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在晉和孫承宗這對冤家的著名事例，除了“山海關對話”，就要數王在晉在《三朝遼事實錄》里狂刷“五萬八千”的梗了。

山海兵虛，廷議鼎沸。樞輔清查報十一萬七千，夫食糧十四萬，而核數止此，是二萬三千乃虛兵也。柳河一敗存兵五萬八千 …
今以十二萬兵而存五萬八千，則比鎬之喪師更甚焉 …
竭海內之力以供餉。功既無成，財物大匱，柳河之敗止存兵五萬八千，即如樞輔疏以十二萬言，此六萬二千之兵歸于何 …
食餉者十四萬，而究竟則五萬八千人而已 …
是時額兵報十一萬七千，今報見在數止五萬八千，實少一半，其餉安在 …
宇內赤民何能堪剝膚槌髓之苦？今照現在兵數不過五萬八千 …
經臣高第報見兵僅五萬八千爾，新舊交代不過兩月，則所少五萬九千有余之兵竟安在耶 …

王在晉不僅是借“柳河之敗”嘲諷孫承宗的無能，還暗責孫承宗每年耗費數百萬兩遼餉卻只養出五萬八千兵，只差直言他在狂吃空餉了。當下一些朋友認為明廷官員不同意撤回山海關防守實為貪墨遼餉的觀點，就源于王在晉的這些言詞。

在解釋“五萬八千”這個梗之前，先簡單介紹下明朝關于軍鎮（部隊）兵員數的幾個常用名詞“原額、現額、見在、堪戰”。

“原額”是明廷為某個軍鎮設定的額定編制。“現額”指因實際需要而調整編制數，這通常為臨時行為，事畢恢復原額。但也有例外，比如明軍標準單位“衛”其原額為5600人，但錦衣衛的“現額”一直在增大，到明末已有幾萬人，堪比一個軍鎮。

所以朝廷議兵時所說的數量以及派發兵餉的依據，都是以現額為準。

“見在”是指剔除逃軍、病亡、戰損等等后，部隊的實有兵員數。“堪戰”是指生理、技能、訓練等等真正滿足戰爭要求的兵士數量。它不僅小于見在數，也代表著這支明軍的真實戰斗力。

首先，王在晉是道聽途說，因為他當時遠在南京任職，是不可能親赴山海關核驗或者查對兵戶兩部檔案的。“五萬八千”這梗的始作俑者，是高第。

天啟五年十月，因“柳河之敗” 督師輔臣孫承宗被迫請辭，關外軍務轉交新任遼東經略高第負責。高第上任后認為關外明軍“四百里鋪陳，兵分力弱”，不是良策。應將錦州、右屯、大凌河一線明軍撤防。只守前屯和寧遠，山海關為后援。

這樣既可增強寧遠防御，還可節約關外軍費。為讓朝廷接受主張，高第玩了個大的，向朝廷叫慘。他聲稱柳河之戰后，關外只剩五萬八千兵，急需增援。潛臺詞即為朝廷如果不能增餉增兵，那就按我說的來吧。

先是，奴酋突犯，經臣高第疏奏兵馬不敷（五萬八千），調兵應援。詔詰責之。
兵部覆稱：關外各兵不過三萬，關內又止二萬八千，而糧餉未聞報減，宜聽經臣從實核奏。
后以關餉詘乏，復有旨：前減汰兵餉，以八月初一日為始。是時報額兵十一萬七千，今見在止五萬八千，實少一半，其餉安在？
《明熹宗實錄·卷六十八》

但熹宗和兵部并不買賬，不僅斥責了高第，還質問他如果因柳河之役，見在兵員少了一半，那么兵敗之后那些軍餉、糧餉被誰領走了？看皇帝和朝廷開始較真，有點慌的高第很快就上呈了新報告。

高第稱因剛接手不熟悉，加之每月都有逃軍和增援，難以統計所以直接聽信了各將領未經核實的上報數。現經詳查見在數為“關內兵三萬五千五百余員名，關外兵九萬九千五十余員名”，這兵數暴漲了一倍都不止。

此時明廷和熹宗已經不怎么信任高第了，很快直隸監察御史洪如鐘就受命核查關內外糧餉情況以及兵員見在數。

及查各處見在官兵尚有九萬三千二百余名，較之樞輔（孫承宗）清汰后略有不同，亦未嘗少一半。但文武各官名下占役無一非兵，其工食無一非餉，今當限定名數不許過多，另造一冊，毋使混淆亦是清餉一法。
《明熹宗實錄·卷六十八》

洪如鐘的報告說明了兩個問題。

其一，關寧軍中大面積存在官員將領占役（私自讓兵士從事非軍事任務）情況。這虛耗了本就用度緊張的遼餉，也拖累了關寧軍的戰斗力。

由于從洪武朝開始，明廷就允許勛貴將領們私役兵士（規定了各級別的私役數），到了明末這事兒不僅是見怪不怪，在各軍鎮也常態化（類似地方官員的炭敬、冰敬）。加上關寧軍內的私役數量并不龐大，因此洪如鐘建議單獨造冊登記，以便約束數量。

其二，高第又在胡扯。

按照洪如鐘的統計，柳河之役前后關寧軍雖然少了2.38萬人（大部分是聽聞失敗后的逃軍），但9.32萬的見在數，和高第說的5.8萬、13.45萬都相差甚遠。

在柳河之役前，為降低朝廷負擔，孫承宗在關寧軍內搞過一次裁軍。他將關寧軍現額從13.4433萬減到了11.3003萬人（主要是清汰老弱病殘），最終關寧軍的現額為11.7萬(領餉人數)。

從孫承宗裁軍到高第上任，關內外各軍均未獲令擴編或新設編制。而關寧軍的兵員數也不可能越打越多，除非將領官員冒著“欲不軌”的風險自掏腰包招募新兵，但這可能么？所以高第的第二次奏報有可能是受訓斥后，直接拿以前的數據來搪塞。

樞輔（孫承宗）到關時月餉十七萬，至天啟五年四月增至二十八萬八千，后因減汰，雖有所省，而每月尚須發銀二十三萬。較前十七萬之數尚多六萬，所省安在 … 據關臣（洪如鐘）所報官兵尚有九萬三千二百余名，當此榆關戒嚴，所慮兵無宿餉......
《三朝遼事實錄》

其實王在晉本人也沒真信高第的說辭，他也引信過孫承宗裁軍以及洪如鐘的報兵數據。從王在晉的這段言詞可以看出，他大玩“五萬八千”這個梗，除了擠兌孫承宗，還是想說明于關外設防只會增大朝廷軍費負擔，無益于平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