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北方朔風

人類通過相信各種理念團結在一起建立起社會，沒有理念就無法支撐社會復雜的社會形態。但反過來說，過度相信所謂的理念而不考慮社會實際情況，也會使得理念與現實之間的距離愈發夸張。我國法學界目前的表現就是最好的證明，在很多熱點問題中，我國法學界的表現似乎就是要和中國人的常識作對。

法學界似乎總相信什么法的精神，講什么和國際接軌。坦白來說，筆者并不相信法的精神，因為關于法學精神的故事，筆者知道一個絕妙的諷刺故事。當下全球法學界，似乎都有輕罪主義的傾向，很多人對此不滿，認為這是一種白左敘事，這種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比如說，筆者看過一些外國支持毒品合法化的論文，雖然其中的觀點無法認可，但是經常能在其中看到很有意思的東西。在回顧美國毒品戰爭歷史時，基本上這些作者都要罵里根幾句。雖然筆者確實不喜歡里根，但是美國毒品戰爭從尼克松時代開始打，打了幾十年，只罵里根是非常不準確的。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說，這倒可以理解，畢竟里根是新自由主義的旗手嘛，白左自然不喜歡，所以里根自然是挨罵最多的。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里根在文化問題上的立場。國內討論里根比較多的是他的經濟立場和軍事上與蘇聯的對抗，往往容易忽視文化方面。里根任上大搞保守主義文化戰爭，并且在很多問題上堅持重刑主義立場，因為這個符合保守派的需求。特朗普的很多行為就是在模仿里根。

可是這個文化戰爭的效果就著實很尷尬。里根想要復興傳統的基督教道德，但是美國那個年代刷新了一大堆邪教，甚至日韓的邪教在美國擴大影響力也是在那個時代；里根的重刑主義也沒有獲得成功，所以法學界的白左可以嘲笑里根。

但是問題來了，為什么白左式的輕罪主義能夠成功呢？白左會覺得是因為自己代表了人文主義精神，代表了人類發展的方向；白右會說，是因為到處都是文馬左翼負面的影響，早該肅清大學界了。乍一看白左和白右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好像沒什么區別。那么還是筆者給一個答案吧，因為里根，所以白左式的輕罪主義才能成功。

這個答案頗有一種倒反天罡的味道，但是比白左和白右的答案都更接近問題的本質。以美國允許零元購為例，難道真的是因為警務系統都是白左嗎？當然不是，更現實的原因是，美國很多地區的法律系統根本管不住了，為了節省警力與成本，不得不選擇這個方案。

所以筆者真的相信，美國很多地區零元購合法化之后，犯罪率沒有怎么提高，甚至有可能下降，因為這個法律修改實際上并非什么大的改變，而是一種對現狀的承認，那自然不會有什么區別了。

顯然，這個答案比較真實，但是法學界對此絕對不喜歡，因為他們需要證明自己的勝利，證明這種事情是法的精神的勝利，而不是什么承認現狀，降本增效。但是問題就在于，全球范圍的輕罪主義的流行，本質就來自于降本增效，并不是什么精神的勝利。

當下全球法律系統，都面臨著大量的案件積壓，再考慮全球范圍的經濟情況，大規模擴張法律系統從成本上是難以接受的，所以通過輕罪主義，可以實現降本增效，這才是輕罪主義流行的根本原因。

而無論當下全球范圍的財政困境，或是這種以算賬模式考慮社會治理的思路，其實都來自于里根時代。我們知道里根說是要減稅同時降低債務率，但實際的情況是，在里根擔任美國總統期間，美國國債率飆升，不光是里根，除了克林頓時代的特例之外，其他時代的美國總統都讓美國國債數量飆升。

而同時對資產階級減稅的政策又會長期影響稅基，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自然不愿意投入更多的錢進行犯罪治理，就只能降本增效了。總而言之，輕罪主義的流行，可以說是新自由主義在經濟學上降本增效的成果，和法的精神是沒有關系的。

但降本增效這種事情聽起來當然不神圣不高大上，所以法學界不會喜歡承認這個本質。在部分法學界人士的眼里，法的精神是人類社會進步核心理念的一部分，人類最終整體上是要走向去死刑化，輕罪化的。尤其對于我國來說，法學界人士則喜歡把西方的一切當做是標桿，認為反對輕罪主義，支持死刑的人，都是愚昧無知的。

這背后的歷史觀是一種非常典型的線性進步歷史觀，簡單的說就是歷史有一個核心問題，人類社會的進步都是圍繞著這個問題來的。對于法學界來說，所謂的法與人道主義的精神就是人類社會的核心，只要能實現這一最高目的，那么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雖然我們的法學界人士很擅長用某種冠冕堂皇的修辭包裝這些東西，但這背后本質上還是一種荒誕的一元論。

聽起來是不是很熟悉，實際上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就是如此，他相信西方的制度已經解決了人類歷史的核心矛盾，所以歷史終結了；而機械化的馬克思主義，也有類似的問題，把一切歷史問題都解釋成為階級斗爭的產物；而福山和這種機械化馬克思主義，則有同一個父親，那就是同樣被機械化的黑格爾，他才是最早說出歷史終結的人。為什么會機械化？因為人們總是容易光記得他們說了什么只言片語，而忘了辯證法才是從黑格爾到馬克思的核心。

如果再追溯一下的話，這種思想的來源來自于基督教，因為對于信徒來說，等待第二次降臨就是唯一的目的。考慮這種線性進步論在西方思想界的流行程度，我們不得不感慨康德的影響力，他雖然殺死了宗教學上的上帝，但是建立了一個觀念上的上帝。

對于法學界部分人來說，所謂的法的精神就是他們眼中觀念上的上帝，而他們就是解讀上帝意志的教士。比如說美國的大法官就并非民選，而他們的權力之大，可以對美國的許多根本性事務造成影響。這種構架非常類似于伊朗的那些大阿亞圖拉，教士階層有遠超世俗的影響力，同時他們有一套獨屬于自己的晉升系統。而美國一些律師出身的政客，實際上和伊朗教士出身的政治領導人也是類似的。

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完全可以理解，為什么我國法學界那么羨慕美國的法律界了。這不單單是是物質的待遇比中國更高那么簡單，對知識分子更有吸引力的地方在于，在美國的體制之下，法學界擁有著一種超越世俗對于法律進行解釋的權力，這是一種代替“神”說話的權力，這對知識分子吸引力可太大了。

當然筆者必須得承認，有類似問題的知識分子不只是法學界，各個方面的知識分子都想要當大阿亞圖拉，壟斷對于經文的解釋權。但是法學界這方面的傾向，可能是最為明顯的，而當代越發復雜的法條本身，也使得法律的經文化變成了可能。

可是心理學研究已經告訴我們，所謂的神圣感不過是心理學的一種錯覺，不同宗教的廟宇設計有類似之處，那是因為在特定設計之下，神圣感的錯覺更容易產生。到了21世紀的今天，如果繼續沉迷于這種情緒，就著實有點無趣了。

我國法學界不喜歡中國當下法律建設的一個原因，大概在于我國的法律是工具化的，目的化的，簡單來說，就是把法律看做了治理社會的一種工具，沒有什么神圣性。這對于壟斷法律解釋權的法學界知識分子來說，實在是令人不爽的很。

但如果從歷史來看，無論是哪個國家的古代法律發展實際上都并非是按照某種精神，而是按照當時的社會生產力場景去改變的。畢竟以今日的角度去看歷史發展本身，就是多種復雜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這個角度去認識，那么法律的工具性就很明顯了，工具性并非是對法律的貶低，相反是一種表揚，因為無法滿足時代的工具性需求的法律，實際上還是很多的，當下各國的法律問題，大多數都是難以滿足社會管理需求所導致的。

以這次治安管理條例的修訂來看，筆者就能感覺到，法律的工具性需求其實沒有那么容易滿足，必須要對社會有深刻認知才能做到。雖然我國現行管理體系中，對毒品的管理有很多犯罪記錄之外的部分來實現保證，但人民群眾的擔憂也完全是有理由的，先不說別的，看看這些法學者不容置疑，高高在上的態度，再看看他們時不時表現出來的意識形態和立場傾向，就沒法讓人信任。

只在那里大喊什么法的精神，什么人道主義，這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不過這倒也正常，對于宗教來說，教士代表神說的話信徒就需要相信，而不是需要解釋和說服。

從另一方面來說，對毒品治理的理解在輿論上也確實有復雜性。比如說最近吸毒入刑的討論，很多人無法理解為什么我國一直對于吸毒的判罰比較松弛，真正嚴格地方在于對販毒的打擊；也不清楚實際上很多西方國家一邊在搞吸毒入刑，一邊在搞毒品合法化，二者完全不矛盾，甚至在這些國家，吸毒入刑常常變成了毒品合法化的前奏。

這就是社會治理的復雜性，并非簡單的重刑主義就能解決，吸毒入刑實際上有可能會增加打擊販毒的難度。實際上西方國家普遍都面臨過吸毒入刑之后管理能力跟不上，最后實質化放棄吸毒管理的過程，因為現實中不存在無限的社會治理成本。經常有人批評治安管理條例是一個和稀泥的條例，但是在特定復雜問題上和稀泥，通過法律之外的手段管理，有時反而能更有效限制問題。當然，把和稀泥當成降本增效的路徑依賴之后也會走向反效果。

比起毒品問題本身，筆者更擔心我國法學界本身展現出的問題。歐美毒品問題的失控，本質是社會治理的整體問題，而不是單單在這一個方面的失控。從技術上說，毒品問題在長期上甚至是屬于少數完全可以靠技術進步解決的問題，考慮到人類目前對那幾個毒品相關神經通路的研究程度，二十年內關于毒品成癮的治療肯定會有大突破。

但是我國的現代化社會治理能力，在法律層面是有漏洞的。比如說這次治安管理條例關于封存的部分，實際上是一種和稀泥的繼續，因為我國有限的警力，全都管實際上和全不管沒什么區別，社會治理需要余量。但，真的是所有違法治安管理條例的記錄都需要封存嗎？是否應該有類似“三振出局”的制度呢？顯然應該要有個度的。

這個度要怎么制定呢？當然不能靠什么法律的精神來拍腦袋決定，而是需要根據現實的情況，對我國當下的社會復雜情況有深刻的認識，才能定下符合當下社會治理的要求。但看看趙宏這些學者，我們能相信他們對中國社會的復雜情況有深入認識嗎？

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筆者能理解，為什么法學界，乃至于其他很多知識分子喜歡沉迷于某種絕對精神的神圣感，而否認社會學的工具性。因為工具總是要拿來用的，這個過程就必然需要接觸實際，而相信某種絕對精神，只需要自欺欺人就可以維持自己的位置了。

但是社會的治理是一門極其復雜的科學，如果沒有實踐為基礎，那社會又該如何繼續運行下去呢？筆者很確定，我們這個時代，絕對不需要一群又一群自我陶醉的教士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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