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江蘇南通市成女士，因籌辦、裝修月子中心，向南通瑞金電氣設備有限公司采購44臺空調；2023年5月6日，忽被瑞金公司訴至法院，索要剩余貨款108000元、違約金40000元，合計148000元。6月9日收起訴狀后，11日在裝修現場，發現除2臺沒問題、1臺少裝，另41臺貨不對板，其中還出現29臺“電費刺客”五級能效空調；她反訴對方欺詐，但遭遇一審、二審、再審三連敗。

2025年10月，南通市人民檢察院受理檢察監督申請，目前在審查程序中。

回溯一下，就可發現瑞金公司起訴狀的齷齪。

抄錄如下：“原被告于2022年12月11日簽訂一份《銷售合同》,合同總價為208000元。原告于2022年12月18日將案涉空調送至被告指定地點，被告進行了接收。后被告支付了10萬元貨款，剩余貨款遲遲未付。”

按這意思，瑞金公司先供了貨，后成女士給了部分貨款，另有部分貨款拖欠不給。

但事實如何呢？瑞金公司故意顛倒了時序。

有圖有真相。

2022年12月6日，瑞金公司向成女士發送微信報價單；11日雙方簽約；12日，應成女士要求，又在群里多方確認了微信報價單，隨后瑞金公司吳廣智催款訂貨，給的卻是“張娥英”私人銀行賬號，不合商業規矩；成女士不放心，14日通過中間人轉給吳廣智10萬元并申明空調貨款，吳廣智也確認了。

所以，是成女士還沒見到貨，就預付了貨款。

月子中心當時是個整體裝修工地，并不是單獨采購空調。裝修總要幾個月乃至半年（2022年12月社會面管控解除），空調只是其中一環，而且排序靠后，接近裝修結束。2023年5月6日，瑞金公司“突襲式”起訴了成女士。

瑞金公司提交法院的《銷售合同》（成女士認為被抽換了頁碼，進行了變造，要求鑒定但一二審法院均不許；），法院也采信了。若按這合同，總價款208000元，結構是：“合同簽訂當日甲方支付設備全款及安裝款的50%:即人民幣104000元整；空調設備到貨后，十個工作日內甲方付清剩余工程款人民幣104000元整”，再結合成女士預付100000元時注明“給的空調錢”，以及少裝一臺瑞金公司認扣3443元，一目了然，論貨款，成女士總體已付過，只差557元。

而成女士主張應以微信報價單為準，法院不理睬。若按微信報價單，總價款208000元，貨款109063元，安裝款98937元，扣除少裝一臺3443元，成女士則只差貨款5620元。

名、實分離了。瑞金公司起訴剩余貨款，但偷換了概念，打著“貨款”幌子，實質上要的大頭是所謂“安裝工程款”。

貨款問題，對應買賣合同糾紛；安裝工程款問題，對應承攬合同糾紛或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法律關系不一樣。

若是一個正常的法官，這案子，無非瑞金公司起訴“剩余貨款”，而成女士既有本訴抗辯，又有反訴欺詐（因成女士不是個人生活消費，而是月子中心采購，反訴欺詐撤銷合同和本訴抗辯解除合同，若成功，結果其實一樣）；那么，如瑞金公司贏，成女士再給557元或5620元；反之，如成女士贏，則退貨退款，但不適用《消法》退一賠三。也就這么回事。

至于“安裝工程款”問題，空調交易行規，安裝本是賣家隨附義務、配套義務，一般不收錢，即使收點耗材費、人工費，也很有限。但既然雙方有約定，尊重意思自治和契約精神，還得按“有”來。

不過，法律關系不一樣。如果并案處理，法官是要先作釋明，并征得雙方同意的，否則不得理會，而應建議瑞金公司另行起訴處理。對此，《民事訴訟法》第55條規定得清清楚楚：“當事人一方或者雙方為二人以上，其訴訟標的是共同的，或者訴訟標的是同一種類、人民法院認為可以合并審理并經當事人同意的，為共同訴訟。”

而且，承攬合同糾紛或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與買賣合同糾紛，審理標準也大不相同，是要審查工作成果是否符合交付標準的。比如，空調安裝是否符合強制性國標GB17790-2008《家用和類似用途空調器安裝規范》。比如，有沒偷工減料，是要據實核算的，是要看驗收單、簽收單等的。

那么空調安裝、驗收情況，究竟怎么回事呢？

2023年4月27日，瑞金公司吳廣智微信預約成女士4月28日或5月2日（周一）驗收；成女士回話“帶上你的合同，有一些空調要拆掉”。可見瑞金公司認可5月2日在驗收期內。但吳廣智預約后避不見面，也再不聯系，5月6日瑞金公司毫無征兆突然起訴了成女士。

成女士6月9日收到起訴狀，去裝修工地，11日發現貨不對板還被送裝29臺“電費刺客”五級能效空調。一審法院6月20日組織調解未果；7月13日組織現場勘驗，也就數了數空調臺數，看了看品牌、匹數、能效，居然連型號都未見記錄；更不要說是查看瑞金公司工作成果是否符合交付標準了。這叫什么勘驗？勘驗就是數空調嗎？

瑞金公司手上，是連個驗收單、竣工單、交付簽收單都沒有的。而400電話回復成女士，這批空調大部分是5月安裝，少量7月安裝。

一審法院2023年12月28日，卻以《銷售合同》合法有效；“案涉空調2022年12月底安裝完成”；成女士怠于驗收、通知，視為合格為由，判成女士又給付了104577元“貨款”。

實質上，即一審法院混淆法律關系，未經釋明，強行并案，在瑞金公司起訴貨款（成女士提前付過，只差零頭）的情況下，超出訴請范圍，理涉了所謂“安裝工程款”；但關于“安裝工程款”，又沒有根據承攬合同糾紛或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的標準，進行審理，而是以偷換概念的“貨款”名義，未審先判掉了。

你說判付的是貨款呢？人家貨款早就提前給過；你說判付的是“安裝工程款”呢?瑞金公司連個工程驗收單、竣工單、交付簽收單都沒有，成女士也并沒怠于驗收(倒是瑞金公司約2023年5月2日驗收，人又不露面，5月6日直接起訴)，法院根本就沒有實質審理“安裝工程”事項。

瑞金公司打著“貨款”的旗號要“安裝工程款”，居然暗度陳倉成功！而案子判得這么個荒腔走板，成女士上訴和申請再審都不頂用。二審終審制，在“難通”的南通，莫非成了一審終審制？既然審級監督這么個失靈！

2024年10月28日，《南方周末》對何帆有個。這個早年的天涯論壇知名網友、《新京報》評論專欄作家，現在的審管辦主任，談到：“我們在調研中發現，個別二審、再審法院因顧忌本轄區質效數據，片面追求絕對的‘低改發率’，對原審裁判能改判、發回重審的，都直接維持，導致‘改發率’指標被人為異化。這種行為美化了數據，但無疑會損害司法公信。”

說的難道是我們這個“難通”的地兒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