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三月以來，全國疫情呈多地散發趨勢。不少省市的中小學校剛剛開學，就被迫停課或改為網絡授課。在疫情和「雙減」大背景下，這屆家長的日子似乎格外難過。如何真正實現給孩子和自己減負，需要所有人的共識和努力，而不是「一部分躺平一部分狂奔」。否則，「劇場效應」卷土重來只是時間問題。

撰稿｜勃 雯

編輯｜許 靜

校對｜張 帥

出品｜Figure紀錄片

紀錄 片《真實生長》開拍于2012年。此前，根據《2010-2020中國教育規劃綱要》，北京市十一學校成為推進素質教育改革的試點校。在這樣的背景下，幾位年輕導演走進這所中學，進行長達數年的拍攝。

北京市十一學校

十年后，《真實生長》歷經修改打磨，于2月下旬在視頻平臺上線。昨天（3月10日）這個四集系列片完播，取得了3900+萬的播放量。對于紀錄片題材來說，是一個不大不小的爆款。在「雙減」的大背景下，它把人們的目光再次聚焦到教育改革這個迫切而復雜的命題上。

以制度保證中小學生減負，失敗

談到教育，人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焦慮」與「內卷」。不同年齡段孩子的家長們，有著各自的煩惱和糾結。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既是「內卷」的始作俑者，又受困其中。人們更想知道：自己的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樣的教育？在學業壓力之下，怎樣才能讓孩子健康快樂的成長？

十年前，畢業于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導演張琳和幾個同伴開始關注教育改革的實施效果，為此他們扛著攝像機進入了北京十一學校——彼時，這所作為素質教育「試驗田」的學校，被認為或許可以影響中國未來的教育制度——開始了多年的蹲守。

《真實成長》放映交流會現場

《真實生長》歷時7年，拍攝了960個小時的素材，圍繞三名主人公：周子其、李文婷、陳楚喬的校園生活而展開，以高一軍訓為開始，一直延續到進入大學之后。數年間，劇組一度住在學校、吃在食堂，拿著孩子們課表記錄每一次上課、課間的打鬧、課后的討論，陪著主人公回家、外出、考試……把最真實的95后校園生活展現在觀眾的眼前。

通觀全片，三位紀錄片主角各自的性格特點、成長規劃、人生路徑以高考為分水嶺，發生著鮮明而豐富的變化，但這些改變和結果，與所謂的教育改革，其實關系并不明顯。各種看似前沿的素質教育試驗，在高考這個終極任務面前，面臨著進退維谷的尷尬。

片中從事教育創新與學校變革研究者李茂老師認為：「做探索的學校還是太少了，受到的束縛太多，因為教育足夠的復雜和困難，我們要做很多的嘗試。一所學校所作的改革或標志性的舉措，未見得就可以當作一個藥方一樣拿過來解決其他學校的問題。」

而對于將改革重心放在學校，他也有自己的看法：「學校這個系統因為承擔了太多的期待已經不堪重負，而一個孩子理想的成長環境需要整個社會付出努力。」

周子其在辯論賽中

早在2010年，在前文提到的由國務院審核通過的《2010-2020中國教育規劃綱要》中，就確定了「以制度保證中小學生減負」的基本原則，明確提出「減輕學生課業負擔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政府、學校、家庭、社會必須共同努力，標本兼治，綜合治理」。在具體操作上，《綱要》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調整教材內容，科學設計課程難度；不得以升學率對地區和學校進行排名，不得下達升學指標；規范各種社會補習機構和教輔市場；各種等級考試和競賽成績不得作為義務教育階段入學與升學的依據……

然而有目共睹的是，十幾年過去了，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愿景，實際取得的效果難說差強人意。教育內卷的程度不但沒有緩解，而且每每以驚人的方式刷新著人們的認知。從「3萬塊撐不起孩子一個暑假」的上海家長，到「海淀媽媽與順義媽媽的‘雞娃’競賽」，人們對下一代近乎「喪心病狂」的教育投入，已經日漸成為阻礙社會公平與良性發展的公眾問題。于是在2021年，更加嚴格且影響巨大的教育「雙減」政策出臺了。

孩子們，不要這么努力的學習了

進入新千年后，中產家庭對教育的過度重視和投入成為全球性的趨勢，每個國家都有各自的「卷」法。

我們的鄰居韓國早在2009年就發布了一條禁令：十點鐘之后不得上補習班。禁令發布后，一部分人跑到偏僻的廢棄舊建筑偷偷補課，而另一些人選擇打時間差：補習到10點后睡覺，睡到十二點之后再起來補習。這些「對策」的出現極大地增加了補課的不安全性。

2011年《時代周刊》發表《韓國：孩子們，不要這么努力的學習了》中報道，韓國6名教育公職人員在某個星期三的雨夜巡邏，目的是為了找到晚上十點之后還在學習的孩子，然后阻止他們。這樣的禁令推行幾年只能被取消。

韓國的學生們

同在亞洲的新加坡實行的是歐美式的精英教育體系，可以說是亞洲國家中最接近歐美的教育理念——他們的高考試卷，甚至要送到英國去批改。

但即使新加坡不像韓國日本公開鼓勵學生之間的競爭，依然會經過一次次的測驗，根據不同的測驗結果而分到不同的學校、班級，上不同的課。這個分流體系源于1979年新加坡教育部發布的一份《吳慶瑞報告書》，報告認為：以單一的方式來教天賦各異的學生是不科學的，不但相互影響，還會造成大量的資源損耗。

在這份理論的支持下，新加坡每年高數量學生出國留學的另一面，是每年有70%的孩子無法就讀高中，只能去念職高或者技校。

我國處于東亞文化圈核心，青少年教育負擔過重的問題由來已久。雖然其中成因涉及考試制度、社會人才選拔體系、家長觀念以及傳統意識等諸多復雜因素，但學業負擔重的現實，卻持續且日益嚴重地影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根據《中國兒童自殺報告》統計，中國兒童自殺率目前居世界第一，每年約有10萬名青少年死于自殺。在《真實生長》這樣一部反映教育「減壓」主題的紀錄片中仍不難看出，雖然學校實行了走班制、導師制，給了學生自主選擇的權利，但學生依然面臨著大量作業的負擔和考試的壓力，包括參與社團與考試的沖突。

不要過分擔憂孩子的未來

在為孩子未來考慮這一點上，幾乎每個家長的心情都是一樣的，因此憂慮成為一種會快速傳染的情緒。比較佛系或受西方教育理念影響較深的家長，一旦看到別人的孩子那么拼的時候，難免會自責，覺得對孩子的未來不負責任，隨即加入到「雞娃」的隊列當中來。

教育話題成為社會熱點，往往是以更加令人焦慮的方式實現的。以近幾年熱播的《小別離》、《小歡喜》、《小舍得》三部曲為代表，影視作品用夸張的藝術手法，將「雞娃」心態描繪得淋漓盡致。在紀實領域，《高三》《高考》《出路》《生命·成長》《零零后》等一系列紀錄片作品，以個體人物揭示教育的不同方式和結果，幾乎都無法回避「強者更強」的事實。

《小歡喜》喬英子媽媽

雖然《真實生長》始拍于十年前，但在當前「雙減」的大背景下播出，更有益于對這一社會議題的思考。「雙減」政策出臺數月后，就有海淀媽媽公開發聲：「我不愿讓孩子躺平！」

就像《小歡喜》中那位學霸喬英子的媽媽，她離婚后將生活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女兒身上。這樣執念深重的家長，很難因為一紙禁令而改弦易轍。而適合中國孩子的教育方式，似乎從來就不是有了政策就會得到答案的「送分題」。恰恰相反，每一次政策的頒布，都要警惕它成為刺向教育領域的「雙刃劍」。

我們身處的時代，世界變化的速度成倍增長，帶來的憂慮感隨之增加。希望孩子有不錯的收入和生活，不希望孩子再走一遍自己走過的坑，不希望孩子在競爭中失敗導致階層下跌……這些心情固然可以理解，但卻陷入了一個誤區：誰也無法真正為別人的人生負責。與其幫孩子掃清成長路上的一切障礙，不如不斷地磨練他們，讓他們擁有抗挫折的能力，才能找到屬于自己的那條成功之路。

一部紀錄片從拍攝到播出可以經歷十年，而十年時間，對片中的主人公來說，足夠從懵懂少年進階到成人世界，甚至于，開始進入為人父母的人生階段。在未來的日子里，這些從初代「雞娃」歷程走出的年輕人，會將教育之路延伸到哪個方向，誰也無從判斷。畢竟，我們連眼下的問題還沒有找到答案。

都是初次為人父母，互相放過吧。

在門口等待學生考試的家長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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