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14日下午兩點,第一屆古小說新青年論壇在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1301會議室舉行。本次論壇的主題是“言說之道:古代小說的人物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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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海報
會議由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徐思敏主持,并特邀北京大學博士生王梓涵、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王慧、北京師范大學碩士生楊日旭擔任發言人。來自各個高校、研究機構的學者和在讀研究生共四十余人參加了此次論壇。
在近五個小時的議程中,與會者圍繞古代小說的人物語言展開了深入、細致而熱烈的討論。
會議的第一個環節是主題發言。第一位發言人是北京大學的王梓涵同學,發言題目是《被觀看的言說:古典白話小說人物話語的觀演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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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王梓涵同學
王梓涵同學關注到了一個宏觀問題,即為什么白話小說中存在不寫實、甚至有觀戲之感的人物語言。盡管這一問題本身建立在特定文學觀念基礎上,仍然可以探討這種表演傳統從何而來,又如何融入書面媒介。
白話小說中存在一些話語程式,以重復、對句等說唱形式達成特定的語言節奏,帶給讀者不同于日常的觀演場面感。戲曲中有“代言”的說法,言說是作者、腳色行當、人物三個身份聚合的產物,這在白話小說中仍然存在。
現代讀者從人物一致性等觀念出發,對此類表演產生了異質感。一些語言表演在小說內部存在觀演關系,并通過書籍印本物質形態也形成了外部讀者的觀看。
場上表演傳統被納入書面小說時,戲曲腳色制和文人可能追求的真實會發生沖突,但整體而言,讀者和作者之間保有一種默契,可以容納表達并不連貫統一的情況。小說中人物語言與既定身份的落差構成了表演性,這進一步參與塑造人物性格,效果可稱為“離形得似”。
此外,小說人物可能借用戲語進行表達,這模糊了真與假的界限,創造出獨特的戲劇性體驗。可見,不是表演傳統簡單影響了白話小說,是小說吸納觀演邏輯塑造了文體內在的美學特征。
第二位發言人是中國人民大學的王慧同學,發言題目是《眾口為何一詞:論中國古代小說中的“眾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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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王慧同學
王慧同學聚焦于中國古代小說中一種呈現群體語言的獨特方式,其引導標記為“眾曰”“眾人道”。
“眾人道”有時是今人所理解的“眾口一詞”,但在更多時候介乎人物語言與敘述語言之間,敘述者以這種方式將多個人物的意見整合概述,由此實現與讀者互動、調控敘事節奏的目的,并堅定敘事立場,引導讀者完成對價值取向的反思。
“眾人道”的雛形始見于先秦經典中,代表公共價值,這種象征意味延續到了小說中,并被敘述者當作傳遞道德觀念的手段。但隨著小說文體的演進以及小說家對群體心理的更深刻洞察,其內涵漸趨復雜,具備了更豐沛的文學功能。從言說形態與敘事結構來看,小說家對“眾人道”的描寫有漸趨精細的傾向。
在分享思考成果的同時,王慧同學也分享了自己發現問題、修改結構的過程,為論文寫作提供經驗:一是可以從學者專著一筆帶過的話中尋找延伸點,二是建議以更利于讀者接受的方式整合材料、組織行文。
站在現代讀者的角度看,“眾人道”難以定位為直接引語或間接引語,也很難以現代標點進行明確的標注,但這對傳統讀者而言似乎不成問題。從“眾人道”這一微小卻普遍的文本現象切入,不僅可以對小說文體的演進歷程予以觀照,也有助于理解中國古代小說的特異之處。
第三位發言人是北京師范大學的楊日旭同學,發言題目是《復中變奏:〈金瓶梅〉的學舌書寫與敘事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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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楊日旭同學
楊日旭同學從張竹坡“老婆舌頭”的評價中提煉出“學舌”這一概念,即人物有目的的模仿和轉述行為。事實在轉述過程中被扭曲、篡改的學舌現象在《金瓶梅》中大量出現,成為推動情節發展的重要動力。依據學舌發揮作用的方式,又可區分為不同類型。
在制造人物語言不可靠性的同時,《金瓶梅》還刻意抽走事件的中間環節,模糊學舌起點的真相,使讀者與小說人物一同陷入“羅生門”的境地。在學舌過程中經過變形的人物語言,最后又影響了人物關系、事態走向,甚至成為現實。
有學者認為,《金瓶梅》中大量的重復敘述是口頭文學的標志,但日旭同學提出,口頭復述的作用是引導觀眾進入此前的情境、加深觀眾對主要情節的記憶,《金瓶梅》學舌的細節變化反而會為聽覺接受帶來困擾。
《金瓶梅》或為從口頭到案頭的嘗試,對以往口頭敘事經驗進行調整、使之更適應案頭閱讀。后來的《紅樓夢》在吸收學舌敘事經驗的同時,隱匿了其中的重復性,使小說具有了更明確的案頭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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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照片
會議的第二個環節是自由討論。與會同學圍繞主旨發言進行了熱烈的探討,討論焦點主要集中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語言、言語、話語概念的區分與使用
三位發言人都涉及了“語言”“言語”“話語”等概念,同學們圍繞如何辨析這些概念、如何根據研究的實際需要進行概念的選擇,以及如何使用這些概念去探討、分析中國古代小說進行了充分的討論。
中國人民大學王慧表示,可以借用索緒爾、熱奈特等人的理論去理解和區分語言、言語、話語,這些理論雖不能完全適配古代小說研究,但可以形成有益的參考,并能提供探討的框架。
北京師范大學楊日旭認為,語言是抽象的語言規則體系,言語是個體實際的語言運用。“話語”一詞經過福柯、熱奈特等學者的拓展后內涵變得復雜,需要單獨辨析。
北京大學王梓涵表示,不同理論體系中的“話語”概念內涵存在明顯區分,不可等同混用,如福柯的話語理論視角更為宏大,立足于整個社會維度,關聯權力、意識形態等宏觀議題,和前兩者屬于不同的研究層面。
中央民族大學倪雍從論壇主題出發,認為語言一詞更貼近主題,語言不像話語帶有意識形態色彩,會讓討論的空間更加清晰。
巴黎文理研究大學鄭增樂表示不必過于糾結一些術語的抽象概念和晦澀的表述,重點是在自己的論述框架中對術語作出合理界定即可。
中央民族大學徐思敏則表示語言、言語、話語這類學術概念繁雜,在實際運用中彼此之間的界限也往往并不明晰,在論文寫作中應該如何規范、合理使用這些術語還需進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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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徐思敏同學
二、中國古代小說中的“表演性”
中國古代小說中的“表演性”問題較為復雜,同學們就此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涉及“表演性”的來源、差異、接受、演變等。
倪雍表示中國古代白話小說自帶表演性,并不追求完全復刻現實,究其根源是這類小說植根于表演傳統,但又和西方戲劇的沉浸式模式差別很大。
王梓涵進一步明確在中式觀演關系中,觀眾會時常被提醒“表演性”,刻意弱化沉浸式體驗。
北京師范大學馬紫簫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追問,“被觀看的演說”是否必然會被識別?并區分了兩種情況:一是只有讀者看得出表演,文本內角色習以為常;二是當情節行為反常時角色和讀者都能察覺。但對日常言行是否也算表演則存疑。
王梓涵表示表演屬性本質上是給文本外的讀者識別體會,文本內角色即便察覺異樣,也不會將其理解為表演。
北京師范大學孫苒關注到不同類型的白話小說在表演程度上可能存在差異,認為話本、世代累積型小說比文人獨立創作的小說表演感更重。王梓涵對該觀點表示認可。
中央民族大學王金蓉則論及小說中的人物為何會“表演”,并劃分了兩種情況:一是受戲曲說唱熏陶,二是人物具有“做戲”的動機。她進一步提出,弱勢者更需要靠表演周旋,強勢者則無需演戲可直接掌控局面。
王梓涵回應稱人物主動演戲和作者借人物向讀者表演有本質不同,但是可以嘗試作打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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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海報
中央民族大學劉小松結合自己日常的觀影、看劇體驗,用西方的歌舞劇做類比,說明中國古代小說中一些人物的程式化韻文表達是一套成熟范式,認為古代讀者具備分辨這套表演邏輯的能力,不必拿現實邏輯進行苛責。
王梓涵對此表示贊同,表示其研究的目的是還原白話小說自帶的表演創作傳統,說明小說并非照搬戲曲,而是在借鑒中演化出了自己的特色。
中國人民大學吳越認為中國古典小說中的人物韻文表演、群體發言、轉述學舌等寫法,均可在戲曲中找到對應的舞臺處理方式,而隨著小說文體從口頭講唱走向案頭閱讀,這些寫法也逐步脫離了戲曲的舞臺邏輯,形成了獨立的敘事體系。
三、“眾人道”的敘事策略
圍繞“眾人道”的敘事策略,同學們也從各自的角度提出了諸多看法,還發現了不少值得留意的變體現象。
北京語言大學邊筱睿對“眾人道”的概念界定提出疑問,“兩人”是否可以稱“眾”?
王慧回應稱在概念界定時主要是區別于獨自的言說,因此將人數大于等于二稱為“眾”,這主要關注“眾”在敘事功能上的定義,而非單純數學意義上的計數。
北京師范大學孫苒將“眾人道”的討論延伸至歷史溯源層面,建議追溯到《左傳》《國語》這類史書,探討史書里記事、記言混在一起的人物語言特點。
王慧認為史書中的“眾曰”同樣面臨記言要貼合人物的寫作要求,二者可形成對照,由此深化對群體話語敘事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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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話小說語言詞典》
北京師范大學楊子堯、王婧懿關注到“眾人道”的變體現象。楊子堯觀察到古代小說中存在從群體中單取一人為代表進行發聲,即“某某等道”的寫法,作者挑選群體發言人的背后是否有特殊的用意和深層規律?
王慧認為這是作者兼顧個體特質和群體立場的表現,這一變體揭示了“眾人道”在操作層面上的靈活空間,也觸及了古代小說“以個別代表一般”的典型化傾向。
王婧懿則發現“眾人道”后常接俗語,猜測這是作者借群體發言的框架,用俗語來凸顯人物的性格特質。王慧對此表示贊同。
中央民族大學遲思雪更是以《紅樓夢》為例,提出“轉述型眾人道”的現象,即不直接呈現群體的議論,而由一個角色轉述。這一發現說明“眾人道”不只是集體發聲,也可作為嵌入人物敘述中的間接引語。
王慧認為該現象和“眾人道”本身自帶轉述屬性的特質高度契合,可與“如此這般”這類轉述套語結合起來另作分析。
王梓涵則進一步將該問題引向了版本差異和續書筆法的判斷上,指出這類轉述寫法是否在《紅樓夢》后四十回更加常見?若如此,這種差異恰好指向了前后寫作筆法的不同。
北京外國語大學盛柯婭提出“眾人道”這種寫法是否容易導致人物的類型化、套路化,削減小說的藝術表現力?
王慧表示敘事效率高和寫作粗疏往往相伴而生,但她同時提醒,不能簡單地將簡略的群體敘事視作藝術缺陷,而應追問其歷史成因和藝術合理性。“眾人道”在古代小說中被反復使用,說明它在特定敘事語境中承擔了其他寫法難以替代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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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小說文本語言研究》
四、文獻物質形態與敘事表達
文獻的物質形態可能參與文本意義的生成,圍繞這一點,幾位同學提出了各自的觀察與思考。
北京師范大學李璇注意到《金瓶梅詞話》中人物的唱詞韻文單獨分行排列,與傳統詩文的刊刻形式不同。
楊日旭表示,詞話本不只是韻文的版式較為特別,一些白話也常被排成雙行小字穿插在詞曲中,而這類文字在崇禎本中往往被合并進正文,由此指出特殊的版式也許可以成為判斷版本先后的一條線索。
王梓涵認為古籍印刷習慣將不同語體、不同類型的文字排印在同一頁,雙行小字的設計,可能是為呈現多重聲音、動作同步發生的共時效果。
五、“學舌書寫”的敘事策略與功能
關于“學舌書寫”的理論框架,幾位同學在認可的同時也提出了各自的疑問和補充。
北京師范大學王雪晶針對學舌書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學舌書寫作為一種敘事策略,既能凸顯各類人物,也能推動故事的發展。
通過對論文的細讀與思考,王雪晶也提出了可供參考的進一步的寫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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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文學語言研究》
孫苒建議將“嚼舌書寫”納入研究范圍。楊日旭回應稱學舌書寫已經包括“嚼舌根”這種歪曲事實、搬弄是非的情況,并坦言“嚼舌”與“學舌”的概念雖不完全一致,但在寫作論文時可以結合研究對象進行合理界定。
中央民族大學王澤宇認為關于《金瓶梅》“學舌書寫”的幾種傳話模型可以遷移到對《紅樓夢》的分析中。但同時也提出了兩個更難處理的問題,即如何界定無意傳錯信息和有意篡改信息?為何角色明知信息存疑卻全盤輕信他人說辭?
楊日旭回應稱區分無意傳謠和有意篡改兩種學舌的核心依據是二者敘事功能的差別;至于人物為何輕易相信他人的傳話或說辭,這既是敘事安排,也貼合現實邏輯,人始終活在真假難辨的話語里,無法徹底擺脫。
在該環節中,每位參與討論的同學都可抽取由中國人民大學李萌昀老師制作的精美書簽,現場氣氛十分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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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留念印章
除了同學們的發言和討論,與會老師圍繞主旨發言與自由討論的內容,也分別談了自己的看法。
中國人民大學的李萌昀老師認為三位同學的匯報都體現出當下學界的研究趨勢,既兼顧小說史脈絡,又重視古籍實物、刊刻版式這類物質形態,對比以往只單純分析文字內容的研究,有了明顯進步。
李老師指出古代小說研究本就存在兩種并行解讀視角,一是小說史視角,二是文學賞析視角,它們各有價值但偶爾會產生沖突,閱讀寫作時要區分是文本自帶的歷史表達效果,還是現代讀者共情所產生的閱讀感受。
同時,李老師也就論文的寫作與發表提出建議,提醒同學們不要試圖在一篇論文中討論所有的問題,在寫作初期可以做“加法”,多方搜集素材,定稿發表一定要做“減法”,學會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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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小說語言史》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的井玉貴老師認為三位青年學生知識儲備完整、思維敏銳、角度新穎、理論功底扎實。
井老師表示古代小說是復合型文體,自帶歷代文體的遺留特征,說唱、戲曲帶來的表演性是內嵌在小說里的核心特質,可梳理表演性從戲曲、說唱進入小說,再被小說文體改造、后隨時代消長的完整脈絡;同時建議將檄文、判詞這類文字納入“眾人道”相關研究。
國家圖書館的李晶老師十分贊賞王慧反復打磨、修改論文的態度;認為楊日旭的文章邏輯清晰,其分析思路給自己帶來很大啟發,后續會重讀相關小說文本;同時也期待幾位同學產出系列相關研究論文。
中央民族大學的劉紫云老師表示三位同學的研究都從具體的文本案例切入,論述細致扎實。以往小說研究多圍繞人物、情節、結構、主題展開,語言分析往往依附于人物形象,很少單獨作為核心議題,這次研討糾正了這一偏向。
劉老師認為,三位同學的發言可以進一步啟發對以下三大核心問題的思考:
一是語言與小說本體的關系。
小說一直被認為是一門關乎人物和事件的藝術,人物形象也往往成為小說本體的代名詞(正如《紅樓夢》研究中的傾向),但實際上從《水滸傳》以來,人物形象本身是一種語言形象,即人物形象由其語言形象所界定。
“語言形象”這一概念由巴赫金提出,他認為語言不只是內容或思想(或人物形象)的載體或手段,它更是目的本身,即它不只是創造人物形象的工具,其本身就是藝術形象,具有獨立的審美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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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文體論:英語小說的語言學入門》
當然,人物語言研究不可能完全脫離人物而存在,但卻決不是人物的附庸,人物語言形象值得作為一個獨立要素被引入到小說研究中。
二是語言與人物主體/個體的關系。
三位同學在談人物語言時都提到了“主體”或“個體”的概念,也就是說我們默認,言說的“人物”應當是一個內在同一的“主體”或“個體”。
實際上,這樣一種基于人物主體內在同一性而要求人物語言保持連續、統一的閱讀/研究期待,深受十九世紀以來歐洲小說創作和閱讀傳統的影響和規訓。西方現代小說追求的人物語言及其形象保持內在同一完整的評判標準,并不完全適配中國古典小說。
古代小說的人物塑造及其語言風格從早期的表演性較強,逐步發展到《紅樓夢》式的人格自洽、完整統一,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演化過程。
其中,有一類“超語境”的人物語言現象值得注意,即人物可能完全無視或越過在場其他人物,單獨面向讀者發言,這一情況下人物的語言也因此不符合其所處的語境,類似于戲曲舞臺上的“背白”。
以西方寫實小說的標準來看,這類人物語言無疑是不符合邏輯的,但本土讀者卻可以十分自然地將其觀演戲曲的經驗遷移到這類小說閱讀中并習以為常,這也體現出兩種閱讀文化的差異。
三是語言/話語與“現實”/“真實”的關系。
劉老師認為在《水滸傳》等早期章回小說中,語言仍能勝任完整、客觀表現或再現現實的重任,但《金瓶梅詞話》突破了這一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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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語言研究文集》
在這一部主要由人物話語驅動的小說中,歧出的人物話語時刻在創造一種新“現實”/“真實”。這些話語實踐揭示出,作者不再相信有一個脫離了人物言說而存在的絕對的、處在話語真空中的“現實”/“真實”,反之,“現實”/“真實”本身無所不在地依附于語言、言說和話語之上。
而讀者需穿越人物話語的叢林自行甄別哪種“真實”更值得信賴,所以,這種獨特的話語體系培養了讀者全新的閱讀邏輯。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可以和哲學史、思想史互動的命題,但是是以小說的形式提出來的。
這在以往研究中很少被注意到,但很值得我們進一步挖掘、思考,因為這正是小說這一文體以其獨特的藝術表達和復雜性超出它的時代的地方。
中央民族大學的杜翹楚老師以《北西廂》與《南西廂》中“眾人道”的書寫差異出發,指出除古代通俗小說中的“眾人道”外,古代戲曲中也存在這一現象,可將其與小說敘事作對比,反向解讀古代小說的創作邏輯;同時指出戲曲中創作者登臺自敘的特殊現象,為跨文體研究提供了新視角。
北京師范大學的李小龍老師認為三位發言人的選題辨識度高、新穎扎實、聚焦文本細節。李老師表示傳統古代小說研究長期局限于西方傳入的“人物、情節、主題”三件套,這套框架并不完全適配本土小說,而對小說語言的研究是一個重要突破。
李老師認為中國古代小說以語言為中心,是對現實口語的重新改造、挪用,但是因為口頭對話的時間性與印刷排版的空間性具有天然矛盾,導致許多小說中的對話與真實情境下的語言表述并不貼合,這是分析小說語言時需要正視的文本事實;最后,李老師指出了后續研究可以開拓的方向,以“眾人道”為例,主張打破不同文體、不同時代之間的研究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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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海報
中央民族大學的葉楚炎老師介紹了諸位老師創辦這一論壇的初衷是為青年學子提供一個交流學習的平臺,因此十分鼓勵不同觀點的碰撞和充分的討論乃至爭辯。
葉老師提出對于“學舌書寫”而言,文本生成的淵源及其演變邏輯可能更為重要,這也或許應是被優先探討的問題。
此外,三位同學的發言都對古代小說的語言進行了細致的區分,而這一對于人物語言及其內部復雜層次的細致分辨仍有大量值得挖掘的空間。
“表演性”也是貫穿三位同學發言的核心議題,這既是中國古代小說的一個關鍵特征,也是串聯說唱、戲曲、小說跨文體研究的重要切入點,“表演性”的來源以及前后演變的脈絡都較為復雜,不同來源所造就的表演性的文本形態以及后續的演進脈絡也各不相同,需要細致考辨,厘清表演元素被吸納、改造、重構的完整過程。
據本屆論壇主辦方介紹,“古小說新青年論壇”由古代小說研究同人發起,旨在為熱愛、研究古小說的碩、博士生提供一個交流切磋新材料、新方法、新思想的平臺。每期論壇會圍繞古代小說研究的某一議題進行深入研討,由在讀的研究生擔任主持人和發表人,并設有“自由討論”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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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語言學科研究叢書
論壇誠摯歡迎學界同仁廣泛參與并提出建議,使之成為一個能持續進行古代小說自由研討的交流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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