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徐泓

燕京大學的檔案資料確實做得好。我需要一份燕南園各樓歷年的住戶名單，校房產部規劃處的老師找到燕京大學教職員名錄，每個學年一本，把其中“家庭地址”一欄所填的信息，凡是在燕南園住過的匯集起來。于是我就有了一份比較完整的住戶名單。

認真對照之后，發現燕京大學時期燕南園每棟樓的住戶變遷都比較頻繁，進進出出，或在樓與樓之間換來換去，流動性很大。比如翁獨健先生1946年填的地址是66號，1952年填的是54號。向翁獨健的女兒求證，方知她們家1949年夏天從66號搬到54號了，中文系林庚先生從53號搬到66號，1950年冬天林家又搬到62號。

一

林庚先生回答過66號樓的住戶變遷問題，他說：我算是繼吳文藻、翁獨健后第三個住戶了。1950年以后美籍教授紛紛回國，1951年“三反”運動又開始了，我也無心注意到燕南園大搬遷時新住戶是誰了。1952年院系調整，北大、清華教授又紛紛遷入，66號究竟有誰住過，記憶中一直是一片空白。五十年代后期從中國人民大學調來一位高干住過，我不知其姓名，也從未見過面，聽說最后吊死在那房子里，于是66號一度傳為兇宅，直到“文革”沒有人搬進去住。大約在七十年代中期，朱光潛才從燕東園搬過來。

燕南園三代湯雙（湯用彤的孫子），一個大眼睛淘氣的男孩子，早就注意到這個小樓的異常：66號是一座兩層的小樓，一直沒有固定的主人。當沒人住的時候，門從來都不鎖，于是我們就成了那兒的臨時主人，就像一群沒貓看管的老鼠，可以盡情地造反。最喜歡在里面玩的游戲是捉迷藏，由于所有的房間都是空的，回旋的余地特別大，比在任何人家里玩都更過癮。

當我知道了那位從中國人民大學調來的高干就是鄒魯風時，驀然間喚醒了記憶：1966年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讀一年級。文革初期，看大字報，其中有一次鋪天蓋地指向“鄒魯風自殺叛黨案”，因為與“死亡“、”叛變“這些驚悚的字眼聯系，我對鄒魯風這個名字記得格外清楚。沒有想到他曾是燕南園66號的住戶，并且是在這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查看了一些資料，發現鄒魯風在燕南園66號只住了很短的時間。1959年3月19日中央批準鄒魯風任北京大學副校長，免去其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職務；5月2日，鄒魯風赴北大就職，住進了燕南園66號。5月29日北大黨委接北京市委高校黨委通知：陸平同志任北大黨委書記，鄒魯風同志任黨委第一副書記，馮定、史夢蘭、崔雄昆、張群玉、謝道淵同志任黨委副書記。由此可知，鄒魯風到北大后，便是黨內二把手。

資料顯示1959年9月他便遭受批判，10月26日晚自殺身亡。從5月2日到10月26日，鄒魯風來去匆匆，他與燕南園的緣分只有178天，難怪林庚先生不認識他。我問過燕南園二代、三代，幾乎沒人知道這位悲劇式的人物。

《鄒魯風調查人民公社之禍》

鄒魯風錯案1979年得以平反。已經有多篇公開發表的文章，如汪子嵩的《憶北大、人大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散木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鄒魯風》、李震中的《鄒魯風調查人民公社之禍》等等，把此案的始末緣由講得很清楚了。概括地復述一下，1958年11月，鄒魯風在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任上，奉北京市委之命，率人大、北大“兩校調查組”——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財經、哲學和法律等系的師生一百六十二人，組成三個小組分別在河北省藁城、河南省魯山、信陽等地調查人民公社及“大躍進”情況。調查報告如實反映了農村問題，結論與彭德懷1959年8月在廬山會議上的發言類似。禍起蕭墻，為貫徹中央廬山會議精神，北京市委、人大、北大黨委將調查組作為“右傾反黨”典型，把責任推給鄒魯風，指責其“背著兩校黨委搞反黨活動”，北大召開批判大會，指責調查組“全軍覆沒”，是“北大的奇恥大辱”。鄒魯風難以承受巨大的壓力，服藥自盡。有關方面隨即宣布其“自殺叛黨”，并開除黨籍。

捋一捋文中提供的時間線索，鄒魯風5月2日赴北大就職時，這個162人的調查組已經結束了長達半年的實地調查回到北京。他把調查組集中到北京大學，馬不停蹄地召開組長會議，安排下一段的工作，要求把調查材料和發現的問題整理出來，希望能對上層領導有所幫助。其間幾次向兩校黨委匯報，鄒魯風在北大的一次匯報被稱為“臨湖軒會議”。

在人大、北大師生深入農村實地調查期間，鄒魯風的支持與指導也是盡心竭力的。當時最大的問題是能不能說真話？敢不敢說真話？全國各地正在貫徹“人民公社好”的最高指示，浮夸風刮得正盛，還有對1957年反右的心有余悸。“1959年1月28日-31日，鄒魯風在鄭州召開組長會議。會上談到人民公社存在的一些實際問題，有人不敢講，說：“這些問題不能講吧，講了是反黨。”鄒說：“講吧，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咱們大家也不劃右派。這是內部問題，反正也不往外講，讓領導了解情況就成。”他還舉例說：“我在北京找過劉仁，反映四季青公社的情況。劉仁說咱倆好好談談，咱倆也不劃右派。”他多次去調查組的工作現場了解情況。在調查組臨回來前，1959年4月，他還再次到三個組實地檢查，要大家做好掃尾，整理好材料。“

多篇文章為鄒魯風喊冤叫屈：“完全是真實地反映情況，完全是按照正常渠道上報材料，而且真的是提出了能解決當時實際問題的極有價值的想法，一百多人、幾個月的辛勤努力，結果不但化為泡影，還被打成是反黨。說是配合彭德懷在廬山向黨進攻，那廬山會議還是好幾個月以后的事呢，就這樣硬是往上栽贓。不僅是自己一個人倒霉，還牽連一百多人陷進政治上的深淵。“可以想見，鄒魯風的思想壓力有多大。他被逼上了絕路，退無可退。死時年僅49歲。

兩校師生關于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調查報告究竟說了什么？找到1959年8月26日新華社發的一份”內部參考”，題為“北大、人大部分師生詆毀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其中透露的信息：兩校調查組寫出一百八十多萬字的調查報告，共提出四百八十五個問題。對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調查結論可概括為：“全國并不存在普遍建立人民公社的條件，人民公社化運動違背了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一根本原則，組織農業大協作并不一定要采取人民公社的形式，因而人民公社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人民公社已名存實亡。“

鄒魯風留下遺言：我相信調查組工作沒有錯。我們的工作是對得起黨，對得起人民的。痛心的是連累了大家。黨的是非被顛倒了。我相信總有一天會真相大白。

調查報告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文件《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1985年在全國范圍內撤銷了“人民公社”。

二

第一次看到鄒魯風的照片：

盛年之際，風華正茂。目光炯炯，五官清秀，帶有一抹不曾褪去的書卷氣。

鄒魯風，39歲任東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長，42歲接替成仿吾任中國人民大學(第二)副校長。49歲任北京大學黨委第一副書記、副校長。

我注意到有文章把他歸為“從一二九運動走出來的大學校長“之列。翻翻歷史，果然如此。

鄒魯風，遼寧遼陽人，原名鄒素寒。因家庭貧寒，小學、中學、大學都曾輟學再上。1933年考入流亡到內地的東北大學俄語班，1934年成為東北大學學生會負責人，學運領袖。

1935年12月，北平爆發了著名的“一二·九”運動。鄒魯風進入了“北平大中學校學生聯合會“的核心。當時的學聯主席是女一中學生郭明秋，清華大學學生姚依林任秘書，鏡湖中學學生孫敬文任總交通，燕京大學學生黃華任總交際，東北大學學生鄒魯風任總糾察。

1935年12月，鄒魯風代表北平學生去上海籌備全國學聯，并受中共地下黨的委托，到上海找魯迅先生，送去北方局委托魯迅先生轉交黨中央的重要文件。鄒魯風三次見到魯迅先生。后來他之所以改名為鄒魯風，一是因為抗戰期間，他一直堅持在山東打游擊，更主要的是出于對魯迅先生的景仰。

1936年1月，鄒魯風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七七事變之后，他與“一二·九”運動中許多愛國學生同樣，投筆從戎，奔向延安，奔向各抗日根據地，參加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游擊隊進行的武裝斗爭，參加根據地的政權建設，經歷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考驗，成為職業的革命家。

毛澤東高度評價“一二·九”運動，認為“它準備了抗戰的思想，準備了抗戰的人心，準備了抗戰的干部。”

最后一點，指的就是鄒魯風這一代學運出身的共產黨人。新中國成立后，他們中又成長出一批治黨治國的優秀人才。其中一個突出的群體就是大學校長。一份統計資料顯示，有61位“一二九運動”的參加者，分別擔任了著名大學以及軍事院校的校級主要領導。北京大學，除鄒魯風，還有1957年調入的陸平、1970年代調入的韓天石、王路賓等。

他們各自的經歷、境遇有所不同，但從主持高校一波接一波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開始，加上后續的一連串政治運動，幾乎無一例外，“老革命遇到新問題”，或因右了，或因“左”了，“遭批斗、被打倒”，這些革命之子，沉浮、涅槃于“繼續革命”過程中。

1959年10月末，深秋的燕南園，落木蕭蕭。只可嘆“為革命心無旁騖，卻還有幾分政治天真”的鄒魯風，“走”得最早，成為“風乍起”時就被刮掉的第一片樹葉。

這片樹葉墜地那一刻，彭德懷正在一段批語中書寫：“堵塞正確意見，一錯再錯，這能說是實事求是嗎？而不了解或不愿了解這種“左“傾的危害性是多么嚴重多么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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