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老照片：上海縣城墻殘破不堪，見證魔都滄桑

近代以來，上海發展太快、變化太大，被打上了國際化、新潮時尚的標簽，以至于很多人忘記了它的古老。

上海很年輕，也很古老！承載這種古老的標志之一，就是老城廂的城墻。

元朝時期，上海由鎮升格為縣。因其地理位置優越，迅速成長為經濟活躍、人口稠密的商貿中心。

從元朝后期到明朝初期，上海縣城沒有建設城墻，總體上平安無事。到明朝中期，情況發生了巨變：倭寇襲擾。嘉靖年間，倭寇猖獗，頻繁到上海燒殺擄掠，造成極其慘重的損失。

僅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四至六月兩個多月間，倭寇連續5次來犯，“縣市幾將半成焦土”，滿目瘡痍。譬如當年五月初七，“倭寇千余，從太平寺、竹家橋至，市民驚潰，恣其劫掠，糧艘悉被毀，滿載出海”。這一年，多位駐守上海的軍官遇害，被殺的百姓更多。

局面如此，官民一致認為，修筑城墻勢在必行。嘉靖三十二年九月，趁著倭寇撤退的間隙，上海城墻破土動工，吏民加班加點趕筑，僅用兩個多月的時間，即告竣工。

據萬歷《上海縣志》記載，上海城墻“周圍凡九里，高二丈四尺。門大小凡六：東曰朝宗，南曰跨龍，西曰儀鳳，北曰晏海，小東門曰寶帶，小南門曰朝陽。水門三，其東西者跨肇家浜，其在小東門者跨方浜。城為敵樓一，為平臺二，為堞三千六百有奇，為穿廊七十有八。壕廣六丈，深一丈七尺，周回瀠繞，外通潮汐”。

從這些數據來看，上海城墻頗具氣象。當然，因為時間急促，經費不足，墻體“皆系泥土版筑，未及瓷磚”，防御體系并不健全。不過，在防御倭寇過程中，軍民終于有了據守的依靠，它發揮了積極作用，捍衛了城池的安定。

隨后，地方官府多次對城墻進行增修加固，使其不斷完善。此類興修舉措一直延續到清朝前期。

晚清時期，上海城墻再次受到輿論的關注，成為當時新興報刊上經常討論的話題。

第一是因為戰爭。

1853年8月-1855年2月，小刀會攻打并占據上海。在此期間，清軍多次炸毀城墻，企圖沖入城中驅逐小刀會。《遐邇貫珍》1854年7月報道：“是日（6月29日）寅刻官軍用火藥轟城，城墻崩陷三丈余。”9月報道：“三十日（8月30日），上海官軍用火藥轟城三次，其第二次自傷官兵五十人……城墻崩陷，城中人死戰，擊官軍，旋將缺口修復，官軍亦未進城。”

從后來的戰局來看，哪一方能征服城墻，就能掌握戰爭的主動權。

1860年，太平軍威脅上海，清軍請英法軍隊協助作戰。當時英法軍駐扎黃浦江、洋涇浜一帶，他們以從晏海門（北門）進城路遠為由，要求在北門以東再辟一座城門，“以利其馳御”。

官軍如其所請，增設障川門，意為“挽狂瀾障百川”，民間稱之為新北門。從此，上海城門數量增加到七座。

第二是因為城市建設。

1843年，上海開埠。隨著租界的設立與外貿的發展，上海一躍而為國際化都市，人口迅速攀升，公務、經濟往來熙熙攘攘，城墻日益從安全墻變成人流、物流的障礙。

就城市面貌來說，上海縣城也逐漸被租界近代化的城建比下去，甚至很多商鋪將生意轉移到了租界。

非常之局必須務實的應對之策。1900年，具有官商雙重身份的李平書，聽聞法國有拆毀上海城墻，將地并入法租界的設想，他主張“及早自拆，以保地方”。1906年，李平書、姚文枬等人聯名上書上海道臺袁樹勛，要求拆除城墻，改造馬路，以利交通、興商務。

除了謀劃未來的發展，李平書等人還看到一個現實情況，那就是上海城墻已200年未曾修繕，破舊不堪，且其在新式戰爭所能發揮的防御作用大大降低，存在的必要性日益受到質疑。

至此，拆除城墻的聲音越來越響亮。當然，呼吁保護城墻之人亦非少數。

在“拆城”與“保城”兩派相持不下之際，1909年，官府采取折中措施——增設城門，新辟尚文門（小西門）、拱表門（小北門）、福佑門（新東門），同時增高放闊寶帶、朝陽、晏海三門。于是，上海城門增加到十座。

辛亥革命爆發后，上海在1911年11月4日光復。次年1月，姚文枬舊事重提，向滬軍都督府呈請拆城墻。此時擔任民政總長的李平書大力支持，立即召集紳商及商團、救火會成員2000余人，開會商議此事。

新政府新氣象，與會人員一致同意拆除城墻。當月，滬軍都督陳其美和民政總長李平書下令：“拆除城墻！”

據《申報》報道，1912年1月19日動工拆城墻，先從大東門水關橋西南至救火聯合會一段開始，其余次第進行。每拆除十丈需銀一百兩左右，總計需白銀28萬兩。

1914年冬天，全部工程結束。至此，上海城墻經歷359年歷史風雨，退出了人們的視線。今天，上海城墻在繁華鬧市中已難覓蹤跡，只有大境閣附近一小段殘存，訴說著魔都的滄桑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