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的雞

誰都需要臨終關懷，圣人也一樣。不同的是，很多人的臨終，灰暗，慘淡；圣人的臨終，像將熄的燭光，余燼中有一絲溫暖。看看他們的臨終，對死亡也就不必感到恐懼了。

西方有蘇格拉底。他并非“善終”——原本可以多活幾年，但他拒絕了。雅典當局判了他死刑，罪名是蠱惑人心，尤其是鼓動青年人，讓城邦的“神明”很沒面子。的確，生活中如果有了神，誰還愿意去拜雕塑呢？

這個罪名實在有點“莫須有”，所以雅典當局希望和蘇格拉底達成默契，給你判刑，表明我們“倍兒面子”，管你是不是名人、有多少人擁戴，照判不誤，以示威嚴；暗地里，卻又一如既往地放松監(jiān)獄的管理，希望蘇格拉底收買獄卒越獄——這在那時候不難辦到。

如此一來，我賺了面子，你賺了里子，兩不相欠。可蘇格拉底偏不：“我都70歲了，難道還要流亡國外，讓人恥笑我去禍害他們的青年嗎？”

不走。選擇喝下毒酒。喝完毒酒，蘇格拉底說了人生最后一句話：“不要忘記，我還欠醫(yī)神一只雞。”（傅佩榮，《先秦儒家哲學》）

什么意思呢？在古希臘，人們病了，要去拜醫(yī)神；病好了，要去“還愿”，給醫(yī)神送上一只雞，以示謝意。人生終了，卻要給醫(yī)神送雞，什么意思？

答案相當豁達：死亡=痊愈。用哲人的話來說就是：“人生是一場病，死亡只是疾病的痊愈。”這般豁達，確實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孔子臨終：泰山其頹乎？

相比而言，孔子的臨終，沒這么幽默豁達，卻有幾分悲壯。《孔子家語》記載了孔子臨終前的場景：

孔子早上起床，拄著拐杖，顫顫巍巍，唱起了歌：“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歌詞雖然悲愴，但此時還能唱得出來，的確也不是凡人了。學生子貢聽到夫子的歌聲，連忙過來。孔子和他說，自己做了一個夢，不太吉利，大概是自己快要死了吧。七天之后，圣人撒手人寰。

對比一下東西兩圣人的臨終，很有意思。表面看，蘇格拉底似乎不在乎死亡，孔子比他更在乎死亡；蘇格拉底似乎認為使命已經(jīng)完成，活著甚至不如死亡，孔子則認為使命遠未完成，“革命尚未成功”，不如“向天再借五百年”！

孔子是一個有著強烈使命感的圣人。正因如此，他從來不會作踐自己，更不會輕視生命。“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或許也是出于這一考慮。畢竟，人只有吃好了，身體好了，才能完成上天賦予自己的使命——也就是所謂的“天命”。也因如此，他并不拒絕物質(zhì)收入，比如學生求學，固然“有教無類”，還是要送幾條臘肉作為學費的，否則自己創(chuàng)辦的私學就會難以為繼；私學難以為繼，整個社會的教育體系必然后退。他更不會對學生進行道德綁架，要學生裝清高，做買賣、當官，他并不反對，甚至會支持。學生子貢就是善于經(jīng)商，富可敵國。

強烈的使命感，讓孔子的思想架構，顯得十分“入世”。他既有宏大的甚至不可實現(xiàn)的目標（比如完全恢復周禮），也有務實的、基礎的、“慢工出細活”的理論體系。宏大的使命，和春秋亂世、短暫人生放到一起，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矛盾，注定難以完成。

孔子固然努力，也無法擺脫“人終有一死”的命運。生于亂世，死于亂世，半生顛沛，一生流離，臨終悲愴而歌，也就可以理解了。

孔子的積極心理學

孔子不是貪生怕死之人，反倒有“殺身成仁”之志：“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wèi)靈公》）。但在使命感的感召之下，孔子絕不敢作踐自己、輕視生命。在匡地被困，孔子一度面臨生命危險，他說的是：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

這段話簡直就是在罵蒼天：蒼天啊大地啊，你不公平啊！既然把傳承文明禮樂的重任交給我，為什么又讓我面臨絕境？如果你想斷絕禮樂文明，就讓我死吧！如果你不想讓文明禮樂斷絕，那小小的匡人，又能把我怎樣？

這里不是悲壯，而是豪邁，孔子把天命和自己的命運深度融合，我就代表天命，天命就是我。我們絲毫看不到面臨險境時的恐懼、蒼涼，仿佛只是一個人在舞臺中央慷慨激昂。

天下昏暗時，孔子感慨：“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論語·子罕》）即便前途固然渺茫，孔子也沒有貶低自己的價值：我依然是塊寶玉，是“鳳鳥”，可惜生不逢時啊！這是一種積極的、自信的、自我褒揚的心態(tài)，這種心態(tài)，讓孔子的內(nèi)心充滿陽光。怪不得有人說，從言行來看，孔子是一個堅定的“積極心理學”踐行者！心情灰暗、消極的時候，不妨讀讀孔子，《論語》堪稱中國古代的“積極心理學”。

積極心理學的核心要素，第一是擅長從積極的一面看待困境，第二是自我肯定。蘇格拉底的人生態(tài)度，略顯消極；孔子則更靈活、更積極。他贊美蘧伯玉為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衛(wèi)靈公》），同時強調(diào)“小不忍則亂大謀”。蘇格拉底明明可以逃跑卻選擇死亡，在孔子眼中，或許可以看作“小不忍”。

蘇格拉底的選擇值得尊重，畢竟，是該忍，還是“忍無可忍便無需再忍”，關鍵要看最終的選擇是否有價值。譚嗣同慷慨赴死，目的是以鮮血喚醒國人；梁啟超逃亡國外，創(chuàng)辦報紙、著書立說，目的是以文字喚醒國人。兩者殊途同歸，前者更震撼人心。100年之后的今天，我們讀讀譚嗣同臨終前的文字，內(nèi)心尚澎湃不已，何況親歷此事的國人呢。

“此心光明”：積極的臨終態(tài)度

和蘇格拉底、孔子相比，明代大儒王陽明的臨終態(tài)度，更像是將蘇格拉底的豁達和孔夫子的豪邁糅合在一起，一句“此心光明”，照亮無數(shù)人心。

蘇格拉底和孔子都出生在人類文明從昏暗逐步走向明亮的時代。帶來明亮的燭火，就是人類的文字與文明。他們之前，文字雖有，卻只為少數(shù)人所掌握；教育雖有，卻多為貴族壟斷，平民很少有受教育的權利。他們之后，尤其在中國，孔子創(chuàng)辦私學，讓普通人有了教育權，實為劃時代之舉，堪稱點亮中華文明的火炬。

正因為此前的昏暗，所以無論蘇格拉底還是孔子，都很難有明確的偶像。孔子想要恢復周禮，最難的就是缺乏記載——即便有，也是一鱗半爪，困難得很。因此，即便崇拜周公，孔子也對他也只能表示膜拜，卻不能說“我要成為周公”——連周公的相貌、作為都搞不準確，如何“成為”呢？

他們之后，情況好了很多，畢竟文字和教育更加普及了。孔子2000年之后的王陽明，對孔子已經(jīng)十分了解，孔孟之學也已發(fā)揚光大。這種氛圍之下，王陽明自幼便立下“讀書是為成圣人”的豪言壯志。

某種程度上，他的確做到了。立德、立言，自不消說；關鍵他還平定叛亂，得以“立功”，圓了古代文人“三立”之夢。只是身體狀況不好，成了他人生最大的“不圓滿”之處。57歲那年，王陽明病逝于江西的一葉扁舟之上。

令人感慨萬端的是，就連人生的末了，王陽明留給后人的場景，也和孔子十分相像。孔子臨終前，陪伴他的，是子貢等一眾弟子，兒子孔鯉已經(jīng)先他而去，孫子尚年幼，學生便如同他的兒子，陪伴老師走完最后的人生。

王陽明是在辦公差的途中去世的，學生周積聽說老師要路過此地，提前好幾天就做好了迎候的準備。令他傷心的是，兩三天后，他迎候多時的恩師，已經(jīng)臥床不起，氣息奄奄了。

聽說學生來了，王陽明緩緩地睜開眼，說了三個字：“吾去矣！”

周積泣不成聲，連忙問老師還有什么遺言，老師說出了令他銘記在心，也令世人震撼的8個字：

“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是啊，一個人如果內(nèi)心光明，還需要其他的語言嗎？沒有任何語言，能表達一個人內(nèi)心的光明；沒有任何俗人，能參透一個人內(nèi)心的光明；也沒有任何恐懼，能穿透一個人內(nèi)心的光明。

王陽明是儒家中，一個積極入世、入仕的代表人物。在他身上，也有著類似于孔子的使命感。在這種使命感的感召之下，他既能穿透宋明理學帶來的迷霧、創(chuàng)立心學；也能百折不撓，即便九死一生，也不改對人生、對命運的大追求；更讓他以國事為己任，即便朝廷昏庸，也能顧全大局，以四兩撥千斤之巧力，化解寧王朱宸濠叛亂，避免了國家的大動蕩。如果孔子也有“積極心理學”，那他毫無疑問，是這門課上，孔子最好的學生。

（《走進孔子》2022年第6期）

高金國，筆名高了高，高級編輯，著有《好父母養(yǎng)出好孩子——給家長的35堂教育思考課》《寫給孩子的趣味中國歷史（12冊）》《少年讀史記故事（3冊）》《人生是一場修行》《唐朝那層窗戶紙》《齊國那些事兒》等圖書26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