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發表于《廊坊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6年第2期，第27—37頁。微信版已略去注釋、參考文獻等信息，正式版本請以原文為準。

“二重證據法”內涵的豐富發展及其備受關注的原因探析

張秋升，吳興亮

摘 要：“二重證據法”的內涵有一個逐漸豐富的過程，具體表現為證據“重”數增多、運用歷史時段延長并挪移、應用研究領域擴大，具體“證據”所指更改替換。從本質上看，“二重證據法”本意與古代金石證史更為接近，注重出土的文字材料與傳世文獻互證，后隨著史學實踐的深入，其“地下材料”的內涵才由文字擴展到實物，體現出當時史學與考古學結合的自然趨勢，但也存有偏重史學一方、未能妥善處理二者關系的潛在隱患。“二重證據法”內涵的演變，顯示了治史方法的與時俱新，也折射出近現代史學的轉型與變革。“二重證據法”備受關注，既因它觸及史料運用這一歷史研究的核心問題，也得益于新史料的發現、科學方法論思潮的推動、王國維承前啟后的學術地位，以及對疑古思潮的回應等多重因素。

關鍵詞：二重證據法；王國維；內涵與外延；治史方法

引 言

王國維是20世紀上半葉杰出的史學家，在甲骨文考釋、殷周史、宋元戲曲、蒙元史等多個領域作出了重要貢獻。梁啟超評價王國維的學術：“從弘大處立腳，而從精微處著力；具有科學的天才，而以極嚴正之學者的道德貫注而運用之。”郭沫若將其譽為“新史學的開山”。“二重證據法”是他提出的一個重要治史方法，長期以來備受關注，相關研究論文百余篇，涉及“二重證據法”提出的時代語境，與考古學、上古史研究的關聯，應用原則的界定等諸多方面。不過，迄今為止，尚未有從“二重證據法”內涵的變化、豐富、發展這一角度進行專題探討者。值“二重證據法”正式提出百年之際，本文擬聚焦于此，以深化對“二重證據法”和近現代史學的認知與理解。

“王靜安先生最近小像”，《國學論叢》1928年第1卷第3號（王靜安先生紀念號）

一、“二重證據法”內涵的

豐富與發展

“二重證據法”是1925年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提出的：“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紙上之材料”與“地下之新材料”即是王國維所說的“二重證據”。

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全集》第11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41—242頁

隨著史料觀念的變化和史學的發展，“二重證據法”的影響力逐漸擴大，流傳也越來越廣，其內涵逐漸豐富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證據”的“重”數不斷增多，相繼出現了“三重證據法”“四重證據法”，以至“五重證據法”“多重證據法”等等。1940年代，孫作云提出“用古代的風俗來幫助文獻和考古之不足”，將“古俗”作為一種證據提出。1964年，張聞玉主張利用天上材料（實際天象）、地下材料（出土器物）與文獻資料（紙上材料）相結合的“三證合一”的系統方法論考證西周年代，這可看作是一種聚焦于年代考訂的“三重證據法”。1982年，饒宗頤明確提出“三重證據法”，認為研究時“必須將田野考古、文獻記載和甲骨文的研究，三個方面結合起來”，后又進一步補充說明，提出具體運用原則。因饒氏著眼于夏文化的探索，和王國維所關注的同屬于上古史范圍，且論述成體系，加之其個人學術聲望，因此這一提法影響較大。

除了饒宗頤這一提法外，還有多種“三重證據法”的表述。多數學者將第三重證據集中到民俗學方面。主要包括：夏鼐指出應將考古發現、古代傳說中的資料和殘留的原始社會舊俗三重證據相結合；張正明提出“讀書、考古、采風”（也稱“文獻、實物、民俗”）三重證據；葉舒憲提出“將民俗和神話材料提高到足以同經史文獻和地下材料并重”。還有學者將第三重證據鎖定在遺傳學等方面，提出“現代科學又為歷史研究提供了更為可靠的第三重證據，就是遺傳學的證據”；還有人認為“第三重證據就是我們自己”，自我的認知體驗會使得我們對古代經典產生親近感，“這種同情共感是我們理解古代文物或文本的一個重要證據”。

“四重證據法”最早由葉舒憲提出，是在他所提出的“三重證據法”基礎上進一步補充完善而成。“四重證據”指傳世文獻，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民俗學、民族學所提供的相關參照材料，考古發掘出的或者傳世的遠古實物及圖像。此外，還有尹國興提出的“文獻、地下文物、當地的民俗資料，加上當地的天文地理信息”的“四重證據法”，以及范子燁在研究“女媧作簧”古史傳說時所提出的以“二重證據法”為基礎，“結合口述史料與活性態口簧藝術遺存”的“四重證據法”。還有學者進而提出了“五重證據法”，包括“傳世文獻、地面遺存、出土文獻、考古資料、社會調查”，或是“‘二重證據’、實地調查證據、非文字證據及跨學科證據相結合”的“五重證據”說。這些“證據”之“重”的增加都是學者結合具體研究，在史料范圍上對“二重證據法”的進一步補充與完善。在多重證據的不斷增加過程中，“二重證據法”被持續闡釋，影響力、知名度也隨之提升。

其二，“二重證據法”運用的歷史時段被挪移并拉長，越出了王國維所運用的中國上古史討論，被延長到了整個中國古代，變成了一般性的通用史學方法。1947年，童書業就提出將“二重證據法應用到一般歷史上去，才能適應現代世界的史學潮流”。

童書業：《實物史料與文獻史料》，童書業著，童教英整理：《童書業著作集》第3卷《童書業史籍考證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786頁

后有學者采用“二重證據法”，根據相關文獻典籍記載以及出土墓志，對唐代公主的死亡原因以及壽命進行深入剖析。還有學者概括說，“二重證據法”應該將適用范圍調整為“從上古史擴大到整個中國古代史研究和考古學研究領域”。時間維度的延長及應用對象的挪移，彰顯了“二重證據法”所具有的普遍適用性和生命力，也反映出研究者不斷開拓以“地下材料”為代表的新史料來推動歷史研究向更加細致深入的方向發展。

其三，“二重證據法”的應用學科領域擴大，不再局限于歷史學范圍，在書法、醫學等其他領域也被采用。有學者提出“姓氏研究的二重證據法”，認為姓氏學要走出文獻考證的傳統路徑，“從簡牘、璽印、出土文書、石刻等文物中獲取姓氏的相關信息，并且與存世的古姓氏書、正史記載相互對照，以獲驗證”。還有學者主張書法研究中的“多重證據法”，以傳世墨跡、金石銘刻、拓本、出土墨跡、傳世文獻、出土文獻、書寫工具等互相釋證。還有研究者借助“二重證據法”來“解決醫學理論起源和早期發展等問題”，或是采用“圖-文”二重證據法進行宋代詩詞中的竹家具品類考證研究。“二重證據法”的跨學科應用實踐，表明其強調地下材料與地上材料互釋的基本原則及不同史料、證據互證的核心理念，在其他學科追溯起源或進行實證研究時，同樣具有效力。

其四，依“二重證據法”的思維結構，更改替換“證據”的具體所指。例如，在科技史研究中，有學者主張“取地下之實物與民族學調查互相釋證”，將“地下之實物”和“民族學調查”視為二重證據。在語言史領域，則有學者提出把尊重史實證據（死材料）的文獻考證與尊重現實語言證據（活材料）的歷史比較相結合的新“二重證據法”。此外，還有研究者將“二重證據法”理解為文獻與實地調查相結合，提倡“實地尋訪，并與史料及檔案中的記載對照”，“既重視原始文獻的挖掘與甄選，也進行了大量田野調查”，或是 “人證、書證和旁證”相結合。在今天網絡時代，“取網上之實物與紙上之文字互相釋證”的“二重證據法”也被提出。以上均是人們依傍“二重證據法”并結合自己的研究實踐提出的，與王國維所說“紙上材料”與“地下文字材料”互釋的本意已相去甚遠，屬于在學術實踐過程中對其內涵的進一步豐富發展，這助推了“二重證據法”的廣泛傳播，也顯示出“二重證據法”的學術吸引力。

以上幾點是對“二重證據法”內涵豐富發展的簡要概括，展示了“二重證據法”被“再認識”“再詮釋”過程中的突出表現。同時要注意的是，這些表現并不是孤立的，常常相互聯系在一起。例如，有的提法兼具“跨學科性”與“延展性”：或是認為研究古漢語，除了關注文獻典籍和實物資料外，“尚有極為重要的另一種證據——活材料。活材料是指方言、親屬語言、民俗等方面的材料”；或是提出近代史版本的“四重證據法”，主張“通過綜合運用人證、書證、物證、史證四種方法”，考訂史實與真相。這諸多討論，不論是對“二重證據法”外延的延展，或是應用時段拉長、適用領域放大，還是以己意重新解讀與界定，都顯示了“二重證據法”這一史學方法的吸引力和可詮釋空間，也提高了其知名度與影響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二重證據法”不斷流轉的過程中，由于史學與考古學聯系日益密切，“地下材料”的內涵得到擴展，經歷了從文字到實物的明顯轉向。

二、“二重證據法”之

“地下材料”內涵的擴展

何為“二重證據法”？對于這一問題的解答似乎并無疑義，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對其有明確定義。不過，王國維接著對“兩重證據”的具體說明常被忽略，其所說的“地下之新材料”實有所指，只包括甲骨文和金文兩類埋藏于地下的古文字。故其“二重證據法”的內涵，“一重是指舊的文獻記載”，“另一重是指新出土的古物上的銘刻文字”。“古史新證”的本意就是用“新文字”來佐證傳世文獻。但后來學人在提及“二重證據法”時，突破了王國維的限定，將“地下材料”由文字擴大到整個地下文物，與考古學建立起了密切聯系。

不論是從時間線索來看，還是從個人學術旨趣著眼，王國維與科學考古學都關聯甚淺。其一，從時間來看，王國維轉向經史研究是在1911年赴日本以后，1927年他便投湖自盡了。而中國現代意義上的考古學，此時還處于起步階段，尚未全面展開。因此，王國維并無機緣見到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和成就，因而也就從未對考古學與歷史學的關系作出任何說明。顧頡剛就曾表示，在1920年代，考古工作“只有地質調查所做了一點，社會上還不曾理會到這種事，當然不知道史料可從地底下挖出來的”。其二，具體到王國維的思想認知和實際研究來看，王國維所關注的一直都是傳世文獻以及地下材料上保留下來的文字。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中，王國維識讀甲骨卜辭，并將其與傳世典籍互證，證明史書關于商代世系的記載可信；《鬼方昆夷獫狁考》一文中，他以先秦兩漢文獻與鐘鼎彝器銘文互釋，研究古代北方游牧部族史；在《西胡考》《西胡續考》二文中，他用敦煌發現的新史料，考證中古西陲高昌及回鶻之史實。研究路徑都是用新出土的文物上的文字來和傳世文獻相比對，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直到1927年初，王國維在寫信給蔣穀孫分享洛陽附近出土銅器情況時，更關心的也是其中“有字者至二百余件”。正如有學者指出，“二重證據法”，“就其史料性質來說，應稱紙上材料為‘傳世文獻’，稱地下材料為‘出土文獻’更妥”。換言之，王國維對史料的關注和強調著重在文字材料上，而未及詳細思考和闡釋史學與考古學的結合互證問題。

不過，王國維雖未曾提及并涉獵考古學研究，但因他強調新材料的“地下”屬性，便與考古學有了密切關系，因而他提出的“二重證據法”也被學者們有意地“再詮釋”。在“史語所”長期主持實際考古工作的李濟明確提出，要把“地下材料”的定義擴大，“再作一番新的界說”，即“凡是經過人工的、埋在地下的”，不論有無文字，都可以作為資料。后又有學者提出更明確的看法，直接將“二重證據法”界定為古代文獻和實物資料，“包括出土的古文字資料和古器物資料及各類標本等”。這些闡發是對“二重證據法”的新理解和新詮釋，大大拉近了其與考古學的關系。

“二重證據法”內涵的變化、發展，既與新興的考古學有關，也折射出傳統金石學向近現代意義的考古學發展演進的新舊嬗替過程。“二重證據法”在這一過程中充當了橋梁。所謂金石學，是宋人對金、石進行搜集、研究的一門學問，側重系統著錄器物信息、摹錄銘文和考釋器銘，并撰寫題跋評論，以達到證經補史的學術目的。一方面，金石學與考古學有相似性和關聯性，以至近代史家在追溯中國考古學發展時，常常上溯到北宋的金石學，如梁啟超就認為，考古學“起自北宋時代”。還有學者概括，金石學對現代考古學至少有器物定名、青銅器的分期、古物證史、古籍校勘四個方面的貢獻。另一方面，金石學與考古學也存在不容忽視的差異，其關鍵就是金石學所關注的重心是在文字，而考古學的范圍更為廣闊。李濟敏銳地指出，如果以為考古學和金石學只是名稱不同，就難免會有“唯有文字才有歷史價值”的偏見。考古學越出了“有文字記錄”的限定，將“新發現的啞巴材料”作為歷史研究的根據，它不再局限于文字經史，而是借助社會學、地質學等多學科知識，研究地下之物，因而更具可檢驗性、系統性和科學性。

“二重證據法”的原初內涵與金石證史更為相近。宋人金石學的治學特點為“既據史傳以考遺刻，復以遺刻還正史傳”。這一說法與“二重證據法”有很大的相似性。還有學者曾指出：“呂大臨首先以禮書印證銘文，使地下實物因與文獻的互證而得其正詁，實有開創之功。”錢大昕利用碑刻史料與歷史文獻對勘，“可視為‘二重證據法’的萌發”。因此，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主要是借鑒金石學的學術方法與成果并結合自身研究實踐而提出的，更多地體現了對傳統治學方法的繼承。江林昌就發現，王國維所講的“地下證據”“實際上還屬于傳統金石學的范疇”。但是，王國維提出“二重證據法”的時代，正是史學變革的時代，尤其是考古學興起并迅速發展之時，王國維所提的新材料的“地下”特性被著意強調，成為金石學與考古學之間的橋梁。或許正是預感到考古學大發展這一“學術潮流”，陳寅恪在概括王氏學術與治學方法時，就將“二重證據法”總結為“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將“文字”擴展到了“實物”。“二重證據法”與考古學逐漸聯結在一起，豐富了其“地下材料”的內涵。

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9頁

針對金石學與考古學在關注點方面的差異，早期考古學建設者都有清晰的認識。傅斯年指出，中國是“用舊法整理”“用文字作基本”，而新考古學則是“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觀察，以人類文化作標準”。李濟對這一問題也有著十分自覺的認識，他強調金石學與考古學類似“煉丹學之與現代化學、采藥學之與現代植物學”，金石學“沒有出土的記載，考證的結果”，故而便沒有科學價值。二者雖有相似性，但絕不相同。他觀察到王國維所說的“地下材料”“仍以有文字者為限”，進而強調只有“無文字的器物出土后”，才得以為“史學及古器物學建立了一個堅強的據點”。但在后續發展過程中，這一差異被逐漸忽略，學者們往往將“二重證據法”直接與考古學聯系在一起，對其內涵予以闡釋。后有學者進一步指出“二重證據法”的“二重”指“把地下的東西和地上的傳世文獻放在一起來研究”，而“考古發現的古文字資料”是第三重證據。這一表述不但明確地將史學與考古學聯系起來，而且賦予了“二重證據法”又一新義。

在內涵豐富發展的過程中，“二重證據法”中的“地下材料”從文字擴展到包括實物在內的豐富內容，它由文獻考證方法演變成了歷史學與考古學兩大學科對話與融合的橋梁，符合學術發展的內在邏輯，具有合理性。不過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學的發展固然有助于考證歷史真相，促進歷史學發展，但二者應如何聯系、互釋是一個需要不斷探索、慎重研究的問題，簡單地將“二重證據法”的“地下材料”與考古材料聯結，無形中也存在隱患。

其一，“二重證據法”的提出得益于以甲骨文為代表的地下新出土的文字材料的出現，有著“在今日始得為之”的特殊機緣，而且這一新材料比傳世文獻更接近于其所產生的年代，也就沒有在后世傳抄、流傳中的訛誤，故而真實性更強。正如楊國榮所言，地下材料的重要性正體現在其“既具有本源性，又長期保存于地下，未受歷史上文獻轉錄的影響，從而較好地保持了其獨立性。”考古學將“地下材料”的內涵擴展延伸，將王國維所談的地下文字的重要性擴展到整個地下材料的重要性，將人們對新史料的探尋轉移到地下，對考古發掘表現出了特殊的信心，相信在地下有“更重要、更精確、更復雜的二十四史”。這一過程伴隨著受“疑古”思潮影響下對傳世文獻的質疑，于是就出現了史料觀上的趨新棄舊、“史料的盡量擴充與不看二十四史”現象。人們的史料觀念發生變化，著意求新，對舊史料逐漸重視不足。

其二，“二重證據法”的提出，既是王國維對自己學術的總結，也包含著對“疑古”的批評和“信古”的態度。他認為“疑古”學人對于古史材料“未嘗為充分之處理”，所以他要用地下新材料來“補證”紙上材料，“證明”古書。同時，即便那些“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也不能加以否定。考古學本屬與歷史學并立的一門學科，二者之間應是平等關系，互相發明，但考古學在借用“二重證據法”這一提法的同時，也在無意中接續了其“信古”的態度和“回歸傳世文獻”的取向，這無形中限制了考古學的獨立性，束縛了自身及學術的發展。

許宏對這一問題有十分精當的觀察和評價，他注意到考古學在誕生之初就開始“把嚴苛的‘地下文字材料’放寬到沒有文字的‘地下材料’”，進而“將中國的‘信史時代’不斷推前”。朱鳳瀚也曾批評一些學者在研究中國文明起源問題時“牽強附會，與有關文獻強做聯系”，簡單而不嚴謹地將仰韶或龍山文化與堯、舜、禹甚至三皇五帝掛鉤，或是僅僅依據年代、地望的接近，確定夏商王朝的都城所在。這些問題的出現都與繼承“二重證據法”的“慣性”有關，文獻可為考古提供一個參考系，但不宜過早、武斷地將二者聯結在一起。正如喬治忠所警示，對“二重證據法”的濫用“是一種將考古學裝入古籍記載框架的錯誤方法”。二者應處于平等互鑒的地位，不應存先后優次之分別，這樣才能在堅實史料的基礎上接近古史的真相。

傅斯年指出，從事古史研究，既應兼顧“乾嘉經學之最高成績，聲韻、訓詁之學，益以金文、甲骨，為之材料”，同時也要了解“近代考古學之發明”。傳統學術與近代考古同等重要，對于“二重證據法”既要繼承，也應看到其提出的“語境”和局限性，不能簡約化判定，尤其要注意妥善處理考古學與歷史學的關系，在尊重本學科特性的基礎上推動整體學術健康發展。

三、“二重證據法”

備受關注的原因

“二重證據法”在內涵逐漸豐富的過程中，既伴隨著被曲解、濫用的風險，亦收獲著越來越高的推崇與贊揚。那么，“二重證據法”何以能“暴得大名”且盛名不衰？筆者認為，這一問題應從史學、個人、時代、學術環境等多個角度綜合考量。

“二重證據法”是史料處理的一種原則，史料處理是歷史研究的基本問題，史家永遠無法繞開。“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史料需充分搜集，才能下筆著史，同時又需要分類、鑒別，才能避免歷史撰述的歪曲、訛誤。“二重證據法”便觸及了如何處理地下材料與文獻材料、新史料與舊史料的關系問題，它的提出以及王國維“不屈舊以就新，亦不絀新以從舊”的理念，為近代史家如何處理史料提供了啟示，并做出了示范。

王國維：《殷虛文字類編序》，《王國維全集》第14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08頁

同時，作為治史方法的“二重證據法”往往不因意識形態的持守而受影響，不因治史旨趣、理論思想的不同而互斥，它聚焦于史料處理的基礎性工作，各史學流派都可借鑒參照，是以顧頡剛、郭沫若、侯外廬都對王國維這一方法推崇備至。基礎性、工具性、無意識形態性使得“二重證據法”不斷被引述，不斷獲得豐富與發展。

甲骨卜辭等新史料的發現，使得上古史研究成為學術熱點，也帶動了“二重證據法”的討論發展。一方面，“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見”，新史料的涌現為歷史學發展提供了新機遇，“驅天下學僮惟是之從”。即以甲骨卜辭研究者來說，就有包括王國維在內的“甲骨四堂”。其中，王國維以其精湛的學識考釋甲骨文，結合傳世文獻寫成《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殷周制度論》等名篇，解決了殷先公先王等一系列歷史疑難問題，確立了他在古史研究領域的開拓者地位。另一方面，20世紀上半期又是上古史研究繁興的時期，顧頡剛就總結說：“最近二十多年來古史的研究，可說是當代史學研究的核心之一。”這主要有幾方面的推動因素：第一，甲骨文等新史料的出現，為重建殷商信史提供了契機；第二，新式歷史教科書的編纂借鑒西方模式，采用“上古”“中古”“近世”等歷史分期標準，需要對上古歷史重新解釋；第三，以“古史辨”為代表的疑古學派質疑上古歷史撰寫的真實性，支持者或反對者都矚目于上古史的重建；第四，以探索社會發展規律為旨趣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因對奴隸社會、亞細亞生產方式等概念界定的需要，亦把目光聚焦到了上古史。因王國維“開風氣之先”，是以后續研究者多要以他的研究成果為基礎，故而他所提出的“二重證據法”也隨之被繼承發揚。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南京：勝利出版公司，1947年

王國維是處于新舊之間、承先啟后的特殊角色，正是這一點帶動了其“二重證據法”受到廣泛關注。一方面，從治學來說，王國維既承接了舊學的有益遺產，“于乾嘉諸儒之學術方法無不通，于古書無不貫串”，又順應了新學的時代風潮，是“走得這般前面又涉獵如此豐富的博學者”。疑古“必尋其偽之所自出”，創新“必通其類例之所在”，新舊學術兼擅，使得王國維的學問得到新舊學人的共同賞識。另一方面，從人際交往來看，他既與舊式學者過從頗密，也受到新派學人的青睞，與雙方均保持了良好的互動關系。張爾田雖對“以考據為歸”的學術風氣不滿，但認可王國維的治史成就，認為其為學“有得力處”，“非毀圣無法者”。新派學人對其評價同樣很高。郭沫若稱其研究“是劃時代的工作”；顧頡剛則說當代學人中最敬佩王國維，且“真正引為學術上的導師的是王國維”。王國維在人際交往與求知治學上的新舊兼容，使他得到各方贊許，帶動了“二重證據法”聲譽日隆。

有關“科學方法”的熱烈討論也對“二重證據法”的風行起到了加持作用。20世紀是“新史學”的時代，運用科學方法治史是一種時代風尚。胡適在晚年回憶說：“‘方法’實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來所有的著述。”在顧頡剛看來，民國時期史學成就顯著的原因之一即是“西洋的科學的治史方法的輸入”。何為科學方法？胡適強調“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胡適所談的這一科學方法是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對傳統考據學的繼承與發展。“二重證據法”作為王國維治史方法的集中體現，既上承北宋金石學、清乾嘉考據學的余緒，又順應“史學科學化”這一時代潮流，與“科學方法”相契合，因此長期備受關注。

疑古思潮的浩大聲勢則反向推動了人們對“二重證據法”的傳揚。1920年代興起的“疑古”運動，對當時學術界產生了巨大沖擊力，且影響持續擴大，不論贊成或是反對，都不能忽視這一現象的存在。它不僅在民國時期“幾乎籠罩了全中國的歷史界”，而且在1949年后仍“隱隱作祟”，即便到了20世紀90年代，仍有學者提出“走出疑古時代”的倡議。

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修訂本），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

“疑古”思潮雖然指出了傳世文獻可能存在的問題，但也有著“腰斬古史”的風險，引起很多非議，有人批評“他們把事情看得太簡單”。王國維除在《古史新證》中直接表達了對疑古派的反對外，在致容庚的信中也曾表達對過分疑古的不滿。“二重證據法”的提出為反對“疑古”的學人提供了“武器”，尤其是它建立在王國維一系列扎實可信的研究基礎之上，證明了傳世文獻的可信度很高。羅志田即指出“二重證據法”對于增強學者信心的意義“不容低估”。因此，隨著時間推移，“疑古”之風一直不衰，作為其“對手方”的“二重證據法”也隨之被不斷提及，頗有正反方共生的意味。

中國考古學在形成及發展的過程中，以“二重證據法”作為指導原則之一，二者聯系緊密，并雙向促進。一方面，“二重證據法”對地下材料的重視、對新史料的提倡，推動了考古學的發展，使得近代學人在發掘新史料的過程中越來越關注地下史料的重要價值和考古學的潛力。另一方面，考古學者多以“二重證據法”作為考古工作的指導原則，也帶動了這一治史方法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傅斯年強調，“古學知識，不僅在于文字；無文字之器物，亦是研究要件；地下情形之知識，乃是近代考古學所最要求者”。裴文中注意到，文字記錄難免失實，研究歷史應“注意前人遺址的開掘及前人遺物之研究”。夏鼐也指出，只重文獻而不注重實物，是“片面的史學”，考古學可以補充文獻的不足，證實史實、訂正文獻錯誤，增添新的歷史資料。韓亦琦則關注到“地下史料”與“地上史料”的差異，認為不能因王國維利用《山海經》證實殷先王亥，便認為《山海經》“完全可靠”，金文同樣“未經科學的發掘和嚴格考訂整理，用時危險極多”，古史重建應寄望于“科學的考古發掘”，“用顛撲不破的古代實物重建古史”。他們都著眼于史料擴充，并針對文獻史料的局限，充分肯定考古學及“地下史料”的重要價值和意義。

以上幾個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二重證據法”的聲名日隆。

結 語

在評價王國維學術時，諸多學者都提到了他治學方法的“科學性”。梁啟超評價王國維“治學方法，極新極密”，在狩野直喜看來，王國維的偉大之處在于“用西洋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二重證據法”無疑是王國維提出的最重要的史學方法，為研究上古歷史提供了一個重要工具。除此之外，王國維還提出過考證古文字的方法，也值得關注。將眼界稍稍放寬，可以發現，近代史家根據自己的觀察與治史實踐，提出了多種治史方法，除“二重證據法”外，還有顧頡剛的“層累說”、 陳垣的“校勘四法”等。這些方法的內涵、適用原則同樣值得深入細致地探討。例如，“層累說”雖是針對上古史而發，但在后來的歷史進程中“層累”歷史的現象依然存在。并且，與之相對，歷史發展過程中還存在“層減”的現象，也值得留意。呂思勉就指出：“信有如今人所言，由層累造成者。然觀其反面，則亦知其事跡之真者之逐漸剝落也。”“二重證據法”與“校勘四法”核心要點相似，都是注重不同材料的互證，前者“地下”內涵的開放性使得其與考古學聯結，成為跨學科的研究方法，而后者偏重文獻版本互勘，被歸入歷史文獻學之中。校勘異文以發掘歷史事實的可行性、“理校法”的應用限度與原則，同樣值得深入探討。

此外，我們也應認識到，方法是對治史經驗的總結，它們不是割裂的、孤立的，而是具有古今的延續性、互通性。“二重證據法”繼承了北宋金石學、乾嘉考據學遺產，王國維成就的取得植根于深厚的傳統學術素養，“古史研究的出發點在古文字學，立足點在小學”。近現代史學中的傳統要素也值得清理總結，以更深刻地理解史學的傳承與發展。

最后，方法是解決具體問題的工具，有它的限定范圍，對方法做過度的延伸，也伴隨著曲解、誤用的風險。張耕華曾形象地說，“二重證據法”的本意與后來的闡釋，“就屬于康德所說的‘后人的理解勝過于作者他自己’這一類情況”。“二重證據法”固應因時而變，結合新發現的史料和史料觀的進步予以更新，但同時也要警惕過度使用和濫用，否則可能會阻礙歷史真相的探索和學術的健康發展。

作者簡介

張秋升，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中國史學史與中國儒學史。

編輯 | 孫佳琪 張繼元

審核 | 金久紅 聶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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