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學院觀察

項兵／文

中國如何實現民富國強，是海內外學者百余年來不斷探討的核心命題。筆者長期觀察研究這一命題發現，迄今為止，尚未有任何一個經濟體同時實現“富強”與“共同富裕”。

在日益復雜的國際環境及全球大變局下，特別是在以人工智能驅動為核心的變革中，收入和財富不均可能進一步惡化，社會安全和穩定也將面臨更復雜的挑戰，共同富裕或應得到更多重視。本文希望在此基礎上淺析中國的富強與共同富裕之路。

優等生俱樂部

世界銀行按照人均國民收入將全球經濟體劃分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四類。

在世行認定的87個高收入經濟體中，同時是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成員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認定的發達經濟體的共有31個。這31個經濟體是：挪威、瑞士、盧森堡、美國、冰島、愛爾蘭、丹麥、澳大利亞、荷蘭、瑞典、比利時、德國、奧地利、加拿大、以色列、芬蘭、英國、新西蘭、法國、意大利、韓國、日本、西班牙、斯洛文尼亞、捷克、愛沙尼亞、立陶宛、葡萄牙、斯洛伐克、希臘、拉脫維亞。筆者將其歸納為第五類經濟體，即發達經濟體。

在以上五類劃分的基礎上，筆者進一步提出了第六類經濟體，即“發達經濟體優等生俱樂部”，簡稱為“優等生俱樂部”，指當前同時滿足人均國民收入（GNI，按照世界銀行阿特拉斯法計算，阿特拉斯法是世行用于計算各國人均國民收入的一種匯率平滑算法）不少于5萬美元、基尼系數（參照不同的權威數據來源，取其中的最低值）不高于0.32（OECD成員均值自2000年以來在此附近波動）這兩個標準的發達經濟體。

在31個發達經濟體中，同時達到這兩個標準的有14個，分別是（按照人均國民收入從高到低排序，單位為萬美元）：瑞士（11.03）、挪威（9.73）、盧森堡（9.57）、冰島（8.92）、愛爾蘭（8.74）、丹麥（7.72）、荷蘭（6.85）、澳大利亞（6.41）、瑞典（6.30）、奧地利（6.04）、德國（6.02）、比利時（5.95）、加拿大（5.64）、芬蘭（5.53）。筆者將這14國認定為“優等生”，是實現了共同富裕的經濟體。

眾所周知，美國是當今世界頭號強國。歷史上，強大帝國往往未能將“國強”轉化為普遍意義上的“民富”，美國則成功實現了富強，在鑄造強盛國力的同時給民眾帶來了普遍的高收入：2025年，美國人均國民收入高達8.88萬美元，高居全球第七，且在千萬人口以上國家中排名第一。不過，既富又強的美國缺乏均衡的收入財富分配，沒有實現共同富裕：從1960年代開始，美國的基尼系數就長期高于0.4的學界公認警戒線，2024年達到0.446；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美國底層50%家庭合計僅持有約2.5%的家庭凈財富；與此同時，2750萬人未被任何形式的醫療保險覆蓋，4200萬人接受美國政府食品券的救濟來應對溫飽問題。

鑒于美國是當前唯一實現了富強的經濟體，雖然其基尼系數沒有達標（2024年的0.446遠高于0.32），筆者還是將其認定為“優等生俱樂部”中的另類。

14個共同富裕國家加上美國這一富強特例，共同組成發達經濟體中的15個“優等生”，在31個發達經濟體中約占50%，在全球可獲得數據的近200個經濟體中約占8%。

在“優等生俱樂部”中，富不見得強：實現共同富裕的14個經濟體雖然人民富裕，但難以稱得上國強。強也不見得富，但民富是實現富強的一個必要條件：蘇聯曾有過一段時間的國強，但只強不富，難以為繼，最終瓦解，殷鑒不遠。

以此揆之，當前世界只有美國一枝獨秀，既富又強。在“優等生俱樂部”中，其人口、經濟總量、軍事實力、科技實力均為第一，人均收入亦位居前列。綜合考慮到美國獨一無二的體制韌性、獨步武林的“三種硬實力”（即全球賺錢能力、管理全球資產并在全球割韭菜的“偷錢”能力、軍事力量主導的全球“搶錢”能力）和強大的“軟實力”，美國甚至可能是人類歷史上唯一實現了富強的國家——這一結論，以及美國何以實現難以企及的富強，仍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三道坎

按世界銀行2026財年的分類，中國屬于第三類即中高收入經濟體。在通往發達經濟體“優等生俱樂部”的路上，中國還需跨越“三道坎”：第一道是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成為第四類即高收入經濟體；第二道是從高收入經濟體發展成發達經濟體（第五類經濟體）；第三道是躋身“優等生俱樂部”（第六類經濟體）。

從二戰后世界各國的發展歷程來看，“三道坎”中每一道的跨越難度都不容低估。

首先，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都未能跨過第一道坎。2012年世行研究報告指出，在1960年的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到2008年只有13個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如果將時間維度聚焦到1990—2025年的35年間，根據世行的數據，則有38個經濟體從1990年的中等收入狀態躋身現今的高收入行列，這其中超過三分之一要么得益于加入歐盟，要么得益于新發現的石油資源。

其次，高收入經濟體能夠成功跨越第二道坎、躋身發達經濟體的成功率也不高。上述38個1990年后新加入的高收入經濟體中，目前只有9個成為筆者歸類的發達經濟體，成功率約為24%，其中8個來自歐盟（捷克、愛沙尼亞、希臘、拉脫維亞、立陶宛、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另一個是韓國：韓國從1995年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到2021年成為發達國家用了26年。

第三，自1960年以來，中等收入經濟體能夠連續跨過“三道坎”，躋身“優等生俱樂部”的只有愛爾蘭一個。然而，愛爾蘭人口及經濟體量都較小，以避稅天堂聞名，對中國的參考價值不大。如果從1990年開始計算，還沒有經濟體能夠在最近35年內從中等收入躍升至發達經濟體“優等生俱樂部”。

以上觀察顯示，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若要躋身“優等生俱樂部”，需要連續跨越三道坎，可謂任重道遠。

優等生俱樂部的兩道岔

跨過三道坎并躋身“優等生俱樂部”的成員，展示了兩類不同的奮斗目標：一類（僅美國一國）達成了富強，另一類（其余14個經濟體）實現了共同富裕，筆者將此總結為“兩道岔”。支持這兩類發展目標所需的發展模式及資源配置迥異。

首先，兩類經濟體所匹配的發展模式有較大不同。

實現了富強的美國，主要采取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憑借其成熟發達的市場經濟、系統創新能力、獨樹一幟的系列“大風流創新”企業、美元全球霸權、發達的資本市場、“三種硬實力”和名列前茅的軟實力，以及領先的全球資源整合能力，鑄就其世界頭號強國的地位。

相比之下，以共同富裕為導向的經濟體，其發展模式由社會民主主義驅動，強調發展成果的廣泛分享與社會公平，依托市場創造財富疊加強政府主導的再分配與高福利體系，對初次分配進行系統性修正，促進更高水平的公平和社會流動性。

相較于美國、中國、俄羅斯、巴西等經濟體長期遠高于0.4警戒線的基尼系數，這14個共同富裕經濟體的基尼系數都不超過0.32，其中北歐五國的基尼系數更低，分別是丹麥（0.286）、瑞典（0.276）、冰島（0.268）、芬蘭（0.261）、挪威（0.244）。

在世界經濟論壇最近一次發布的社會流動性排名中，這14個經濟體包攬前11位，排名最低的愛爾蘭位列全球第18位。相較之下，美國、俄羅斯、中國、巴西的排名分別為全球第27、39、45、60位。

其次，兩類經濟體在資源配置上各有側重，以下從兩方面舉例說明。

第一，在民生支出上，“優等生俱樂部”成員各有千秋。限于篇幅，此處僅列包含醫保、教育等項在內的社會保障支出數據說明情況（數據來自國際勞工組織和世界銀行，2023年或最近可得）。

“優等生俱樂部”經濟體的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總體上在全球名列前茅：芬蘭為39.5%，比利時為35.9%，德國為35.5%，瑞典為35.5%，奧地利為35.4%，丹麥為34.5%，美國為31.8%，荷蘭為28.6%，挪威為28.5%，盧森堡為 27.8%，冰島為26.5%，加拿大為25.8%，澳大利亞為23.2%，瑞士為 21.6%，愛爾蘭為16.7%。與之相比，中國的這一數據為14.7%，俄羅斯、巴西這兩個和我國人均GDP接近的新興經濟體分別為23.6%和27.1%。

“優等生俱樂部”較高的社會保障支出也支撐了其居民較高的幸福感。在《世界幸福報告》公布的2025幸福指數排名中，“優等生俱樂部”的15個國家占了前10名中的8席，前20名中的13席；排在末尾的美國、加拿大分列全球第23和25位。中國、俄羅斯、巴西分別排在全球第65、79和32位。

第二，軍費開支與增強軍事實力、維持強國地位緊密相關；在這一開支上，“兩道岔”可謂差距明顯。

根據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的數據，在富強路徑上的美國，2025年軍費開支近1萬億美元，2026年已批準的國防相關支出約為1.0—1.05萬億美元，而特朗普政府在推動的2027年軍事預算接近1.5萬億美元。美國的軍費開支超過第2到第7名經濟體的總和，占全球33%，是壓倒性的第一名。美國軍費開支占GDP之比也很高，約為3.1%，雖然低于處于戰爭中的俄羅斯（約7.5%），但遠高于其它主要大國，是中國同期占比1.7%的近2倍。

與美國相比，實現共同富裕的經濟體在軍費開支上比較“節儉”。軍費開支占GDP比重至少2%的經濟體有芬蘭（2.4%）、挪威（2.31%）、瑞典（2.31%）、丹麥（2.27%）、荷蘭（2%）、德國（2%）；盧森堡、澳大利亞、比利時、加拿大、奧地利的數據在1%—2%之間；瑞士和愛爾蘭不足1%；冰島的軍費開支為0。

把共同富裕的旗幟舉得更高

在全球視野下，中國在富強與共同富裕之間如何平衡？我們能否通過系統的“大風流創新”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既實現富強、又實現共同富裕的國家？這是本文提出并希望初步探討的問題。

回顧歷史，中國近代以來在救亡圖存的基礎上一直追求“富國強兵”，“富強”始終是我們一以貫之的核心命題。這一理念賡續綿延，在今天，以“民富國強”為內涵的“富強”也位列我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首。

中國關于共同富裕的政策表述可追溯至1953年的《過渡時期總路線》。自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起，共同富裕被寫進歷次黨代會報告和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2016年3月，共同富裕首次被寫入五年規劃（“十三五”）。2020年10月，共同富裕被列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原則”和“2035年遠景目標”。在2021年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共同富裕被明確界定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

自2022年黨的二十大以來，共同富裕由長期目標轉化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明確發展方向。在2026年新年賀詞中，習近平主席強調，要“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2026年3月公布的“十五五”規劃綱要專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實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一篇，將共同富裕具體化為圍繞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住房、公共服務和各類群體發展權益展開的系統性政策工程。

從目前“優等生俱樂部”的經驗來看，實現富強的難度可能高于實現共同富裕，當前僅有美國在實現富強上“一枝獨秀”。實現共同富裕也殊為不易，道阻且長。但與美國在富強上的獨樹一幟相比，實現共同富裕的經濟體畢竟還有14個。

以史為鑒，二戰后，德國與日本完成發展目標與發展模式的轉向，從二戰前追求的“富國強兵”轉向二戰后的共同富裕。德國成功地實現了共同富裕，2024年人均國民收入5.51萬美元，基尼系數0.295。日本的人均國民收入于2012年曾經超過5萬美元，但在近幾年日元大幅貶值的背景下，如今已低于“優等生俱樂部”的5萬美元門檻；其基尼系數于1980年代低于0.32，2000年以來穩定在0.38附近。

雖然日本此番未能入圍筆者認定的“優等生俱樂部”，但其在二戰后以全民中產階級的模式，實現了高速且相對共享的經濟增長，成效有目共睹。在調查公司益普索發布的國家品牌指數中，日本自2023年起連續三年位列全球第一，彰顯了均衡發展與民生改善帶來的國際認可。

當前，國際環境日趨復雜，全球格局深度調整。在此背景下，共同富裕的價值與意義愈發凸顯，或應得到更多重視與深入考量。

從外部環境看，在中美競爭加劇的背景下，面對外部壓力上升，中國可以考慮把共同富裕的旗幟舉得更高，為國家和企業發展營造更友善的國際環境，爭取更大的回旋空間。

從內在邏輯看，中國傳統文化為共同富裕提供了深厚的價值根基。中國古典政治理想一直以“天下為公”為圭臬，從小康到大同，從《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荀子》提出的“王者富民”，均體現出以“共同富裕”為愿景的共同體理念。

共同富裕亦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管子》有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在全球視野下觀察，實現了共同富裕的經濟體大都是和諧社會的典范；實現富強但未能實現共同富裕的美國，其社會難稱和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自2003年至今的20余年間，中國的基尼系數始終在0.4這一警戒線之上。正如前文所述，中國政府對此早有重視，并出臺了一系列舉措推進共同富裕。

值得一提的是，共同富裕所蘊含的高社會福利并不一定會造成“高福利養懶人”，進而導致國家競爭力下降。比如，北歐國家及德國、荷蘭等國在實現共同富裕的同時，也實現了社會和諧并保持了經濟活力和全球競爭力；從2000年至今的各項指標（人均國民收入、國家創新力及競爭力排名、幸福指數）來看，這些國家沒有出現“高福利養懶人”的現象。

放眼未來，追求共同富裕既回應了人類社會轉型的現實需求，也順應了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趨勢。在以人工智能驅動的變革為核心的全球大變局時代，收入和財富不均可能進一步惡化，社會安全和穩定也將面臨更復雜的挑戰。

麥肯錫相關研究估計，到2030年，全球可能有4至8億勞動者因自動化而需要重新就業。世界銀行研究點明，技術進步在提升生產率的同時，若缺乏制度調節，往往會加劇技能分化、貧富懸殊與勞動力市場震蕩。《2025國際人工智能安全報告》指出，人工智能可能降低大規模危害技術相關知識、設計和操作環節的部分門檻，給社會安全帶來新的不確定性。

在此背景下，推進共同富裕，通過社會保障、公平公正的再分配，將技術進步轉化為全社會可分享的發展成果，將成為應對技術變革挑戰、化解社會矛盾、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舉措，共同富裕可能成為全球各大經濟體面向未來的共同選擇。

破局之道：探索“既強又富”的中國新范式

在上文中，筆者提出了發達經濟體之上的第六類經濟體，即發達經濟體“優等生俱樂部”。中國作為一個中高收入國家，在邁向“優等生俱樂部”的道路上，還需跨越“三道坎”。

“優等生俱樂部”在發展目標及路徑上分成了“兩道岔”：富強與共同富裕。追求富強的經濟體和追求共同富裕的經濟體所選擇的奮斗目標難分軒輊，發展模式迥異，資源配置各有側重。

迄今為止，成功躋身“優等生俱樂部”經濟體的實踐經驗顯示，共同富裕與富強是“魚與熊掌不可得兼”。美國是唯一實現富強的經濟體，但與共同富裕差之甚遠。實現共同富裕的14個經濟體，由于種種歷史原因和人口、地理位置、自然資源稟賦等現實因素，整體上離民富國強還有很大距離。在日益復雜的國際環境及全球大變局下，共同富裕可能成為世界各大經濟體面向未來的主流發展路徑，中國亦可考慮把共同富裕的旗幟舉得更高。

同時，面對富強與共同富裕尚難兩全的世界難題，中國未來的發展應該是久久為功：我們需要一步步地跨過“三道坎”，從一個發展中國家躋身全球發達經濟體中的“優等生俱樂部”；也可以中國式現代化為人類文明新形態做出開創性的貢獻，開辟出一條富強與共同富裕“忠孝兩全”的“大風流創新”之路。

（作者系長江商學院創辦院長、中國商業管理及全球化杰出院長講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