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向當下的民俗學丨孟琳峰：在口頭藝術的再媒介化研究中彰顯表演理論的效力

主持人語

本期專欄的話題繼續聚焦“表演理論研究的新進展”。所推薦的兩篇文章均發表于《民間文化論壇》2025年第3期的“表演理論研究”專欄。其中孟琳峰的文章對表演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理查德?鮑曼最近出版的新書《最有價值的媒介:早期商業錄音中口頭表演的再媒介化》進行了評述，認為該書在探討口頭藝術再媒介化的過程中，彰顯了表演理論的效力，對于中國民俗學界的“聲音”研究具有重要啟發。李欣然的論文則梳理了鮑曼于 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德克薩斯州開展兒童民俗項目的過程，展示了國內民俗學界尚較少關注到的鮑曼對兒童民俗學做出的貢獻。兩篇文章從不同視角展示了國內學界所知甚少的表演研究新面向，也再次顯示了表演理論的廣闊潛力。

——專欄主持人：楊利慧

主持人介紹

楊利慧，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所長、教授，北師大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與發展中心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中國民俗學會副會長，北京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北京市政協常委。主要研究領域為民間文學、民俗學、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等。出版《女媧的神話與信仰——持續30年的整體研究》《神話與神話學》《現代口承神話的民族志研究》《神話主義：遺產旅游與電子媒介中的神話挪用和重構》（合著）等學術專著多部，發表中、英、日文學術論文和譯文百余篇。榮獲教育部青年教師獎、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北京中青年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北京市三八紅旗獎章、北京師范大學教學名師等獎勵。

作者簡介

孟琳峰，廣東深圳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民間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在讀,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研究方向為民間文學、神話學。就讀博士期間曾獲國家獎學金。有學術文章發表于《中國文學年鑒2023》《2024北京文藝發展報告》《中國社會科學報》《民間文化論壇》《長江大學學報》等著作、刊物，論文曾收錄于吳曉東主編《日月神話文論集》（學苑出版社，2021年）。

在口頭藝術的再媒介化研究中

彰顯表演理論的效力

孟琳峰

摘要

美國民俗學家理查德? 鮑曼的新書《最有價值的媒介：早期商業唱片中口頭表演的再媒介化》以美國早期商業錄音為例探討了口頭藝術的再媒介化過程，并在研究中充分彰顯了表演理論的效力。運用表演理論，鮑曼在書中細察了新興媒介對 口頭文類轉變的影響，揭示了表演者適應新興媒介的過程，并在追尋歷史語境中的“聲音”的過程中，剖析了其背后的文化政治。全書以表演理論為視角，考察歷史中人們的交流實踐，動態、細致呈現了 口頭表演與新興媒介的關系，揭示了 口頭表演在歷史流動中的變與不變，其研究背后是作者長期以來對社會話語建構的思考。

關鍵詞

理查德? 鮑曼；再媒介化；

表演理論；口頭表演

Richard Bauman, Patrick Feaster, A Most Valuable Medium:

The Remediation of Oral Performance

on Early Commercial Recording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23

引言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著名民俗學家理查德?鮑曼（Richard Bauman）教授與帕特里克?費斯特（Patrick Feaster）研究員共同編著的新書《最有價值的媒介：早期商業唱片中口頭表演的再媒介化》（A Most Valuable Medium：The Remediation of Oral Performance on Early Commercial Recordings，以下簡稱為《最有價值的媒介》）于2023年由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以美國早期的留聲機商業錄音為研究對象，以“再媒介化”（remediation）理論貫穿全文，并延續了鮑曼對口頭藝術（verbal art）的關注，在全面展現口頭表演（oral performance）與現代新興媒介互動過程的同時，用細膩的筆觸描繪了美國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葉的社會文化圖景。

理查德?鮑曼（Richard Bauman）

總的來說，該書資料翔實，文風通俗易懂、深入淺出，并開創性地使用了歷史錄音資料，全書不僅涉及留聲機的制造、錄音唱片制作、錄音母帶的保存、聲學分析等媒介技術知識，還將表演理論（performance theory）、文化批評、民族志詩學（ethnopoetics）等視角方法與具體的媒介特性結合起來進行了出色的研究。最重要的是，鮑曼以再媒介化剖析了口頭表演在跨媒介過程中的轉變，為應用表演理論展開歷史研究提供了出色范例，充分彰顯了表演理論的價值與效力。可以說，該書既是口頭表演研究與表演理論的新突破，也是美國早期歷史研究的新視角，可為民俗學、歷史學、文學、媒介學、聲學等學科提供參照借鑒。

一、理論視角：表演理論

與再媒介化

鮑曼的表演理論圍繞一個核心理念，即表演在本質上是一種交流的模式（a mode of communication），在這種模式中，表演者要對觀眾承擔展示（display）自己交流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的責任，而他使交流行為得以完成的相關技巧和效果會受到觀眾的品評（evaluation），觀眾則會通過對表達行為本身內在品質（intrinsic qualities）的現場欣賞而得到經驗的升華（enhancement of experience）。由此可見，表演理論重點考察特定情境中的人類交流，但關注“表演”背后是為了解答人類社會何以達成的問題，就像鮑曼所說：“它（即表演理論）力圖為探討更大范圍內的理論問題——這些問題為研究語言、社會和文化的學者所關注，尤其是社會如何通過話語來建構的以及話語系統是如何社會性地被建構的——提供一個富于優勢的觀察點。”可以說，鮑曼運用表演理論研究口頭藝術，關注特定情境中的交流實踐，是為了進入一個“更大的言說方式體系（systems of ways of speaking）”，而“再媒介化”就是他找到的新路徑。

“再媒介化”（又譯作“補救”）作為引領全書的核心理論，其系統性建構最早由美國學者杰?大衛?博爾特（Jay David Bolter）與理查德?格魯辛（Richard Grusin）完成，在《再媒介化：理解新媒介》（Remediation:Understanding New Media）一書中，他們認為一種媒介本身被并入或被另一種媒介所再現，而這一種媒介在另一種媒介中再現的過程，就是“再媒介化”。鮑曼雖圍繞該理論視角展開研究，但他認為自己的方法更接近“媒介間性”（intermediality），即關注跨媒介的文化形式互動，因而他將再媒介化的過程視為更實際的問題，比如表演者如何使一種成熟的表演形式適應一種新的表演生產、接受和參與模式的新媒介？而前一過程的哪些方面得以延續，哪些方面又發生了變化？概言之，鮑曼關心的是再媒介化過程中，表演者的表演會發生哪些變與不變。

[ 美 ] 理查德 ? 鮑曼：《作為表演的口頭藝術》，

楊利慧、安德明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8 年。

許多學者也從鮑曼的研究中看到了表演理論與再媒介化之間的理論張力。美國民俗學家查爾斯?布里格斯（Charles L．Briggs）在對民俗學與媒介技術關系的總結中指出，鮑曼對商業錄音的研究持有強烈媒介化（strong mediatization）的觀點，即媒介技術實際上幫助我們產生了對口頭、現場表演的特定感覺，而其背后體現的是民俗學與現代媒介二元對立的逐漸消解。大衛?塞繆爾（David W Samuels）等音樂人類學家則認為，鮑曼關于故事講述（storytelling）再媒介化的研究調動了人們對語境和聲音的關注，并看到了聽覺背后理論與政治的交疊。美國人類學家伊拉娜?格申（Ilana Gershon）看到了鮑曼對再媒介化理論探索的努力，比如表演者如何在現場表演與新媒介表演中建立連續性，再媒介化如何協調人們關于媒介的時間體驗、如何圍繞媒介建構時空關系，并產生人們對新、舊和懷舊的共同理解，她認為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將有助于理解人們在新語境中的社會實踐。

總之，《最有價值的媒介》一書的兩個理論視角交相輝映、相輔相成。再媒介化能夠讓我們意識到不同媒介間的連續與斷裂對表演變化的影響，而表演理論則能夠全方面地闡釋這種變化的過程與背后的深層原因。當鮑曼在書中聚焦于口頭文類（oral genres）與口頭詩學（oral poetics），并研究口頭表演如何發生，以及表演者在表演過程中如何適應商業錄音時，也突出地展現了表演理論的闡釋效力。

二、細察新興媒介對

口頭文類轉變的影響

在表演理論的視角中，文類（genre）“被更好地理解成一種話語生產和接受的框架，它由社會所提供并為文化所模塑；它是一種模式（或者參考性框架，或者一整套預期），能夠為將一段言語模塑為形式上得體的、可被理解的話語提供指導。”這意味著文類并不是自足的存在，它的種種特點、風格、修辭等，都是表演者在與特定社會文化生活的互動中形成的。鮑曼在《最有價值的媒介》中細致考察了口頭文類的轉變，他沒有簡單地將口頭文類的變化視作線性的進步或退化，而是圍繞錄音這種當時的新興媒介的影響，深入剖析了口頭文類轉變背后的文化政治。那么，在錄音媒介的影響下，口頭文類發生了哪些具體轉變？

首先，從口頭到錄音的再媒介化改變了口頭文類的表演方式。口頭文類作為一種現場的即興表演，在表演發生的那一刻就轉瞬即逝，但留聲機卻可以將它們以材料的形式保存記錄，并重復再現。比如在1908年的美國總統競選中，民主黨候選人威廉?詹寧斯?布賴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競選演講錄音得到發布。政治競選演講（campaign speech）作為一種口頭文類，要求演講者掌握獨特的口頭詩學，即具備出色的演說感染力、擁有臨危不亂的應變能力，以及針對現場觀眾的話語煽動性，但當演講者離開現場進入演播室錄制聲音后，這種口頭文類的詩學特征也會遭到消解：錄音缺乏對聽眾的稱呼、沒有時間地點的指示性錨定（deictic anchorings）、沒有對演講生成或接受的情境性語境的索引等語境化線索，只有演講者針對主要政治問題提出的解決方案，體量巨大的演講也被濃縮、剪裁為不同的片段。然而，我們不能簡單地將政治競選演講的再媒介化視為一種詩學技藝的倒退，它作為文類的存在本身就服務于政治宣傳的需求。因此鮑曼發現，競選演講錄音被重新置入了現場表演的傳統語境，比如紐約州州長競選人威廉?倫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就將自己的演講錄音與以政治演講為特色的大型活動哈德遜縣博覽會（Hudson County Fair）中的視覺記錄結合起來，以邀請潛在的消費者將自己想象為公共活動的參與者。錄音媒介消解了政治競選演講的口頭表演技藝、改換了表演發生的時空，但也降低了表演的難度，并充分發揮了政治演講文類的宣傳作用。可以說，口頭文類的再媒介化雖改變了其表演方式，但文類依舊與表演者的社會生活緊密關聯。

威廉?詹寧斯?布賴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

威廉?倫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

其次，錄音媒介以模仿（simulation）的方式嘗試還原口頭文類的表演即時性（immediacy）。胡泳在談及麥克盧漢“媒介即訊息”的觀點時說道：“媒介并不反映現實，而是把我們帶離現實：它們將某種真實的東西（如一個人或一個事件）拿過來，改變其形式，以產生我們最終得到的文本。”換句話說，媒介始終在幫助人們想象目之所及之外的世界，包括對其他時空表演事件的想象、對表演所述內容的想象，但這并未改變人的身體總是存在于現場的事實，因此模擬現場感也成為錄音媒介的追求。傳統故事講述（storytelling）依靠故事家的語言、肢體等方式幫助現場觀眾想象故事講述的內容，而錄音如何只依靠聲音引導聽眾對故事講述內容的想象？鮑曼以萊恩?斯賓塞（Len Spencer）的《吉姆叔叔的賽馬場故事》（Uncle Jim’s Racetrack Story）回應了該問題。為了模仿賽馬場的環境，故事錄音中添加了大量的環境音效，包括馬蹄聲、騎手駕馭賽馬的吆喝聲，以及現場的歡呼聲，通過調節音量大小的方式，甚至能營造現場的空間感。在鮑曼看來，這種基于錄音媒介的口頭表演是聲音設計的產物，它可以創造或喚起人物特征、社會關系、空間和位置的分布，以及動態的情感和氛圍等要素，因此盡管聽眾不在現場，卻依舊可以進入故事的講述場域，并體驗到更強烈的即時性與現場感。由此看來，錄音媒介對口頭文類的表演即時性的追求，可以通過技術的模仿、擬真來實現，而這種技術又將聽眾引向了另一種對口頭文類的體驗，即對聲音前所未有的強調。

[ 加拿大 ] 馬歇爾 ? 麥克盧漢：《理解媒介：

論人的延伸（55 周年增訂本）》，

何道寬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9 年。

最后，錄音的機械復制顛覆了口頭文類的表演目的、傳播方式，以及發生的語境。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談道：“復制技術使復制品脫離了傳統的領域。通過制造出許許多多的復制品，它以一種摹本的眾多性取代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存在。”而這也導致了藝術作品“靈韻”（Aura）的凋萎。與之不同，錄音媒介對口頭文類的機械復制卻導致了固定文本的出現，這也從根本上影響了口頭文類的表演目的、傳播方式，以及發生的語境。鮑曼關注的黑人布道滑稽劇（blackface burlesque sermons）在歐美傳統中有著悠久的歷史，具有狂歡、反權威屬性，且不與種族問題相關，但當它被錄制為聲音商品后，其娛樂價值和種族意義大幅增強。布道錄音在市面的發行，一方面朝向純粹的娛樂，布道滑稽劇傳統文類的反權威力量淪為了徹底的戲仿（parody）；另一方面，由于布道滑稽劇錄音完整保存了黑人傳教士的口頭藝術，它反而為詹姆斯?韋爾登?約翰遜（James Weldon Johnson）等美國非裔知識分子找到了構建“非裔美國文學”（Aframerican literature）的潛在資源。因此，布道滑稽劇在從口頭到錄音的再媒介化中完成了它的轉變，成為娛樂大眾的商業產品及塑造黑人的傳統話語。與此同時，明星演講者的政治演講被廣泛地復制與傳播于全國各個交叉路口與拐角處的商店里，聲音的復制品成為政治演講人本身的替代品；故事講述錄音的市場流通制造出了媒介化的懷舊（mediatized nostalgia），成為資產階級懷舊的完美裝置。不同的口頭文類經錄音媒介的機械復制后，已超越了它們在現場的實踐方式，它們或許還保留著部分傳統表演的核心要素，但人們對它們的接受與理解已發生變化。

[美]漢娜·阿倫特編:《啟迪:本雅明文選》，

張旭東、王斑譯，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

總而言之，鮑曼對新興媒介影響下口頭文類轉變的分析，精準切中了影響其轉變的關鍵——媒介能動性與文類的內在規約力，二者相互影響，共同推動不同媒介中的口頭文類變化。在美國留聲機流行的這段歷史時期，口頭文類也在持續與特定的媒介、社會文化語境發生互動，盡管這段歷史已離我們遠去，但鮑曼依舊利用表演理論為我們條分縷析地展現了文類的變化過程。就像鮑曼在書中所說：“交流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再媒介化的歷史。”再媒介化是一個長久的、持續的過程，全新的媒介、不同的社會語境都會影響口頭文類的轉變，而表演視角的文類觀則恰好能夠擺脫靜態文類觀的桎梏，讓我們看到文類如何在與媒介和社會話語的協商中發生改變，若能將其應用于對當下的再媒介化與口頭表演之間關系的討論中，對我們的研究將大有裨益。

三、揭示表演者適應新興媒介的過程

以表演為中心（performance－centered）的方法，力圖超越將口頭傳統作為去情境化的（disembodied）文本性事象的觀點，因此對具體的人、對表演者的關注也是其重點。鮑曼認為由于表演的本質與表演中的社會結構的創造相關涉，所以表演存在著特殊的潛能——它能使表演者獲得一定的威信、對觀眾的控制力，甚至是轉變社會結構的潛能。而他重點研究的表演者卡爾?斯圖爾特（Cal Stewart）和查爾斯?羅斯?塔格特（Charles Ross Taggart）就充分體現了表演者的自覺——他們掌握深厚的傳統表演技藝的同時，也能夠在商業錄音中如魚得水、適應新媒介的改造，并在表演中以自身的自反性（reflexivity）參與新媒介對生活的改造。然而，活躍于20世紀的斯圖爾特與塔格特早已成了“歷史的幽靈”，如何才能揭示他們作為表演者在再媒介化中適應新興媒介的過程呢？鮑曼結合歷史文獻與錄音資料，運用表演理論對他們進行了全方位考察。

卡爾?斯圖爾特（Cal Stewart）

查爾斯?羅斯?塔格特（Charles Ross Taggart）

首先，表演者在新興媒介中的表演為自己謀得了更多的生存資本。錄音技術分割了表演者與觀眾在現場的時空聯系，但也幫助表演者超脫“在場”的束縛，使其表演面向更大的社會群體。斯圖爾特塑造的約瑟叔叔（Uncle　Josh）就借著錄音唱片的商業營銷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形象。到20世紀中葉，美國《唱片》（Phonogram）雜志的編輯甚至認為“每個人都知道卡爾或者應該知道他”，可以說短短幾年間，約瑟叔叔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斯圖爾特以“留聲機的先驅”之稱一舉成名。商業錄音的發展不僅為斯圖爾特的表演和職業生涯的成功提供了決定性的基礎，他也被公認為使媒介蓬勃發展的推動者。與此同時，他也并未放棄現場表演，借助自己作為錄音藝術家的名聲，他在全國各地展開了巡演，這些演出為通過錄音唱片認識他的聽眾提供了一個到場觀看的機會，但顯然現場表演也服務于錄音表演。若缺少商業錄音的傳播，斯圖爾特很可能只是地方社區的一位知名故事家，但借助錄音媒介，他反而創造出留聲機唱片中的符號式人物：約瑟叔叔。可以說，斯圖爾特不僅幫助聽眾完成了經驗的升華，還利用媒介擴大參與品評的聽眾群體，為自己博得了大量的關注與生存資本，并借此改變了自己的生活狀態，也反過來推動了錄音媒介的發展。

其次，表演者的表演體現了他們對新興媒介的自反性思考，他們同時也參與新媒介對生活世界的改造。鮑曼認為斯圖爾特對約瑟叔叔塑造的努力，與民俗學家的學術研究基本無異，只是動機、目標和表征的認識論可能有所不同。塔格特的錄音表演更是充分呈現了他對新媒介的思考，鮑曼將其故事講述中對交流世界的描述稱為“鄉村可交流性”（country　communicability），即塔格特在敘述派恩維爾（Pineville）和其他空間的生活時所描繪的戲劇形象、交流形式和實踐、情景語境、社會角色、參與結構和情感系統等，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幅以本土文化和觀念為基調的鄉村可交流性的綜合圖景。具體來說，塔格特以老鄉村小提琴手的身份講述了派恩維爾人的生活百態，比如人們如何看待天文學、如何與外來書商相處、如何理解教育、如何在城里生活、如何使用留聲機……這些啼笑皆非的故事背后，是塔格特對社會生活的觀察與反思。更重要的是，表演者的表演也參與到新媒介對生活世界的改造中，比如表演中呈現的鄉村刻板印象、對逝去過往的懷舊情懷、對美國殘留文化的想象等，都可能沉潛浸入大眾的心態、觀念中。

最后，表演者充分運用口頭詩學打造聲音形象，并以發布攝影照片和公開錄制現場的方式豐富表演的維度。錄音技術將表演者與觀眾從時空上分離，也將表演的時間壓縮為兩分半鐘到四分鐘內，在這樣的條件下如何僅用聲音完成表演？表演者通過使用方言、改變音質、擬聲等技巧，區分表演事件中的多個人物。塔格特的錄音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英格蘭方言，這種話語語域（discourse register）將塔格特塑造的老鄉村小提琴手（Old Country Fiddler）指向特定的人群、交流實踐和情景語境，為其賦予地域性的同時，也將他與其他角色區分開來。又比如，通過使用特殊詞匯、語氣詞、指示代詞等方法，掌控表演的節奏與進度。斯圖爾特的約瑟叔叔就常使用語氣詞“well”來標定一段言說的開頭，或者使用標志性的笑聲表明敘述者對敘述事件的娛樂態度，同時也起到代替聽眾反應的作用。表演者充分發揮口頭詩學的造詣，以彌補感官的限制為聽眾帶來的單調體驗，但視聽的割裂終究難以滿足聽眾的娛樂需求，各類補救措施也由此誕生。比如塔格特就將自己扮演老鄉村小提琴手收聽錄音的攝影照片刊登出來，以營造一個聽眾與他在現場共同收聽錄音的想象空間。斯圖爾特則是以約瑟叔叔的形象為聽眾現場表演并錄制聲音，這樣現場聽眾免費帶回家的錄音就是“最初的”定制版本。再媒介化中，表演者運用口頭詩學的能力并未減損，他們反而能夠利用錄音這種新興媒介的特性重塑口頭文類的表演方式。

老鄉村小提琴手（Old Country Fiddler）

這些表演者的表演在錄音唱片中成為過去殘存的聲音，但表演理論的視角卻能夠為這些靜態的聲音資料賦予動態的生命。鮑曼并沒有將錄音表演視為去語境化的史料，而是結合表演者的生平事跡，將聲音還原到當時的表演事件中，由此我們看到了再媒介化中口頭表演的變化，看到了歷史語境中的交流資源、個人能力以及參與者的目的之間的相互作用，也看到了美國當時的社會關系與社會生活。因此，表演理論對表演者的關注，或者說對人本身的關注，能夠更深刻地詮釋整體的社會話語系統，鮑曼在《最有價值的媒介》一書中對表演理論的運用，甚至能夠超越時間的限制，鉤沉出歷史中表演者生動的表演事件與生活場景，這也正是表演理論的效力所在。

四、追尋歷史語境中的“聲音”

無論是對新興媒介影響下口頭文類轉變的細察，還是對表演者適應新興媒介的過程的揭示，本質上都是在歷史語境中展開的研究，鮑曼對表演理論的使用也早已超出了對特定情境中人類交流的考察，但在《最有價值的媒介》中他卻開創性地將歷史錄音資料納入研究，既追尋歷史語境中表演事件的聲音，也追尋聲音背后的文化政治問題，為“目治”的歷史書寫引入“耳治”的維度，這讓我們看到更完整的社會變化過程，也幫助我們更全面地理解人類的交流實踐如何關聯社會話語建構。可以說，運用表演理論研究歷史聲音資料是該書的一大突破，它為表演理論的應用開拓了更寬廣的天地。

鮑曼對歷史與語言的探討源自他長期以來對社會話語建構的思考。在鮑曼的學術生涯早期，他就以17世紀貴格會（Quaker）的語言修辭問題作為博士論文選題，并先后研究過貴格會的真理觀、修辭理論以及“言說與沉默”的修辭策略。在《務必少言：17世紀貴格會教徒的言說與沉默的象征》（Let Your Words Be Few:Symbolism of Speaking and Silence among Seventeenth－Century Quakers）一書中，鮑曼認為，“民族志視角的本質基于這樣一個前提，即社會文化的模式和過程可以通過對經驗數據的系統考察、分析來發現。事實上，就像對17世紀貴格會的研究一樣，將言說民族志（the ethnography of speaking）的范圍擴大到對歷史案例和復雜社會的考察，其顯著優勢在于可以調查實地民族志（field ethnography）無法涵蓋的長時段內的大規模發展和變化過程。”因此，對歷史的研究有助于彌補實地調查的不足。此后，鮑曼一直延續著自己對歷史與語言問題的濃厚興趣。比如在《13世紀冰島的表演與榮譽》（Performance and Honor in 13th－Century Iceland）一書中，鮑曼就試圖通過對冰島早期文學資料的分析來說明，民俗學對于作為表演的口頭藝術的分析，是怎樣向外拓展、用來闡釋社會文化生活中的其他方面的。在《現代性之聲：語言意識形態與不平等政治》（Voices of Modernity:Language Ideologies and the Politics of Inequality）一書中，鮑曼考察了16至19世紀西方語言意識形態歷史如何塑造現代性的問題。總而言之，鮑曼從未暫停過對歷史與語言問題的探討追尋，而《最有價值的媒介》一書在延續其學術脈絡的同時，也開創出了全新的道路。

Richard Bauman, Let Your Words Be Few:

Svmbolism of'Speaking and Silence

among Sevenleenth-Century Ouake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首先，不同于此前用表演理論分析歷史文獻資料，鮑曼重點考察了歷史錄音中的聲音。費斯特在全書末尾的錄音唱片分類說明中就提到，錄音與手稿、電影一樣也存在多個版本，比如通過對比喬治?格雷漢姆（George Graham）扮演推銷員的錄音《街頭推銷員》（Street Fakir）的不同版本，可以發現格雷漢姆的表演并非讀稿子，而是他對記憶片段的口頭復現。因此，費斯特認為我們有必要區分早期商業錄音的不同版本、要注意錄音版本而非錄音編號、要關注區分錄音版本的物理標記、要留意錄音的制作材料、要辨別錄音的錄制日期與發行日期，這些都會影響到研究者對錄音的判斷，若我們在對比某表演錄音的不同版本時發現了細微的差異，或許便可以從中解讀出表演者對口頭詩學的運用。可以說，書中鮑曼對表演理論的運用就立足于對這些聲音耐心的收聽、辨別與思考中，而對《吉姆叔叔的賽馬場故事》中聲音設計的分析就是一個典型案例。當鮑曼把這些表演者的聲音片段與他們所處的歷史語境結合起來，表演理論對歷史中的人類交流實踐的考察也就有了可能。

Patent medicine salesman.

Photo by Marion Scott Wolcottfor the 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1939,

Library of Congress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其次，鮑曼在研究再媒介化中口頭表演的同時，也站在整體的歷史圖景回應了諸多歷史問題。比如原本用作擴大政治競選演講范圍的演講錄音成了可消費的文化商品，選民可以購買錄音唱片在家中收聽最精彩的演說。這意味著在競選演講錄音商品化與機械復制的影響下，公眾（publics）的政治生活變得離散、破碎，消費主義的觀念在人們的心中萌生；與競選演講不同，黑人布道滑稽劇則帶有種族政治的意涵，劇中充滿了對黑人生活的無知以及刻板印象，但白人表演者必須熟練掌握黑人傳教士布道的口頭表演藝術。因此，當這些布道滑稽劇被錄制為商業錄音后，一方面能夠幫助非裔美國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塑造全新的黑人形象、超越舊有負面刻板印象，但另一方面，它們依舊是保存種族主義傳統的工具；斯圖爾特塑造的約瑟叔叔講故事的方式及講述場所則象征了美國的鄉村生活，他用標準化、扁平化的表達及樸實、清晰、命題化的話語，塑造了大眾對美國殘留文化的想象。消費主義、種族政治、懷舊思潮等都是后現代社會與現代民族國家無法回避的話題，鮑曼將它們與表演理論的細致分析勾連在一起，正契合了以表演為中心的方法的追求，即從語境和民族志的角度研究口頭傳統，以期發現那些為這些傳統賦予作為既有經驗之一部分的形態和意義的個人、社會與文化因素。事實上，表演的詩學正是提供了一種強有力的整合的理論框架，將語言、藝術和社會的統一觀念視為整體進行研究，進而探索有關生活本身的藝術，基于這一立場重新理解表演理論，我們會發現對歷史的關照本身就是表演理論的題中應有之義。

綜上所述，鮑曼在《最有價值的媒介》中開創性地使用了歷史錄音資料，既為表演理論的歷史研究補充了聲音的維度，又以聲音為基點看到了更宏大的歷史圖景。另外，目前許多民俗學者在以表演理論分析人類的口頭交流實踐時，并未充分挖掘聲音的多樣性與可能性。相較于對現場表演的全觀式考察，或許對錄音資料的研究反而能更加凸顯聲音的詩學，而鮑曼的研究讓我們看到了表演理論在聲音、歷史研究中的效力。

總結與討論

理查德?鮑曼新書《最有價值的媒介》展現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葉美國社會中的交流實踐，以再媒介化突出了媒介在口頭表演中的重要性，以表演理論分析了口頭表演的發生及其背后的社會話語系統，并以此細察了新興媒介對口頭文類轉變的影響，揭示了表演者適應新興媒介的過程，同時在對過往聲音的追尋中剖析了其背后的文化政治。可以說，全書基于這兩個理論視角，細致呈現了歷史語境中口頭表演與新興媒介的關系，揭示了口頭表演在歷史流動中的變與不變，并以此透視了美國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葉的社會建構過程。這既是表演理論進行歷史研究的追求，也是其效力所在，即結合共時、歷時的視角書寫社會與話語系統的互相建構。

美中不足的是，由于該書每章節內容源自鮑曼不同時期的思考與寫作，因此即便以“再媒介化”理論將各篇章串聯起來，但章節間的對話性與延續性略顯不足。比如第一章“‘來這里然后聽他們講！’：競選演說與政治公眾”修改自鮑曼2005年發表的舊作，而第二章“‘遵循詞源學的福音’：聽覺黑臉與新非裔美國人詩學”則修改自鮑曼2018年發表的文章。各章節成文時間的不同使得文章討論的問題不夠集中。

鮑曼在口頭藝術的再媒介化研究中使用表演理論，對中國民俗學的理論建設大有助益。中國民俗學者們已充分認識到“聲音”的作用，比如朝戈金看到“口頭文本是活的，其核心形態是聲音”；李牧注意到了人聲以外的聲音，他認為“聲音是與特定社會文化語境和民眾群體緊密相連的地方性知識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包媛媛則直接通過錄音帶研究溫州鼓詞的“電子媒介化”。中國民俗學界對聲音的研究方興未艾，但許多研究的技術方法卻還未明晰：如何捕捉轉瞬即逝的聲音？如何搜集、整理錄音材料？如何甄別錄音的版本差異？更重要的是，如何通過對聲音的分析發現更宏大的社會歷史語境？針對這些問題，本書對表演理論的使用給出了很好的示范。

今天，再媒介化頻繁發生在數字媒介中，數字表演無處不在，而鮑曼提及的美國早期消費文化興起、城鄉關系緊張、懷舊風潮盛行等問題，似乎也成為當下中國社會難以回避的議題。與此同時，鮑曼以錄音材料、表演理論進入歷史現場的方法，則為我們探究歷史話題提供了新思路。將以上思考化作一個問題：民俗學者在這樣一個多元媒介交疊的時代，究竟該如何理解人類的口頭交流實踐？鮑曼及其新書《最有價值的媒介》從特定的角度給出了解題的路徑。

文章來源：《民間文化論壇》2025年第4期。注釋從略，詳見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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