么叫做“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究竟包括了哪些人。

【一】

首先要明確，“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是一個統戰領域的名詞，它在2020年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條例》中有明確定義。

這份《條例》把統一戰線工作對象劃分了為12大類，分別是：

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黨外知識分子，少數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出國和歸國留學人員，香港同胞、澳門同胞，臺灣同胞及其在大陸的親屬，華僑、歸僑及僑眷，其他需要聯系和團結的人員。

可見，“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正是《條例》規定的12類統戰工作對象之一。然而其他類別的統戰工作對象指向都比較明確，唯有“新的社會階層”這個描述看起來十分抽象和模糊，那么它究竟指的是哪些階層呢？

對此，《條例》第八章作了專章規定：

“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主要包括：民營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管理技術人員、中介組織和社會組織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新媒體從業人員等。”

——可見，所謂“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主要就是指來自上述這四個“階層”的人士。

基本定義清楚了，可難道來自這四個階層的人都能夠被稱之為“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嗎？要知道，目前全國光是靈活就業群體就有接近3億人，其中有不少都是自由職業人員，難道他們都可以被歸攏到“新的社會階層人士”這一統戰對象中嗎？

當然不是。對此官方有過詳細闡釋：

（一）所謂“民營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管理技術人員”，指的是受聘于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掌握企業核心技術和經營管理知識、從事企業經營管理和技術研發應用的人員。

注意，只有受雇于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中高級管理人員、中高級專業技術人員才能被納入“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范疇；

相反，像是民營企業家和企業主、企業普通職員、國有企業干部職工等等，就不能被納入在內。

（二）所謂“中介組織和社會組織從業人員”，指的是利用專業技術或專門技能，在鑒證、咨詢、服務等組織中提供知識性產品服務的人員，比如律師、會計師、評估師、稅務師、咨詢師、專利代理人等等；

以及在社會團體、基金會、社會服務機構等民辦非營利性組織中從事管理工作或專業服務的人員，比如行業協會、同業公會、專業學會、民間俱樂部、公益基金會這些“新社會組織”中的管理者或專業技術人員。

注意，前者只有提供知識性產品服務的專業技能人員才能被納入“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范疇，后者只有來自民間非營利性組織（即“新社會組織”）、并在其中擔任管理崗位或從事專業技術服務的人員才能被納入“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范疇；

相反，即使是在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咨詢公司等單位中工作，但卻不是從事律師、會計師、咨詢師等專業技術崗位的人員，或者體制內人員到體制外兼職的人員，或者來自公立官辦類社會組織（如工會、共青團、婦聯、工商聯、紅十字會、社科聯、文聯、科協、各類宗教團體等等）的人員，以及雖來自民間非營利性組織、但卻不是從事管理或專業技術崗位的人員，就不能被納入在內。

（三）所謂“自由職業人員”，指的是不供職于任何單位或組織，憑借自己的知識、技能與專長，為社會提供某種服務并獲取報酬的人員，比如自由撰稿人、網絡作家等自由寫作人員，自由畫家、書法家、音樂創作人、攝影師等自由文藝創作人員，自由導演、制片人、獨立演員、歌手等自由演藝人員，媒體與營銷策劃師、企業培訓師、市場調研咨詢師等自由策劃咨詢人員，自由經紀人、設計師、翻譯等知識型市場服務人員，個體工程機械技術人員、電器及電子信息產品維修人員、網絡軟件開發、人工智能工具開發等技能型市場服務人員，非遺、民俗等自由手工藝從業者等等。

注意，不是所有的自由職業者都能稱之為“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只有其中有知識、有技能、有一定稀缺性、有一技之長的自由職業者才能被納入“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范疇；

相反，對于其他從事較高可替代性、不需要具備太多知識和技能即可負擔的體力勞動或腦力勞動的自由職業者，或者體制內人員兼職從事某項副業的人員，就不能被納入在內。

（四）所謂“新媒體從業人員”，指的是以新媒體為平臺或對象，從事或代表特定機構開展投融資、技術研發、內容生產發布、經營管理活動的人員，比如新媒體企業的出資人股東，負責新媒體企業管理、運營、推廣的人員，負責新媒體內容策劃、撰寫、編排、創作、拍攝、采訪、傳播的人員，負責為新媒體運營提供軟硬件技術支撐的研發、運維人員等等。

注意，新媒體從業人員既不包括自由職業者，也不包括單純的網絡大V、意見領袖（KOL）：

既不是新媒體企業的股東、也不受雇于任何新媒體企業的自媒體創作者，應參照上一條“自由職業人員”的標準來判斷是否可被納入“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范疇；

一個網絡大V、意見領袖（KOL）如果僅僅是在自媒體平臺上發聲，而不是投資或任職于某個新媒體企業、在社交媒體上常態化生產和發布內容、專職從事新媒體工作并以此謀生的話，那么他就不能被納入“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范疇。

從上面的列舉中，我們能總結出“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擁有這么幾個特點：

一是普遍屬于“體制外”，他們是傳統的體制內機關部門、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群團組織所不能覆蓋的群體，所以才有統戰的必要；

二是業態新穎，他們所從事的行業、受雇的組織、負責的崗位放在幾十年前大多是不存在的，基本都是最近二三十年來經濟發展帶來的新產物；

三是高學歷、高知識、高技能，他們不僅以提供腦力勞動為主，而且屬于腦力勞動中創造性、稀缺性、專業性都比較強的那一部分人；

四是不依賴單位、自主色彩強，他們有的是受雇于體制外的新經濟組織或新社會組織，有的干脆就是自由職業者，既不依賴于某個大機構大單位，個人的職業流動也比較頻繁，因此很難以“單位”為載體對他們開展統戰工作；

五是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他們在收入水平、消費水平、生活品味上總體處于社會中上游水平，甚至擁有一定的個人事業，但他們通常并不希望被別人稱為“中產階層”；

六是在引導社會輿論、特別是網絡輿論上影響力巨大，這是跟他們的知識儲備、專業技能、工作需要、管理身份、經濟條件、承上啟下的社會階層位置密不可分的，也是其他所有社會階層都難以復制的；

七是以在大城市生活的中青年群體為主，這是由他們的職業性質所決定的，也使得他們對前沿事物、創新技術、潮流趨勢的反應都較其他群體更為敏感；

八是不掌握或只掌握較少的生產資料，主要指資本、勞動力、機器設備、土地、能源礦產、數據信息這些生產資料，他們對于這些生產資料要么是只有指揮權或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要么就是完全不依賴于這些生產資料。

根據官方統計，2016年時全國“新的社會階層人士”還只有大約7200萬人，可到了2021年這個數字就增長到了9100萬人，年均增幅5%以上?，F如今又過去了五年，而這五年里社會上又冒出了不少新業態新事物，所以想必目前1億人左右的“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規模應該是有的。

1億人左右的“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看似是不少，可要知道，目前全國受雇于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職工、民營企業主和個體工商戶、在各類民間組織工作的人員、靈活就業者和自由職業者等等全部加起來（大體對應了所有“體制外”非農業就業人口）大概有6億多到7億多人，占到了全國總人口的近一半。

——相比之下，1億人左右的“新的社會階層人士”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畢竟，《統一戰線工作條例》中有一句話說得很明白：

“統一戰線工作對象為黨外人士，重點是其中的代表人士?！?/strong>

——也就是說，不是所有在新經濟組織或新社會組織中上班、從事靈活就業或自由職業的人都能夠被納入“新的社會階層”，被納入“新的社會階層”的人也不是每一個都能成為“其中的代表人士”。

【二】

可能有人會問了，為什么官方不創設一個能夠讓人一目了然的新名詞，而是使用了“新的社會階層人士”——這么一個內涵定義和外延邊界都十分模糊的詞語來指稱呢？野望谷覺得這大概是長期約定俗成所導致的結果。

眾所周知，“階級”是一個革命斗爭領域的概念，“階層”是一個社會學領域的概念。改革開放之后，“階級”的概念總體上不再適用了，但“階層”的說法卻一直都未過時。

2002年，社科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學會會長陸學藝教授曾發表過一份著作——《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在這份報告中，陸學藝首次系統性提出了當代中國十大階層劃分理論：

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企業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機關和企事業單位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無固定職業人員階層。

——盡管陸學藝教授提出的十大階層劃分理論看起來既全面又清晰，但受制于當時的歷史局限性，這套理論存在著三個顯而易見的不足：

一是把從事的職業、所處的級別、可支配的社會資源當成了主要衡量標準，卻忽視了個人知識、技能、品牌所發揮的作用；

二是默認除了個體工商戶和農民之外，其他所有適齡就業人員都必然從屬于某個組織、供職于某個單位，否則就叫無固定職業人員；

三是無法覆蓋近些年來隨著經濟發展、社會演化而出現的諸多新興行業類型和職業類型，劃分標準越來越封閉和過時。

在這種背景下，一個無法被既有社會學理論所覆蓋的“新的社會階層”這一提法也就應運而生了。

1991年，中央統戰部在《關于工商聯若干問題的請示》中有這么一句話：

“對現在的私營企業主等新的社會階層，不應和過去的工商業者簡單類比和等同，更不要像50年代那樣對他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p>

——這是“新的社會階層”一詞首次出現在官方文件中，但彼時“新的社會階層”還不是一個專有名詞，文件對這個階層的內在特征和外在體現都沒有摸得很清楚，僅僅是對包括私營企業主在內的、除工人農民工商業者以外的社會群體的一種泛化描述而已。

2001年，中央在“七一講話”中說：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這些新的社會階層中的廣大人員……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p>

——這是“新的社會階層”首次在官方語境中被單獨劃成一類，也是官方首次明確“新的社會階層”包括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這6大類。

但彼時“新的社會階層”依然是一個泛化稱謂，是被放在“等”字后面的，依然不是一個專有名詞。可無論如何，這份講話還是為后來“新的社會階層”這一概念的形成提供了最早的思路與模板。

2002年，十六大《報告》中有這么一句話：

“在社會變革中出現的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p>

——這句話雖然沒有明確提及“新的社會階層”，但卻是官方文件首次對“新的社會階層”究竟應當包括哪些階層做出了具體羅列；

然而在實操中，如果每次都要把這6大類群體重復一遍，既容易忘、也費口舌，于是人們就形象地引用了“新的社會階層”這個說法來統一概括這6大類群體。久而久之，這種口語化的叫法也就被官方書面語境所接受了。

2006年，中央在《關于鞏固和壯大新世紀新階段統一戰線的意見》中，使用了單獨一個章節來論述應“切實做好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并指出：

“團結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是統一戰線的重要任務……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新的社會階層，主要由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自由擇業知識分子組成，集中分布在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中……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是統一戰線工作新的著力點?！?/p>

——這份文件的意義，一是在于首次以官方名義認可了“新的社會階層”這個已被人們約定俗成使用了的叫法；

二是在于首次指出了“新的社會階層”的階層構成特征，那就是以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自由擇業知識分子為主，他們主要分布在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這些新興的、體制外的組織當中；

三是在于正式提出了“新的社會階層人士”這一統戰概念，從先前的“新的社會階層中的廣大人員”到“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覆蓋人員范圍縮小了，指向對象更加具體了；

四是首次明確把“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列為了統戰工作新的著力點之一，明確要求建立由統戰部門牽頭的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聯席會議制度”，明確要求吸納“新的社會階層代表人士”尤其是其中的非公有制經濟人士進入各級人大、政協、工商聯、群團組織。

但在彼時，“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尚未作為一個整體出現在官方確定的統戰對象類別名單中，當時這份《意見》把統戰對象規定為了15個大類：

各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黨外知識分子，少數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中介組織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原工商業者，起義和投誠的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及眷屬，港澳同胞，臺灣同胞、去臺灣人員留在大陸的親屬，出國和歸國留學人員，海外僑胞和歸僑僑眷等。

——可見，這15個大類中并沒有一類叫做“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是被具體劃分成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中介組織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好幾類來體現的，那會兒“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仍是一個被虛化了的概念。

2013年，中央在一次講話中提到了這么一句表述：

“一切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其他新的社會階層人士……”。

——這個新表述的看點在于，它首次將“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其他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區分開來了。

也就是說，過去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是被包括在“新的社會階層人士”項下的，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屬于“新的社會階層人士”項下的一個子集；

但從2013年起，“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特指除了非公有制經濟人士以外的“其他”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從此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就與“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成為了兩個并列的概念。

至于為什么要將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從“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中剝離出來、單獨列為一類統戰對象，原因大概有二：

一是隨著民營企業家群體的集中崛起，他們儼然已經成為了一股影響力巨大的、無法忽視的社會中堅力量，因此有必要將這部分群體單獨抽離出來，作為一類專門的統戰對象；

二是以民營企業家為主的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普遍擁有資本、擁有生產資料、雇傭他人作為勞動力，而除了非公有制經濟人士以外的其他“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大多不擁有資本、不擁有生產資料、不雇傭他人甚至自己都屬于被雇傭的對象，兩者的生存模式、資源稟賦、能力特質、利益訴求、雇傭關系都截然不同，因此也就不宜等同視之。

2015年，中央統戰工作會議在談到“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問題時，特別談及了如何做好“律師、會計師、評估師、稅務師等專業人士”、“新媒體從業人員”等群體的統戰工作的問題。

——至此，“律師、會計師、評估師、稅務師等專業人士”、“新媒體從業人員”這兩個領域的從業者就正式被納入了“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范疇?！靶碌纳鐣A層人士”也由此前的非公有制經濟人士、自由擇業知識分子這兩大主要構成門類，演化為了自由擇業知識分子這單一一大主要構成門類。

2015年下發的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把先前的15大類統戰對象整合組編為了新的12大類統戰對象，這個新的12大類統戰對象的劃分方法也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也就是以這份《條例（試行）》為標志，“新的社會階層人士”首次作為一個單獨命名的大類被明文列入了統戰工作對象，“新的社會階層人士”這一概念自此由虛轉實。

2016年，中央統戰部下面設立了一個專門負責“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的機構——中央統戰部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工作局。

當然了，被歸入非公有制經濟人士類別的民營企業家也不是就徹底同“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絕緣了。

2017年，統戰部門在《關于加強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聯誼組織建設的意見》中特別強調：

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聯誼組織可以根據需要，適當吸收與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聯系緊密、在本行業領域有影響力的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留學歸國人員等其他專業人士參加，并可以讓他們擔任名譽職務或者兼任副會長、常務理事等職務；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聯誼組織的會長既可以由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代表出任，也可以由非公有制經濟人士代表出任。

——所以，盡管非公有制經濟人士與“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仍然是兩類并列的統戰對象，在各級統戰部門下面也是分別歸口兩個部門來負責（非公有制經濟工作局和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工作局），但在實際工作中二者的交集卻很多。

原因也很簡單，因為“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中首當其沖的一類便是民營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管理技術人員，這些民營企業的中高層管理人員與技術專家不僅與企業主的工作聯系相當緊密，而且他們自身也可能會在企業高管、技術專家、企業主這幾種身份之間相互兼任或轉化，這在已由“企二代”接班的民營企業、知識密集型的高科技企業、企業高管離職創業的公司中尤為普遍，因此在這些行業企業中就已經很難再把非公有制經濟人士與“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簡單切割開來。

至于本文開頭提到的2020年下發的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條例》，在延續了將“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作為12大類統戰工作對象之一這一做法的同時，還首次對“新的社會階層人士”進行了專章規定。

【最后】

由此看來，不論你是民營企業或者外資企業的高管或技術專家，還是民間各種協會社團的管理骨干，抑或是律師、會計師、評估師、咨詢師、稅務師這些專業人士，又或者是在新媒體和自媒體平臺、文化藝術表演民俗界、工程電子IT人工智能等領域謀生的從業人員和自由職業者，你其實都是“有組織”的。

圍繞這大約1億人的“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各級統戰部門舉辦有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會議、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聯席會議、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主題座談會、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服務團、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培訓班、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實踐創新基地等制度或平臺；

但對不少“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來說，他們接觸最多的應該還是各地、各級、各行業的“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聯誼組織——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聯誼會、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聯合會，簡稱“新階聯”或者“新聯會”。

目前，全國各類新聯會少說也有幾千家，基本已實現了省、市、縣三級全覆蓋，各級統戰部就是它們的上級業務主管部門。

不僅如此，一些大型企業內部也紛紛建立了新聯會組織。比如，360集團是全國互聯網行業第一家成立新聯會的公司，微博是中央統戰部第一批新媒體企業統戰工作聯絡站試點單位之一。

當然了，即便你的確屬于“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中的一員，那么加入某個新聯會往往也要履行一定的申請和審核程序。

一般來說，政治面貌為民主黨派人士、無黨派人士、群眾的“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在某個行業協會社團擁有社會兼職頭銜的“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擁有海外留學經歷或歸僑身份的“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同時是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由于其統戰價值比較高，所以更容易被組織上優先考慮；

除了個人會員以外，于所在行業領域內有一定代表性或影響力的法人機構也可以團體會員身份申請加入；

另外，既然是自愿加入，那么會費也是要收取的。

參考資料：相關統戰部門官方發布信息、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