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俄羅斯著名拓撲學家、科學院院士福緬科主導編寫了七卷本叢書《歷史：虛構還是科學？》，正式提出所謂“新編年史”理論，重構了一條遠短于主流歷史體系的時間線。在這條時間線中，新石器時代不過是神話杜撰，古埃及是俄國歷史的翻版，古巴比倫與美索不達米亞是中世紀晚期的移植，古希臘文明是拜占庭歷史的“二創”，古羅馬則是中世紀俄國的鏡像。福緬科聲稱，世界真正的歷史始于公元1000年前后，所謂古代文明，皆為后人偽造。

他最終得出結論：1600年以前的世界歷史遭大規模篡改，以配合包括梵蒂岡、神圣羅馬帝國及羅曼諾夫王朝在內的多個陰謀集團的利益。這些集團合力掩蓋了“歷史真相”——一個以“俄羅斯汗國”為核心的全球性帝國。

換言之，“新編年史”的本質只有一句話：西方歷史是偽造的，俄羅斯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

該理論一經問世，立即遭到學界全方位批駁，《歷史：虛構還是科學？》更是在2004的莫斯科國際書展上，以最差出版圖書之名，獲得了“榮譽文盲獎”。然而這并不影響其在民間的傳播，尤其是在前世界象棋冠軍卡斯帕諾夫的推廣下，僅僅數年時間，該理論便從俄羅斯本土蔓延到了土耳其、中國、歐洲以及埃及。

據歷史學家查爾斯·哈珀林2011年發表的研究，約有30%的俄羅斯人對“新編年史”持同情態度，一些學校課程和部分政黨綱領中甚至包含其內容。盡管福緬科本人已淪為學界笑柄，成了陰謀論的代名詞，但他的理論依舊在俄羅斯社會中擁有較為廣泛的潛在接受度。

這段往事不禁給人一種強烈的既視感：說白了，國內流行的“西方偽史論”不就是“新編年史”的本土版本嗎？雖然我沒查到其在中國社會接受度的可靠數據，但從近些年的傳播速度看，恐怕只會高于俄羅斯。

那么，“西方偽史論”究竟有何魔力？能贏得大量公眾甚至不少高知群體的支持？

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談一個十分重要但卻時常被忽略的因素，即歷史這類人文學科的普遍特點—相對較低的學習門檻。這一點可以在歷史學與物理學的對比中體現出來。

首先是內容的抽象程度。歷史學研究的是人類過去的活動，比如“拿破侖為什么失敗”“秦朝何以二世而亡”，這些問題貼近生活，僅憑社會經驗與直覺就能理解。而物理學則研究自然規律，比如基本力、能量、不可見的粒子，尤其是相對論與量子力學，內容極度抽象且反直覺，只能靠數學與模型構建來認知。

其次是語言工具的復雜度。歷史學的語言工具是人類語母語，因此，除了一些艱深的史料需要一定訓練才能理解外，大多數歷史知識對普通人而言沒有門檻。而物理學的語言工具是數學，從初中的簡單方程、公式變形、比例問題，到高中的代數、函數、向量，再到大學的高等數學，光是語言難度就將大部分人排除在物理學習之外。

再就是知識結構。歷史學如網狀結構，雖有邏輯，但條條大路通羅馬，先學近代史再學古代史或者先學戰爭史再學制度史，都不會造成學習壁壘。而物理則是高度系統化的金字塔結構，概念之間緊密相連，不懂牛頓力學就學不了電動力學，不懂電動力學就學不了量子場論。

正因為歷史的學習門檻低，讓很多人產生了一種錯覺，以為懂歷史就能研究歷史。導致一些毫無學術背景的門外漢大著膽子跨行搞起所謂歷史研究，甚至一度有了類似“鍵政”般全民參與的跡象。好像只要是個人，讀過幾本歷史書，看過幾篇歷史文章，就能自創一套歷史發展體系了。

“西方偽史論”在中國社會的盛行，正是建立在這一龐大歷史愛好者基礎之上的。至于其魔力，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1.“西方偽史論”本質上依舊屬于陰謀論。就像曾經流行過的美國登月造假、共濟會操控世界一樣，擁有天然受眾。他們喜歡這種顛覆性敘事，享受“掌握真相”的感覺。

2.區別于以往的陰謀論，“西方偽史論”有兩項重大革新，一是出書立傳，比如《希臘偽史考》、《言不必稱希臘》，二是打造了自己的“學術”平臺，即“西史辯偽和中華文化復興學術研討會”。前者構建了一套看似系統的理論，樹立了何新、黃河清等人在歷史愛好者眼中的專業性與權威性，而后者則為該理論披上了一層學術外衣。這兩點足以震住那些對學術研究規范不太了解以及缺乏邏輯能力的人。

3.雖然我們常把抵制西方中心論掛在嘴邊，但不可否認的是：以對全球的影響力與塑造程度而言，西方歷史是現代世界形成中最重要的一條主線，不了解西方歷史脈絡，就無法理解我們所生活的時代。

然而，在我們的歷史通識教育中，為了強調中華文明的“連續性、統一性、先進性”，西方歷史被過度邊緣化了，成了為理解中國史而存在的背景板，占比很小，且大部分集中于1500年后的近代史，古代史只占5%-10%，比日韓都要少，也更淺薄。

盡管從民族認同的角度看，這樣的安排無可厚非，但其帶來了的問題是：公眾缺乏系統的歷史知識背景，尤其是從古希臘到古羅馬再到中世紀的因果鏈條，好像西方突然就從“黑暗愚昧”的中世紀躍進到了地理大發現和工業革命。知識空白帶來的割裂感為“西方偽史論”提供了廣闊的解釋空間。

4.一個不言自明的結論是，“西方偽史論”在國內的發展離不開互聯網的普及，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去中心化。好處是信息生產與傳播不再由權威機構與公共知識分子掌握，像我這樣的自媒體以及無數普通人也能通過網絡各抒己見。不過壞處是，話語權雖從金字塔形變成了橄欖形，但認知水平依舊是金字塔形的。

于是，在一個人人都能講史、寫書的互聯網時代，在一個低門檻創作+高情緒渲染+算法推薦的流量時代，傳統史學界的觀點必然會因為復雜枯燥的特性，在誘惑力上敗給那些顛覆常識的“驚天真相”。比起從西方古代史的演進中理解工業革命，偷自《永樂大典》的敘述肯定要快得多，爽的多，也易懂得多。

5.如果說互聯網的普及是催化劑，那民族主義就是第一推動力，其在時間線上是與西史辯偽運動的發展軌跡高度重合的，只是內在因素要復雜的多，既有歷史創傷、祖先崇拜、民族認同，也有文化自卑與意識形態沖突，這與“新編年史”在俄羅斯大行其道的原因是相似的。

因此，我們才急于證明自己，證明中華文明才是世界的中心，再不濟也要證明我們的獨一無二、自古有之。在這方面，除了“西方偽史論”，古人類學也是個很好的例子。盡管人類起源于非洲已有十分確鑿的證據，是學界的主流共識，但依舊不乏專業學者宣揚“多地區起源說”，每當中國境內發現了新的古人類化石，他們便等不及要認祖歸宗。

需要說明的是，以上原因雖有重要程度之分，但并非線性孤立，而是相互影響。比如當我們將歷史創傷屈辱化，賦予其一種代際傳播的特性時，不可避免的會激發對外敵意，進而產生民族主義情緒，在與理智漸行漸遠后，從陰謀里尋求民族認同、消解文化自卑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

正因為多種因素的相互作用與共振放大，我們才會看到這樣荒誕的一幕：一批不學無術的門外漢，一個陰謀論式的邊緣學說與一群呼雀躍的信徒。

更諷刺的是，在幾位偽史論元老被封禁后，偽史圈竟開始流行一種說法，認為官方打擊反而印證了偽史論的正確性，如果真有足夠的證據反駁，為什么歷史學界默不作聲？

這當然是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實際上，多位歷史學家曾在多個場合對某些問題作過澄清，比如關于金字塔的真偽，當時正在埃及開展考古工作的郭子林就專門回答過。不過有一點這些人倒是說對了，至今還沒有哪位歷史學家逐條且全面批駁過“西方偽史論”的各種觀點。

這一點其實很好理解，因為大家真的很忙。像西方偽史論中那些一拍腦袋就能得出100個的所謂“新發現”，雖然判斷可信度很簡單，但要做到有理有據的駁斥還是極其耗時的，需要引用考古學、文獻學、語言學等各種證據來交叉印證。就像多位西方古典學學者在接受《南方周末》邀請時說的，他們不愿為了這些荒謬的言論浪費時間。

偽史論者們如果真想得到學術界的嚴肅回應，最簡單快速的方法就是按照學術規范，先將自己的成果寫成論文投稿到有影響力的專業期刊，而不是像黃河清教授那樣閉門造車，寫了一本二十多家出版社都不接的書，然后因為毫無學術價值無人搭理，就自詡為勝利。

在這一點上，偽史論者甚至不如中醫，后者至少知道往核心期刊上發文，哪怕是增刊子刊，也敢一次次將藥物送檢FDA，哪怕全軍覆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