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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惠年同志是1929年～1933年在上海中共中央交通局從事秘密交通工作交通員。作為出色的秘密交通員，她機智勇敢地完成了一項又一項艱巨任務，尤其是在中央特科與叛徒顧順章的斗爭中，她顧大局識大體，化險為夷立下奇功。

陳云稱她為“我黨保衛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

在黨的秘密交通工作中獨當一面

1911年3月13日，周惠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陽縣。她家所處地區正是共產黨領導革命活動的區域之一，她那時雖年紀不大，卻深受革命思潮的影響。1927年經周新育、李正中介紹，她加入了共青團。

1927年冬，黨在河南四望山地區組織了一次武裝起義，起義前，黨組織決定不讓女同志參加，又考慮到周惠年年齡小，就要她疏散回家。她不肯，堅決要求留下，就被派到縣委機關做黨的交通工作。

1929年秋天，中共中央交通局往返河南、上海的交通，缺一住機關的女交通員。經河南黨組織推薦、中央交通局反復考核，選定了周惠年。

到上海后，周惠年見到了時任中央交通局局長的吳德峰。她接到的任務是要與男交通員假扮夫妻住機關做秘密工作。周惠年因那時還是個沒結婚的十八九歲大姑娘，難為情，很不愿意，反復提出要去蘇區或去工廠搞工運工作。

據吳德峰愛人回憶：

“中央交通局工作任何一環節的變動，搞不好就會牽出系列問題和麻煩，所以一旦確定無特殊情況就不能隨意變換，記得德峰事后對我講：‘惠年這個小姑娘腦子蠻靈光的，不但有個性、主見，還有膽有識，我講一句她跟一句，我只好把桌子一拍嚴肅地提醒她，你是個共產黨員就應該服從黨的分配，在工作上沒有理由討價還價。’她聽了愣一下，回過神來再沒講二話，就服從了組織決定，是有黨性原則、懂得組織紀律的好同志，是個搞秘密交通工作的好坯子。”

吳德峰1954年從武漢調回北京后，一次和周惠年、孔原等碰在一起閑談，回憶上海秘密工作往事，開玩笑說到周惠年當年一件趣事。

與周惠年同住機關的河南交通員后來動了真情，愛上了周惠年。一天晚上男交通員正式向周惠年提出求婚。

周惠年不同意，突然大哭起來，聲音驚動了二房東太太，跑過來敲門問究竟。男交通員傻了，周惠年靈機一動把頭發散開，反過來故意拉著交通員撕鬧，向房東太太訴說“丈夫”的不是，這才將真情掩蓋過來。

吳德峰對周惠年說，“也難怪，你還是個沒長大的孩子，幸虧你懂得顧全大局應付得快，不然穿幫就壞事了。”

在與顧順章叛變的斗爭中立下不可磨滅的功勞

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時，譚忠余是顧順章的秘書兼三科科長，正與顧的妹妹熱戀，而組織已確認顧的妹妹亦隨之變節。

為了防范新的惡性事件發生，康生將周惠年調至特科做譚忠余工作，排除了隱患。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1年6月，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向忠發在上海被捕叛變，周恩來等立即撤離住處轉移。

為了確保周恩來的安全，將他安排住進當時不為人知、絕對安全可靠的機關新點——周惠年住所。

在周惠年等的掩護下，周恩來渡過了最危險關頭。

譚忠余與周惠年結婚后，調鄂豫邊蘇區紅軍第二十六師工作，任師政委，而周惠年在蘇區婦委工作。

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周惠年和譚忠余調回上海。不久黨派譚去蘇聯，這時周惠年剛生下大女兒12天，未能隨譚忠余同去蘇聯。

譚忠余臨走時留給周惠年一塊表，說此次分離不知還能否相見，你若能找到更好的人，有機會托人給我帶個口信說表壞了，我知道你幸福就好了。

譚忠余后來在從蘇聯回延安途中，在黃河邊彎腰洗臉，不慎露出腰中手槍被捕。

敵人對其嚴刑拷打，后綁至城樓為人質，脅迫我圍城部隊退卻。譚忠余寧死不屈，高呼圍城部隊不可為他退卻，被敵人殘酷斬斷肢首英勇犧牲。

1933年中共中央遷到蘇區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央分局，李竹聲任書記，李得釗任秘書長，周惠年留分局繼續擔任交通工作。

這個時候李克農打入外國租界巡捕房做事，掌握不少敵情。他了解到特務行動就隨時派人把情報傳交周惠年通知中央分局，由此中央分局多次化險為夷，避免了機關遭破壞、人員被抓。此間，周惠年經組織批準與李得釗結為夫妻。

1934年6月下旬，李竹聲與國際代表接頭后，回到馬立斯新村中央分局辦公處，被守候在那的特務抓捕，同時被捕的還有得釗、秦曼云及裝成娘姨傭人的交通員仇愛貞，隨即波及周惠年等的住處，中央分局幾乎遭到全部破壞。

周惠年回憶，那時她正懷老二李釗，聽到大門被敲得咚咚亂響，不是自己同志來了敲門的暗號，意識到出事了。被捕后周惠年自稱李周氏，過了一個星期沒審出什么來，法官宣判時認為她是個無知無識又懷著孩子的家庭婦女，把她和仇愛貞當場無罪釋放。

但上海警察局待李釗生下20來天后，又把周惠年逮捕。在敵人的審訊中，周惠年受盡磨難和行刑拷問，但她一口咬定自己不識字，既交代不出問題，更寫不出自首書來。

不幸的是，1936年秋，李得釗犧牲于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年僅31歲。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在得釗遺屬來信上親筆批復：

“李得釗同志是一位很好的同志，為革命事業犧牲了自己。”

華東軍政委員會追認其為烈士。

戰友重逢格外親

1935年國民黨大赦政治犯，周惠年作為輕犯被送至蘇州反省院。隨著日寇侵華，江南形勢更趨混亂，院長才不得已同意政治犯自行疏散。

周惠年千辛萬苦才逃到江浙交界的韓寶春同志家。此時，我駐南京辦事處已遷往武漢，改為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周惠年隨后前往武漢與黨組織接頭。

在武漢，周惠年遇到與得釗同任過上海中央分局負責人、在國民黨反動派大搜捕中被捕，并同關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的黃文杰。

此間中共中央派王明、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等組成中共中央駐武漢代表團，又稱為長江局，黃文杰時任組織部副部長，后任長江局秘書長。

黃文杰對烈士遺孤、對周惠年的百般體貼照顧，贏得了周惠年的愛戀之情。在老同志的撮合和組織批準下，他們結為夫婦。由于戰爭環境的殘酷，黃文杰和周惠年過著離多聚少的夫妻生活。

1938年底，周惠年根據組織決定調回延安，途經西安時，吳德峰得知，還專程接她到家中住了三天，暢談甚歡。

周惠年回延安后，真正體會到前所未有的輕松和歡快。但就在此時又傳來了噩耗，黃文杰積勞成疾染上傷寒搶救無效逝世。

當時我黨《新華日報》、《群眾》等報刊均以“對黨無限忠誠，對人對事大公無私的黃文杰”為標題專版刊載了紀念文章；當

時在第十八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的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親自為他送葬。

周惠年作為出色的秘密交通員，她的很多英雄事跡不為人知，可稱之為我黨地下戰線的無名英雄。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卻被打成叛徒、特務，被批斗、關押、勞動改造。1969年被解放后，周惠年來看我們。了解到她當時的處境，眼圈都紅了。事后，多次專門向當時中央有關部門領導（周恩來、康生和中央編譯局領導等）反映情況。

在周恩來等的關懷過問下，周惠年的問題最終得到平反。

當然，還有更多像周惠年那樣的無名英雄，他們的故事永遠激勵著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