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人評時任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對華萊士及其一派應采聯合態度

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以前對蔣介石的傳聞雖然很壞，但不能十分肯定；這次來華親歷后，乃知所見比所聞更壞。

亨利·華萊士在1944年訪華后，對蔣介石的評價確實比傳聞更為負面?。他在與蔣介石的五次會談中，對蔣的治理能力和政治立場感到失望，并將這一情況匯報給了羅斯福總統 。 ?

華萊士認為蔣介石不具備管理戰后中國的能力，并在給羅斯福的電報中表達了這種懷疑 。

此前的1942年，美國總統羅斯福發起“聯合國日”，到1944年6月14日是第三個聯合國日。這天延安召開了慶祝大會，毛澤東為《解放時報》寫了《紀念聯合國日，保衛西安與西北》的社論。

在文章中，毛澤東贊揚了聯合國日——全世界反法西斯各國的紀念日，分析了國際反法西斯斗爭的形勢，在談到中國的抗日戰爭時，說中國存在兩個戰場：敵后戰場與正面戰場。“中國正面戰場現在已處于極端嚴重的狀態，我們希望我們的政府及國民黨統治人士即刻進行嚴肅的自我批評，修改自己的政策，從今天起，與民更始，則事尚可為。目前最嚴重的任務是保衛西安，保衛陜西與西北。這是今天一條唯一的國際通道，此處若失，則威脅四川。我們共產黨人始終希望國民黨作好，我們及全國人民均希望國共兩黨改善關系，解決懸案，重新進入一個新的時期，我們希望我們的政府及國民黨統治人士。不要再使人民失望了。

這種希望,美、英、蘇各國同樣迫切。記者團諸君已經來延安，華萊士副總統即將到中國，我們希望他們能起促進的作用，幫助中國人民解決團結與民主的問題，借以克服中國正面戰場存在的危機。要醫治中國這個時癥，再無他藥，惟有團結與民主，離了這些，軍事危機是無法解決的。乘此聯合國日紀念，謹致我們共產黨人的熱望。”

1942年，美國駐華大使館的官員謝偉思，被派到西北甘肅省的蘭州，后來又東行到河南考察中國情況，回來后在重慶被指定“想盡辦法去了解共產黨人”。同年11月，謝偉思跟周恩來、林彪等人進行了直接交談。不久，謝偉思被召回美國，代表駐華使館向國務院匯報中國情況。這個年輕的駐華使館三等秘書作了詳細的匯報，認為應該派觀察員到中國的延安去。

謝偉思等人的報告引起了羅斯福總統的高度重視，因為從美國的立場考慮，美國不僅要拉住蔣介石，還要防止中共倒向蘇聯一邊。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了解共產黨的實力和政治動機就成了一個緊要的問題。另外，羅斯福還有自己的考慮，他并不為美國當前應該一定全力支持共產黨人，但是確實是需要了解共產黨，即使是美國軍事觀察組到延安無所作為，這一行動本鳥也會給蔣介石造成一定的壓力，促使他堅定抗日的立場，和美國合作。

1944年1月，羅斯福總統同意了戴維斯提出“應當由總統直接向蔣介石提出要求”的報告，并于次月向蔣介石正式提出了允許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的請求。

蔣介石當然不愿意讓山姆大叔和共產黨改善關系，所以他一方面對羅斯福的要求不置可否，想一直拖延下去；另一方面通過國民黨在美國的關系打探美國政府作出這一決定的來龍去脈。當他得知以戴維斯和謝偉思為首的幾個年輕外交官是這件事的積極推動者之后，非常惱火，以至于后來當袒護這幾個年輕人的美國駐華大使高斯和史迪威將軍奉召回國，與國民黨沆瀣一氣的赫爾利和魏德邁走馬上任后，在蔣介石的“強烈要求”下，戴維斯、謝偉思連同后來美軍駐延安觀察組長包瑞德都被召回國內，當然，這都是后話了。

看到蔣介石遲遲不作答復，到了1944年6月，羅斯福借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問中國的機會，當面向蔣介石再度提出了這一要求。華萊士還積極主張國共加強合作。他直截了當地對蔣介石說：“羅斯福總統認為，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黨員終究都是中國人，他們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間總有商量的余地”，“應該讓

北方的力量（指中共）充分發揮用途”。

但是蔣介石在這個問題上態度很強硬。他告訴副總統，他不能允許任何美國觀察員到延安去，除非中共按照他的條件講和。他說：“請不要施加壓力，要知道共產黨是打不過日本人的。”

那天晚上約翰·文森特給副總統出了個主意，讓他對蔣說，美國不是對共產黨感興趣，而是關心對日戰爭。美國只是為了對日作戰的目的才跟共產黨去打交道。

第二天，華萊士用這種方式跟蔣談，蔣介石才不得不勉強同意了。

上午會談以后，華萊士又接到總統羅斯福的電報，再次強調派出美軍觀察團去延安的必要性。在下午的會談中，華萊士就又一次要蔣作出保證，同意讓觀察團去延安。按照他們的想法，要是連續說兩次，蔣就不好反悔了。不然等華萊士一走，蔣介石很可能會反悔的。

幾天后，華萊士給羅斯福發去了一份電報，主張國共雙方建立統一戰線。他認為：“現在除了支持蔣介石外，似乎沒有其他選擇。當前中國沒有哪一個領導人或哪一個集團明顯有力量接管政府。”

在美國政府的一再要求和壓力下，蔣介石最后被迫同意了美國觀察組去延安考察的要求。于是，美軍上校戴維·包瑞德接到命令，帶領美軍中緬印戰區駐延安觀察組（代號“迪克西使團”)從重慶乘機飛往延安。這個小組不是由駐華使館領導，而是歸屬于史迪威的軍事司令部。它的首批成員有七名美國軍官和一名士兵，再加上謝偉思。

“迪克西”，英文是Dixie,原意是指美國內戰時期南方諸州的統稱,當時是指南方叛軍的，有叛逆者的意思。美國人喜歡給他們的行動計劃取代號。在他們看來，中共是蔣介石的叛逆者，而且美國的這次行動意圖對蔣的支持也稍有那么點叛逆意味，

所以就有意把這次行動的代號叫成“迪克西”。

但是被視為“叛逆者”的中共卻對美國人的到來表現出很熱情。然而，第一批“迪克西”成員坐的飛機在降落過程中，卻現了波折。

包瑞德上校回憶說：我們都松開了座位上的腰帶。我們感到機輪著地了，然后開始在平整的地面上滑動。突然,飛機歪向左邊，好像突然有人用木槌狠敲了駕駛艙左邊一樣，我們猛然地停了下來。

一解開腰帶，幾個靠門最近的人就下了飛機，我們立刻就看清了所發生的事情：飛機緩緩滑行時，左輪陷進了一座舊墳墓之中，地上看不見它的任何標志，這就引起了飛機的晃動和左傾，導致了轉動著的左螺旋槳與地面相撞。螺旋槳折斷了，像一個輪子一樣猛轉著插進了駕駛艙，在鋁殼上鉆了一個大洞。我們陷進那個舊墳墓之后出現的大槌敲打似的聲音，正是螺旋槳擊中飛機左舷的聲音。

我跑到飛機前面，發現卡姆皮恩上尉站在破洞旁邊，似乎在輕輕發抖，不過他并沒有受傷，幸運得很，螺旋槳插入飛機時，他正俯身向前關閉發動機，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很可能就被碎片打死了。實際上，他只是左手受了一點輕微的擦傷。我們剛剛相當危險地著陸，機場上便出現了一陣混亂，然而很快就平靜了。

周恩來連忙趕來歡迎我們。他向我們介紹了來到現場的另一些重要的共產黨人。然后我們被請上了一輛卡車，我相信這東西是他們當時唯一的機動運輸工具。我們坐車過了河，向我們的住所——著名的延安窯洞駛去。

迪克西使團到了，很幸運，所有的人都活著且沒有受傷。

周恩來副主席笑容滿面地迎上前來，與從飛機座艙里走出來的大難不死的美國人緊緊握手。美軍觀察組的正式成員包括組長戴維·D·包瑞德上校、美國駐華使館二秘兼戰時司令部政治顧問約翰·S·謝偉思等九人。兩周后，觀察組的第二批成員共九人也乘飛機來到延安，他們由各兵種軍事情報官和政治顧問兩部分人組成。按照美國政府和軍方的指示，美軍觀察組的主要任務有四項：監測整個華北地區氣象變化；與中共軍隊總部取得聯系；獲得前方作戰的情報；為美國空軍對日軍后方進行轟炸提供幫助。

這些美國客人被安排在延安的窯洞里，地板用灰磚鋪成，室內有一張桌子、兩把椅子、一個搪瓷盆架和一個毛巾架，每人一張木床，窗戶上貼著白紙。雖然設施非常簡陋，但是收拾得干干凈凈。在歡迎這些美國客人的宴會上，朱總司令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周副主席也向客人們轉達了毛澤東的問候。他還向客人們贈送了帶尖角的軍帽和土布做的中山裝。這些美國人就興致勃勃地穿著這身裝束去拍了一張照片。

謝偉思在中共領導人中間看到了他的一些四川老熟人，其中就有他父親的學生陳毅。陳毅曾在成都的基督教青年會念過書，教他的正是謝偉思的父親。陳毅稱謝偉思是“我老師的兒子”，兩人高高興興地合了影。

在延安,這些美國客人過得很自由自在，他們可以在休息時穿著本地人服裝，挎著卡賓槍去山地里捕獲飛禽。星期六晚上，他們還可以欣賞那些共產黨人在空地里開舞會的熱鬧場景。他們饒有興致地看到中國共產黨的那些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林彪等，在舞場上各具特色的舞姿。

他們還在延安見著了那個著名的美國醫生喬治·海德姆（馬海德）。他是最早和斯諾一起到紅軍蘇區的，以后就留在那里成了一名共產主義國際戰士。在那些美國人玩他們喜歡玩的爭球時，馬海德偶爾也會投入到那種美國方式的體育活動中去。

迪克西使團到延安后不久，1944年6月20日，時任美國副總統的華萊士抵達重慶，進行調解國民黨與共產黨關系的活動，毛澤東根據這一情況，在1944年7月15日發出了《關于時局近況的通知》，其中第三、四兩條就寫了這個問題：

（三）英、美、蘇記者到邊區已一個多月，他們感到興奮，但是蔣在事前沿途布置反共宣傳，蔣又派一批人同來監視他們，進行破壞中共工作，但未達到目的，這些人現已離邊區，他們出去后可能進行破壞宣傳。但是英、美、蘇三國主要記者尚留邊區，他們愿意多看一看，并將赴晉西北參觀他們對英、美、蘇的新聞報道有利于我們。

（四）羅斯福三次電蔣要求派美國軍事代表團來延安，均被蔣拒絕；此次華萊士來華，率美方在渝有關人員全體見蔣，正式提出羅斯福第四次電報，蔣始被迫答應。美軍事人員十八人不日可到延安。

關于這一段歷史，胡喬木回憶說：

毛主席對美國軍事觀察組的到來格外重視。延安機場非常簡陋,在美軍觀察組到來之前,只偶爾使用一下，大飛機起降很不安全。為保證美軍觀察組安全抵達，毛主席表自草擬了一份電報，詳細說明機場的情況，包括規模、走的以及各種標記。他對宣傳工作也抓得很緊。觀察組來延前夕，適逢美國建國一百六十八周年。7月4日，延安舉行很熱烈的慶祝會。我黨主要領導同志和在延安的外國人以及中外記者團的記者們都參加了。為了這一天，毛主席精地指定為《解放日報》寫了一篇社論，題目是《慶祝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斗爭節日》。寫好后，毛主席又親自提出修改意見。

這篇社論對美國獨立戰爭、南北戰爭的意義作了很高的評價，對華盛頓、杰弗遜、林肯等人在世界自由民主運動中的影響也很贊許。社論中還有一段話，表達了我們對美國外交的希望：“羅斯福總統、華萊士副總統的外交主張，是美英蘇中的戰時團結和戰后團結……這個外交路線是符合于美國利益，也符合于全人類利益的。我們中國不但在戰時要求國際反法西斯的團結，以求得民族的獨立，而且在戰后也要求國際的和平合作，以推進國家的建設，所以，我們在慶祝美國國慶日的今天，深望羅斯福總統和華萊士副總統的這個外交路線，能夠成為美國長期的領導路線”。在美軍觀察組到來之后，為表示鄭重歡迎，毛主席親自修改了《解放日報》8月15日的社論。這篇社論的題目是《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其中“戰友們”三個字是毛主席修改時所加。

在社論中，毛主席醒目地提出美軍觀察組到達延安，“這是中國抗戰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因為經過七年的抗戰，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以及解放區軍民的力量終于逐漸被同盟國所認識，“國民黨想要永遠一掌遮天,已經困難了”。毛主席預祝美軍觀察組的工作成功，并希望這一成功會增進中美兩大盟邦的團結，加快最后戰勝日本侵略者的進程。

為了使美軍觀察組盡快了解抗日根據地的情況，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組織安排我軍的高級將領向他們做了有關敵后戰場的全面介紹。彭德懷、葉劍英、陳毅、林彪、聶榮臻、賀龍等都參加了。這些介紹是非常細致的，例如彭總的報告就講了三天。

此外，還召開了一些專門問題的座談會，組織了各種參觀活動。美軍觀察組也向我方提交了他們所需要的各種情報的清單。負責接待工作的劍英同志根據他們的要求，很快向各軍區下達了詳細指示。中央軍委還決定在敵后各戰略司令部增設聯絡處，專門擔負向盟軍提供戰時支持。

在令人鼓舞的形勢下，黨中央、毛主席以極其冷靜的態略情報的工作。度進行了分析和思考。當時看來，美國政府主動采取措施急于與我黨建立聯系有三個原因：

第一，美國政府對蔣介石抗戰不力且要價越來越高甚為不滿，美蔣之間的矛盾有所增長。南方局從一些中外友人那里了解到，華萊士訪華期間曾說，美國盡力武裝蔣介石的軍隊，但他的軍隊一戰即潰；而華北及華中等地的抗日軍隊又被封鎖，不能得到美國的援助。華萊士還說，以前對蔣介石的傳聞雖然很壞，但不能十分肯定；這次來華親歷后，乃知所見比所聞更壞。

第二，我黨領導的抗日力量已不容忽視。當時，美軍為轟炸敵后日軍迫切需要我軍提供情報和營救降落在敵后的飛行員；更重要的是為最后擊敗日本，美軍正考慮在華北、華中沿海大規模登陸作戰，此舉需要八路軍、新四軍配合。這些軍事上的需要從美軍觀察組向我方提出的要求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三，美國政府政治方面的一個重要意圖是，全面了解我黨情況，以便為制訂戰后對華政策作準備。林老和董老在6月28日致毛主席的電報中明確指出：“美國之積極要求派人常駐延安與華北，不僅是為了今天轟炸日本的需要，必然還另有目的”，這就是“詳細了解我與蘇聯的關系，現在是否受蘇聯支持”；“詳細了解我們的建設方向，戰后是否與美國合作，這是很多美國人心里的問題”。

1947年12月，毛澤東在楊家溝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在講到統一戰線時，毛澤東說：對于外國人，像華萊士之類的，我們還是需要的...華萊士主張反對戰爭、聯合蘇聯，同美國大資產階級的聯系很少，主要代表中小資產階級，而且依靠工人。關于革命統一戰線中領導者同被領導者的關系問題，共產黨要實現領導需要兩個條件:第一要率領被領導者堅決同敵人作斗爭，第二要給被領導者以物質福利和政治教育。

1948年11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對可以爭取的中間派應采取積極爭取與合作態度》的通知，通知共有五條，其中第五條的內容就是：對華萊士及其一派應采聯合態度。

1949年8月，美國國務院推出了一份《中美關系白皮書》，內容長達數十萬字，核心意思就一句：國民黨的敗亡，全在他們自己腐敗無能，與我們美國無關，我們也算盡了努力。

美國為什么會讓蔣介石被打敗？不是他們不想幫忙，而是當時的客觀環境和條件根本就不給力，實在是左右不了局勢。

【華萊士小傳】

美國農學家，曾任副總統。全名

華萊士（1888~1965），美國農學家，時任副總統

享利·艾加德·華萊士。生于阿衣華州阿德爾縣。1910年，畢業

于州立衣阿華學院。1924年起，任《華萊士農民》雜志主編。

1929年，任《華萊士農民與衣阿華自耕農場》雜志主編。其間，根據降雨量和溫度記錄，設計了一套預測谷物總產量的方法，并培植優良品種。創辦先鋒純種玉米公司，自任董事長和總經理。1933年，被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任命為農業部長。

1940年至1945年，任美國副總統。曾代表羅斯福總統出使拉丁美洲、中國、蘇聯和印度。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兼任國防經濟局局長、優先分配和供應委員會主席等。1945年至1946年，任商業部長。1946年回到新聞界，任《新共和》周刊主編。1948年，曾作為新組的進步黨總統候選人參加競選，未獲成功。1950年，因政見分歧，與進步黨決裂，退出政界。1965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