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沉睡三千年，一醒驚天下”而震驚寰宇的三星堆遺址，其獨特的金面具、金權杖和巨型的青銅面具、青銅神樹、青銅大立人，赫然迥異于中原文明或其他古老文明，獨立于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浪潮之上，成為耀眼明珠。距今3800年的三星堆和距今3200年的金沙遺址，為我們揭示了古蜀文明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創造能力和強盛繁榮。但是在過去的很長時間里，古蜀的歷史和文明只能通過有限的史料加以認識解讀，被認為是落后、原始和野蠻的。

當我們翻開這些史料，除了有“不曉文字，未有禮樂”的偏見，“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的吐槽外，也有《世本》“蜀王每世相承為黃帝后”的簡練解讀。

古蜀或也是黃帝后裔

《華陽國志》《史記正義》《世本》等，各載“至黃帝，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為帝顓頊。奉其支庶于蜀，世為侯伯。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禹生于茂州汶川縣，本冉駹國，皆西羌”；“蜀王每世相承為黃帝后”。

這些史料都在說明一點，古蜀王或為黃帝后裔，古蜀國與中原地區部族聯盟存在宗親關系。上古時期“五帝”之一的顓頊帝和生于斯、長于斯的夏王朝締造者大禹，都與古蜀國有著至親的血脈聯系。黃帝迎娶了西陵嫘祖為妻，嫘祖不僅是養蠶繅絲的始祖，她世居的西陵，據說也就在四川鹽亭。如果這一地望能夠確定，則說明古蜀在當時中原部族聯盟中的地位非凡。即或，嫘祖西陵之地不確，那黃帝的兒子昌意迎娶了蜀山氏之女，生子為顓頊帝，并和大禹同為古蜀部族的后嗣子孫，卻也是無爭的。

此外，夏商乃至西周時期，對中原地區而言，古蜀國從來不是局外人，不是旁觀者，而是親歷者、參與者、見證人。在武王伐紂的關鍵時期，古蜀并西南八個部族堅定擁護武王，為推翻了商紂王朝提供了強力支撐。

以上，都在強調突出，早在上古先秦時期，中原地區部族聯盟就已經把古蜀部族作為了姻親的重要對象，通過和親政策來達成政治聯姻的目的，這也才有了“蜀王每世相承為黃帝后”的記載。同時，這也從側面客觀反映了古蜀國與中原地區部族聯盟的深厚淵源，它們之間極有可能存在著對等的外交關系和對等的社會地位。

古蜀國力的管窺

由于史料的匱乏，想要從寥廖有限的史料中全面探查古蜀國的全貌，無異于以寸莛擊鐘，異想天開。故只能另辟蹊徑，期許從點滴中窺見一斑。

從古至今，一國之力，優先衡量的是它的綜合國力、經濟能力和軍事實力。面對迷霧一般的古蜀史料，我們只能從有限的點滴史料中加以剖析，從史料背后窺探、解讀古蜀國力，經濟和軍事實力。

一、豪橫的古蜀

春秋時杜宇“以褒斜為前門”，“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啥意思呢？

就是說在春秋時期古蜀國已經占有了“褒斜”（漢中之地），享有統治權。在史家筆下，可以確定的是在戰國中晚期之時，周顯王（前368-前321）之世的褒漢之地，即褒中、漢中（南鄭），也是在古蜀國治下，由古蜀在統治管轄。但要特別強調的是，褒國是被西南強國庸國所滅，而庸國則是在周匡王二年（前611）被楚國聯合秦國、巴國吞并瓜分的。也就是說，漢中地區的統治權是古蜀國在杜宇時代，吊打三大豪強，虎口奪食硬搶過來的，可謂豪橫至極！

戰略要沖，從來都是兵家反復之地。褒漢，也不例外。

秦厲共公二十六年（前451）秦軍取代蜀王對漢中盆地，褒漢的統治，“左庶長城南鄭”。至秦躁公二年（前441）“南鄭反”，古蜀收復南鄭。秦惠公十三年（前387）“伐蜀，取南鄭”，秦國再度統治，但旋即又被古蜀占據。直到周顯王之世，古蜀都擁有對漢中地區的絕對控治。公元前316年，古蜀被秦國滅國。四年后，置秦漢中郡。

二、令人膽寒生畏的蜀軍

以下兩條史料，字少信息量大，文字簡練，值得細品。

1.《華陽國志·蜀志》“開明立，號曰叢帝。叢帝生盧帝。盧帝攻秦，至雍”。盧帝，古蜀開明王朝的第二代帝王，時代應在春秋晚段或戰國初期。雍，今日之陜西省寶雞市鳳翔縣。這里曾經是秦國歷史上“九都”之一的第六處都邑，是歷次遷都過程中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最為集中，建置時間最長、功能設施最為完備的王都。雍城，于秦德公二年（前676）建都，至秦孝公十二年（前350）遷都，在這328年間是秦國的國都。“盧帝攻秦，至雍”，就是在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古蜀開明第二代帝王曾經率領勇猛無畏的蜀軍攻打到了秦國的國都之下-雍城。

2.《史記·楚世家》“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于是楚為捍關以距之”。肅王四年（前377）正值戰國時期，古蜀發動了對楚戰爭。一度攻占楚國的茲方（今湖北荊州松滋縣），打到了距離楚國都城郢都（在今湖北荊州江陵市附近）僅100多公里的地方。楚肅王在倉促間壘筑起捍關（今湖北宜春長陽縣西），才最終抵擋住了強大蜀軍的進攻，可見蜀軍當年的威猛彪悍。

以上史料，從表面上看是在突顯古蜀國的軍事戰斗能力，但實則是在高調地宣揚古蜀國的強盛國力！為什么這么說呢？這兩條材料，都在突出一件事，那就是“千里奔襲”。在先秦時期，如果沒有足夠強大的后勤運輸保障能力和強盛綜合國力、經濟實力作支撐，要實現“千里奔襲”，打到秦國都城之下、打到楚國國都百十公里的地方，那是不可能，亦是無法想象、無法實現的。由此可證，古蜀國擁有強盛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以及強大的軍事實力和彪悍無畏的戰斗力。

三、對外交往折射出的社會地位

古蜀國外交的史料，乏善可陳，少有記載。諸如，“厲共公二年，蜀人來賂”這種帶有些許歧義的，都屬于珍品級的記錄了。

再有，《史記?秦本紀》“惠文君元年，楚、漢、趙、蜀人來朝”。惠文君，就是車裂商君、伐蜀滅之的鐵血王者，也是秦國歷史上第一位稱王的秦惠文王。在他元年（前337）繼位之時，古蜀國也派出使團，專程前往祝賀。

這兩條看似平平無奇的材料，卻也可從中解讀出不一樣的背景信息。如果古蜀國不曾擁有與其他諸侯國勢均力敵、平分秋色，同等的社會地位，那么史官們又怎會將古蜀國與其他諸侯國一并記錄在史料中，永載史冊呢？這足以說明古蜀國擁有著較高的社會地位，這也是一個國家實力和國力強盛的外在表現。

古蜀自蠶叢立，而至開明亡。既有黃帝后裔的顯赫，又有占據南鄭、漢中之地的豪橫，更有攻秦至雍、迫楚肅王壘捍關以拒的彪悍。它的過往雖早已湮滅，但正如靜安先生“二重證據法”和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科學運用，塵封數千年的古蜀文明和輝煌，必將再驚天下。

撰稿人：傅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