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
1939年，貝利亞親自把喀山精神病醫院劃歸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喀山監獄管轄。
從此，蘇聯有了第一個監獄精神病院，也是很長一個時期內蘇聯唯一的精神病院，送到這里來的有蘇聯各地的“精神病人”兼犯人。
在整個蘇聯時期僅僅送進喀山監獄精神病院的人就有數萬。
在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批判斯大林搞個人崇拜后，蘇聯開始出現由知識分子發起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他們要求自由、民主和法制改革。
但在蘇共看來，不同聲音就是在給蘇共制度抹黑，是陰謀顛覆蘇布政權。因而，持不同政見者運動遭到各種壓制，比如制定《思想顛覆罪》條款，克格勃鎮壓等手段。
將持不同政見者送進精神病院也是他們的手段之一，赫魯曉夫曾說過一句名言：“只有精神病人才懷疑蘇聯光明美好的前途。”
言下之意，在蘇聯這個幸福的國度里，只能是鳥兒在歌唱，那些發出雜音的一定是精神不正常。
把“社會異己分子”送進精神病院，對于蘇共當局來說，既可維護蘇聯法制的體面，也能體現人道主義。于是這種做法就從斯大林時代延續到了赫魯曉夫時代、勃列日涅夫時代、安德羅波夫時代……
與此同時，蘇聯還有一套搭配完整的鑒定精神病的“科學”體系。
莫斯科有一個法醫精神病學研究所，名義上是專門研究社會類精神問題，實際上是如何用精神病的病理把一個持不同政見的人確診為精神病，他們將這個過程稱為：“精神療法”。
如此，他們便可以把“病人”關押起來，實施“治療”。并聲稱是為了“病人的切身利益”，也是為了“全社會的共同利益”。
斯涅熱夫斯基是蘇聯精神病學領域排名第一的醫生和科學家，他創造或者說虛構了一種“緩慢型精神分裂癥”，他和來自所謂“莫斯科精神病學學院”的同事聲稱，那些得了“緩慢型精神分裂癥”病人的主要特征就是對現行體制不滿或表示抗議。
從病理上說，是因為病人“無法把握現實而轉向對體制的不滿”，“悲觀主義”或社會適應能力差也屬于緩慢型精神分裂癥的癥狀之一。
蘇聯醫生安德烈·斯涅熱夫斯基
并且，這是一種“漸進性的精神分裂癥，病情會由重到輕，惡化的過程有快有慢，并且在極度惡化之前病人身上并沒有預兆”。
也就是說，不管你有沒有癥狀，都可以被判定為精神病，一旦被認為是精神病，即使你沒有癥狀，他們也可以說你是早期患者。
僅僅如此還不夠，為了防止漏洞，他們還打了更多補丁。
斯涅熱夫斯基和他的同事還為“緩慢型精神分裂癥”增加了其他癥狀，比如“幻覺”、“改良主義妄想”、“為真理而斗爭的妄想”，對哲學、宗教和藝術表現出特殊興趣的人也是癥狀之一。
這個研究成果，基本可以說是指哪打哪，只要他們愿意，任何一個人隨時隨地都可以“被精神病”。
在這套理論的指導下，全蘇聯有幾百家醫院參與到“精神療法”的體系里。
到1960年代后期，為應對日益不斷變化的局勢，當時的克格勃的負責人安德羅波夫，又提出了一個偉大的計劃：對“持不同政見者和他們背后的帝國主義力量”發起復興式的總攻。
1969年，安德羅波夫提出，要一次性全部清理掉反蘇維埃的異見人士，因此他頒布了一條法令：“防止精神病人危險行為措施條令”。
這個法令授權所有的精神科醫生，只要是有人符合某些在政治上描述的條件，就可以確診為精神病患者，把他們都關起來。
安德羅波夫當局還鼓勵醫生們主動去“尋找”得了精神病的政治犯，醫生甚至還可以對某些精神病搞“釣魚診斷”，也就是在醫學上給政治犯們設一些“精神病的陷阱”。
于是，世界精神病診斷史上的奇跡出現了，蘇聯的精神科醫生的變身為警察和法官，只要有需求，他們就可以把一個正常的人判定為精神病患者。
根據“政治用途精神療法國際聯盟”的資料顯示，整個蘇聯時期至少有20,000人因為政治原因被關進了精神病院，不過很多歷史學家認為實際的數字比這個要高很多。
被當成精神病關進監獄的有蘇聯物理學家安德烈.薩哈羅夫、作家和人權活動家彼得·格里戈連科，文學批評家，翻譯家瓦萊麗塔爾西斯還有女性活動家，詩人娜塔莉亞·戈班耶夫斯卡婭等人。
1989年時，蘇聯總共還有1020萬人在“心理性精神疾病診療所”注冊登記，一般認為，其中至少30%是“被”精神病的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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