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名外賣騎手，看似自由，實則困在“數字化車間”

不用坐班打卡，想要幾點開工，幾點下班，全憑自己意愿，隨做隨歇。外賣騎手看似掌握了自由，實際上被困在算法里，一種叫“數字化車間”的工廠。

當一名外賣騎手，除了要忍受風吹日曬，還要與一個看不見的對手周旋，那就是算法。

很多騎手都說，外賣是一場讓人上癮的游戲，或者說，跑外賣會上癮。因為外賣平臺把整個送餐過程，設計成了一場大型真人游戲。每個騎手都有自己的等級，有排名，有積分，有獎勵。送單越多，等級越高，收入越多，甚至還能獲得優先派單、超時豁免等“特權”。

但這不是網絡游戲，而是現實里的“身體游戲”。騎手們為了升級，為了獎金，不得不拼命跑單。他們不僅要與時間賽跑，還要與算法博弈。系統會根據騎手的表現不斷壓縮時間、提高要求，騎手節省下來的每一分鐘，都會被算法吸收，轉化為新的效率標準。

更危險的是，算法在計算路線和時間時，常常采用“直線距離”，它可不管你是不是要繞小區、走天橋、爬樓梯。有時候，系統顯示3公里，實際上要跑的路程足足有5公里。為了按時送達，騎手們闖紅燈、逆行、在高架橋上違規狂奔，幾乎成了家常便飯。

而且，系統仿佛成了精，它會獎勵“聽話”的騎手。你越是不挑單，越是埋頭苦干，系統越是喜歡你。如果你挑單或者不接單，系統就可能會減少派單，甚至把你邊緣化。

久而久之，騎手們發現，和算法斗，不如“養好”你的系統。

有人說：“這是一個懂事的系統，你對它好，它就會對你好。”騎手們甚至會偷偷研究平臺的規則，琢磨怎么跑單，才能讓系統更偏愛自己。可以說，他們在和算法談判，也在試圖和系統“交朋友”。

有趣的是，平臺的算法不是天生完美的。很多路線和樓層其實都是騎手們一點點幫系統補齊的。系統漏洞，是騎手發現的；地圖錯了，是騎手反饋的；哪棟樓的哪個門才是真正的入口，系統不知道，是騎手告訴它的。

平臺算法，實際上是用騎手的勞動，一點一點“喂養”長大的。你每天跑單、反饋、糾錯，系統也會跟著學得越來越聰明，越來越精準。換句話說，算法在不斷吸收騎手的勞動，成為一個越來越強的管理者。

跑單跑久了，騎手們甚至會和算法建立一種奇怪的情感關系。有人會說：“系統今天心情不好，給的單子很爛。”有人會說：“我懂系統，它知道我努力。”有人會半開玩笑地給算法起名字，像是在跟一個有點雞賊的朋友較勁。

算法變成了騎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成為了他們習慣依賴的工作伙伴。但這個伙伴，并不總是公平的。

外賣騎手每天都在算法的游戲里沖刺，但游戲是沒有盡頭的。平臺說你自由，其實你被系統安排得明明白白。你可以拒絕跑單嗎？可以，但你就可能被系統冷落；你可以不接遠單嗎？可以，但你會發現，獎勵越來越少；你可以停下來休息嗎？當然可以，但系統會默默扣掉你的活躍分數。

你以為你掌握了自由，其實你被套進了一個越來越緊的數字牢籠。

這就是所謂的“困在算法里的騎手”。

2.看似開放的街道，成了沒有圍墻的工廠

選擇成為外賣騎手，很多人是為了追求一種更自由的生活。他們不愿意被工廠的鐵門鎖住，不愿意被流水線的節奏束縛。他們討厭被人呼來喝去，更討不愿忍受工地上那種沒日沒夜的勞累。

相較于上一代農民工，如今的新生代勞動者對自由的渴望愈發強烈。他們想要掙快錢，不想被壓低工資，也不想再經歷被老板拖欠薪資的無力感。他們渴望掌控自己的時間，渴望通過勞動迅速改善生活，哪怕只是短暫的收入暴漲，也足以讓他們心生滿足。

但這份“自由”，真的存在嗎？

當你真正走進騎手的生活，就會發現，這種自由是多么脆弱。表面上，騎手可以自主決定上線時間、選擇何時收工，甚至一天只跑一單也沒人干涉。實際上，平臺背后的算法像一張無形的網，悄無聲息地規訓著他們的行為。

為了多接單，騎手不得不長時間待命；為了趕上獎勵時段，騎手不得不拼命搶單、壓縮送餐時間。送餐時間越短，系統評分越高，派單也越多。這種無處不在的數字化管理，逐漸吞噬了他們原本期待的自由。

正如一位騎手說的那樣：“跑外賣和進工廠沒啥兩樣，只不過前者把工廠搬到了大街上。”

工廠的流水線被拆開，流動到了城市的每一個街頭巷尾。訂單就是任務，倒計時就是節奏，平臺就是監工。看似開放的街道，成了沒有圍墻的工廠。

在這個“數字化車間”里，騎手不僅要面對算法的精準控制，還要承受來自社會的誤解與偏見。

逆行、闖紅燈、超速行駛、違章停車、態度粗暴……這些負面標簽，似乎成為外賣騎手群體的“標準畫像”。

可我們是否想過，他們為什么會這樣做？真的是因為他們不守規矩、不講文明嗎？還是因為在高強度的訂單壓力、嚴苛的獎懲機制下，他們別無選擇，只能鋌而走險？畢竟，誰會真的不把自己的命當回事？這些復雜而真實的勞動困境，卻鮮有人真正關注與反思。

社會學家諾貝特·埃利亞斯曾指出，“污名化”是一群人把低劣下等的特質強加給另一群人，并且通過重復的使用，讓這種偏見成為一種社會共識。外賣騎手所承受的污名，正是這種群體性標簽的結果。他們被理所當然地看作不文明、不遵守規則的人，卻很少有人愿意追問：他們是如何被系統一步步逼入險境的？

為什么會這樣？因為騎手這份工作，逐漸變成了一種“區隔勞動”。

所謂區隔勞動，指的是被社會結構性劃分為低保障、高風險、低話語權的勞動類型。它不僅僅指向職業本身，更是一種深層次的社會劃分。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曾經說過，社會階層之間的區隔，并不總是用金錢衡量，更多時候，它通過文化、身份、品位，悄然地劃定森嚴的邊界。

對于外賣騎手來說，這種區隔既體現在他們的農民工身份上，也體現在他們的勞動環境和社會待遇上。

他們的勞動場所遍布城市，卻沒有真正屬于他們的空間。他們被視為臨時的、可替代的，甚至被看成不能被信任的工具人群。顧客可以輕易給他們打差評，平臺也可以毫不留情地懲罰他們。面對糾紛，社會和大眾輿論也總是傾向消費者一邊。

這種區隔，不僅僅存在于社會制度里，也深深體現在騎手們的日常經驗中。交通事故、惡意投訴、工傷難以認定、工資被無故扣除……這些現實時刻提醒著他們：你只是這個系統里一顆可以隨時被更換的螺絲釘。

那么，成為騎手到底意味著什么？

它意味著你進入了一套靈活卻不自由、流動卻被監控、可見卻被忽視的勞動體系。它意味著你要學會用更快的速度應對被系統操控的生活，學會在污名化的夾縫中尋找自己的尊嚴，也意味著你不得不接受自己在這座城市里，可能永遠只是個邊緣人的事實。

但也正是在這樣一個夾縫中，騎手們不斷用自己的行動反擊。他們用跑單的智慧挑戰算法，用同事之間的小小互助對抗社會冷漠，在被誤解時，有人選擇忍耐，有人選擇據理力爭，甚至有人在極端情況下選擇反抗。

騎手們一邊被社會殘酷地區隔開來，一邊在拼命地重新爭取自己被看見的權利。

《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

孫萍 著

內容編輯：莉莉周

監制：翻墻陳

配圖：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