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說“讀史使人明智”。近代史上，一批史學大家既學貫古今，又親身經歷時代的輾轉浮沉，他們會不會比普通人更有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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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有朋友談到錢穆在轉折關頭的堅定選擇，于是我出于興趣，梳理了一下近代史學大家們的結局。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早已去世，可以不談。

先說史學上的二陳。陳垣曾被稱為“國寶”。1966年86歲，被關禁閉、批斗，1971年飲恨去世。

陳寅恪1966年后被小將們反復折磨。翻譯家梁宗岱與陳寅恪同為中山大學同事，多年后梁宗岱夫人甘少蘇回憶，當時陳寅恪已經目盲腿斷，但造反派在陳寅恪住所外安裝了高音喇叭，喇叭里的批判聲讓本就膽小的陳寅恪極度恐懼，一聽到喊自己的名字就渾身發抖，甚至尿濕了褲子。陳寅恪最終于1969年在病貧悲憤交加中逝世。

呂思勉、錢穆與二陳并稱“史學四大家”。

呂思勉1957年肺氣腫與心臟病并發逝世，沒有歷經1966年。不過，呂思勉生前也不平順，1952年接受三反五反思想改造，1953年完成了最后一本斷代史《隋唐五代史》，因不太符合唯物史觀生前沒能出版。

除了四大家外，還有一些重要的史學家。

顧頡剛，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時年50歲的顧頡剛正是年富力強頗有影響力的著名學者。他對新政權的印象頗好，在6月9日的日記中寫道“聽陳市長毅講話，態度極好，知反共者直是多事，我輩為國民黨蒙蔽處太多矣”。三反五反開始后，也參與思想改造教育，日記自述心力憔悴。后來又在十年中以反動學術權威受難，溫格結束后得以平反。

柳詒徵，先后任教于南京大學、復旦大學，常年一襲長衫，推崇中國傳統文化，有謙謙君子古風。不過，其學術理念與新中國主流學術導向存在差異，被視為不夠進步。但柳先生深知形勢變了，越來越縮著，小小的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圖書組主任職務也于1950年7月請辭，然后謹言慎行，1956年逝世，尚算平穩。

翦伯贊，與前面的歷史學家不同，翦伯贊既是歷史大家，又是很老資格的革命家，政治地位很高，蓋棺定論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重要奠基人。他早年參加過五四運動，又投筆從戎參加過北伐，1937年秘密加入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后與最高領導人可以直接交往。不過，1965年，從姚文元評《海瑞罷官》開始就深受牽連。溫格期間，“翦伯贊專案組”反復對其逼供和折磨。1968年12月19日深夜，翦伯贊與妻子戴淑婉穿戴整齊服藥自殺身亡。

比較好的也有，比如郭沫若。

當然，后人看來，郭沫若在特殊時期的表現遠談不上士大夫的風骨。但是平心而論，他雖然有失德之處，但主要責任不在他個人。不必苛求個體的剛強，大家都是凡人，我們更應該思考如何避免把人再推落到那種境遇。

實際上，大部分知識分子當時都普遍都有積極靠攏的欲望，郭沫若算是競爭的勝出者。比如，思想改造開始后，陳垣就積極剖析了自己過去的錯誤認識，批判過去錯誤的“教授治校”方針。而且他雖然是校長，但膽小怕事到給學生的鼓勵性題詞都要先請示書記。1958年，郭沫若入黨的消息公布之后，陳垣深感震動，78歲的他趕緊遞交了入黨申請書，并于五九年79歲時正式入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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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說回錢穆。

局勢日漸分明后，錢穆就下定了決心要離開。很多年以后，錢穆在《師友雜憶》里回憶了當時的情景。

徐州既淪陷，時值春假，適廣州有一華僑大學來函相招，余遂決意暫避。時GD廣播稱榮德生為民族資本家，囑勿離去。榮氏集團中人，亦勸余留校，可隨隊同遷。又族叔孫卿乃子泉孿生弟，亦屢勸余勿離去。言下若于共軍渡江有深望。余告孫卿，吾叔日常好談論古文辭，不知GJ先后文告，亦有絲毫開國氣象否。孫卿無以應。然其力勸余如故。余既受多方挽留，臨去只言春假旅行，學校寢室中床鋪書籍安放如故。即《莊子纂箋》《湖上閑思錄》諸稿，亦待余抵香港后，囑隨余同住之學生檢寄。

“余告孫卿，吾叔日常好談論古文辭，不知XX先后文告，亦有絲毫開國氣象否”。孫卿即錢穆的族叔錢基厚。錢基厚在抗日戰爭時期力主抗日，在敵后籌錢籌糧，是當時頗有名望的愛國士紳。1957 年被劃為右派，延宕至溫格間亦飽受折磨，1975 年底去世。錢基厚還有個大名鼎鼎的親侄子，錢鐘書。

錢穆回憶，當時已經受到了籌建中的廣州華僑大學的邀約，榮氏家族（榮氏和錢氏都是無錫的旺族）和族叔錢基厚也都勸他留下，但是他還是走了，怕被阻攔，甚至以“春假旅行”的名義動身，連學校寢室中的床鋪、書籍都安放如故。

1949年6月7日晚，錢穆抵達香港。

兩個月后，1949年8月14日，一篇題為《丟掉幻想，準備斗爭》的重磅社論震動四方。或許是錢穆離開在先，引發了不滿；又或許是錢穆一直被視為受走夠控制的“極少數人”之列。總之，結果證明錢穆的選擇是適合他個人的。

重磅社論中的另外兩人早已離開：

傅斯年于1949年1月飛往臺灣；胡適于1949 年 4 月從乘船前往美國。

錢穆在離開前還尋找了熊十力和陳寅恪，熊十力是新儒家開山祖師，拳拳之心必要報效華夏，對錢穆竟要離開故土批駁良久。陳寅恪當然也拒絕了。

后來，熊十力備受摧殘，甚至絕食以求速死，于1968年逝世。

其實錢穆是真愛中國的。

去香港后，他創辦了鼎鼎大名的新亞書院，致力于在英國人治下為香港保留中華文化的血脈。后來，新亞書院成為香港中文大學三大創始書院之一。

1967年，錢穆應蔣之邀返臺，第二年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此后的歲月基本平穩，錢穆潛心學術，著述頗豐。80多歲高齡時，錢穆已經失明，還以口述、夫人胡美琦記錄整理完成了集大成的《晚學盲言》，內容涵蓋哲學、歷史、政治、社會、人性等諸多領域，重申中華文化精要。

錢穆于1990年逝世于臺北，享年96歲。

后人看來，錢穆頗有先見。但是，有時候命運是一種必然，人的一生總會有一些關鍵時刻，那些關鍵時刻的選擇已經決定了未來。

1949年4 月 23 日，解放軍攻克南京。1949年5月，當錢穆應行政院長閻錫山之邀，依然參與籌備“中國反侵略大同盟”時，他內心就已經做出了選擇，未來的大陸將難有他的容身之地了。

其他的人并沒有錢穆這樣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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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我們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解答：錢穆為什么沒有去臺灣？

很可能在最后的抉擇時，他受到了熊十力的影響，認為臺灣守不住。

對新儒家研究頗深的歷史學家翟志成專門研究過熊十力在1949年的思想抉擇。通過研究熊十力與朋友學生的近百封來往書信，總結出熊十力認為臺灣守不住。具體原因包括：國軍斗志全失、國民政府已失去人心、閩粵不保則臺灣難存、外援不可恃、攻臺將可能里應外合等。

人的行動最終還是意識的產物：胡適去了美國、傅斯年去了臺灣、錢穆去了香港。

胡適、傅斯年、錢穆，三人的思想大不相同。尤其是胡適與錢穆，實則是政治的兩端。

胡適傾向于批判傳統政治，認為應當學習西方的科學與民主。而錢穆傾向于論證西方政治并不理想、問題多多，而中華傳統政治優點頗多，我們應當繼承、改造和發揚。

兩人的不同已經涉及到了思考原點的分歧。

實際上，西方政治學從根本上就并不把德性作為要考慮的要點（除了柏拉圖的理想國）。最體現西方民主政治思考邏輯的就是休謨所說的：

社會沖突遠比亞里士多德所認為的要復雜無數倍，穩定要靠以階層對抗階層，以利益對抗利益來實現。所以，一個大型的共和國實際上比小型的共和國更加穩定，只要人們善用制衡的力量。

所以，政治是一個工程架構和邏輯架構。

而錢穆的政治理想頗為倚重賢能與德治。他贊賞漢代的“鄉舉里選”、贊賞科舉的制度設計，贊賞讀書人與皇帝共治等等。但人們不免還有疑問，為什么中國沒能誕生真正促進人類社會福祉的現代科學和現代商業？這依然是一個非常難以回答的課題。

錢穆最為大眾熟知的著作是他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他論述中國歷代政治的變遷，辨析優劣和進退，對中華歷史充滿溫情。但他在最后的總論中提出了四個不足：

一是中央政府越來越強的集權傾向。使得地方政治日漸衰落，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個大問題。錢穆認為統一是要的，但是不能全部政治都歸屬中央，地方的地位日漸低下，地方政治日漸衰敗。

二是中國社會的原子化。錢穆認為中國歷史一向有廢除特權（打擊豪族）和節制資本的傾向，使得社會各階層趨于平等。但平等的同時導致中國人原子化了，難以集合和組織，社會沒有力量。然而社會需要封建才有力量，中央要把權力分給地方，即使外部敵人來了，打垮了中央，地方還有辦法。此外，豪族和資本被打擊，導致中國的聰明人唯有做官一條路，并進一步導致工商業被視為末流，從而使得中國政治日漸臃腫。

三是皇室的權總是逐步升、政府的權總是逐步降。皇帝可以做兩三百年都是一家一姓，而宰相是一茬一茬的換。這自然導致政府日漸不成為政府，連宰相位置都最終不保。這就使得政府的制度權威總是低于皇帝的個人權威，法治建設成效不彰（這句話是我個人的解讀）。

四是中國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一個制度出了毛病，再訂一個制度來防制它，于是有些卻變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縛。這種疊床架屋的制度建設模式如果不改變，政治難有起色。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成書于1955年，至今已過去70年，上述四點是否有現實印證交由讀者各自評論。

不過，在我看來，錢穆這最后點出的四點不足，雖然所費筆墨不多，點到即止。然而，這才真正是人類政治的大問題。每一個問題的合理解決都遠比宰相聯署敕令以節制皇權，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三省分權即算制衡更加重要、更加困難，也更加需要具有哲學性和邏輯性的深沉思考。

這是我們千年來的問題，更是傳統政治的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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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讀史究竟使人明智否？或許并不見得。

又或許，他們本身都是智慧的。

然而，史學家畢竟也都是普通人，他們曾經一方面睿智，一方面又如普通人一樣彷徨。但最終影響他們做出選擇的，是對故土的深深依念，以及內心里總還抱有一絲絲僥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