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出軌被曝光后喝農藥，丈夫被判故意殺人罪獲刑13年半，如此重判恐難服眾

來看案例——

2022年7月2日17時許，被告人曹某慶看到妻子趙某手機內有與他人的不雅聊天記錄，認為趙某有外遇，遂對趙某辱罵并毆打。 當日18時08分，曹某慶將趙某手機內的不雅聊天內容發送到親屬微信群，并要求趙某的母親及妹妹出面解決此事。 趙某不堪忍受喝下農藥“敵草快”。曹某慶明知趙某喝農藥后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 當日20時20分許，趙某的親屬發現趙某已喝農藥并立即將其送至當地醫院救治，趙某經救治無效死亡。 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曹某慶犯故意傷害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區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30日作出刑事判決，認定被告人曹某慶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六個月。

宣判后，被告人曹某慶不服，提出上訴。山西省朔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8日作出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法院表示，在本案中，被告人曹某慶與被害人趙某系夫妻，曹某慶因情感糾紛先對妻子趙某實施暴打，并將趙某的隱私在多名親友間肆意轉發予以羞辱，致趙某不堪忍受喝下農藥且出現中毒癥狀。無論是基于法律明文規定的夫妻間的相互救助義務，還是基于曹某慶先行行為所產生的義務，曹某慶均應積極給予趙某相應的救援幫助；

而且，曹某慶明知趙某喝下農藥并伴有中毒嘔吐癥狀，已處于危險境地，有能力履行救助義務卻未履行，采取放任態度，置趙某生死于不顧，最終導致趙某搶救無效的死亡后果，充分反映出曹某慶主觀上具有放任他人死亡的間接故意，曹某慶的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應當對其行為承擔相應法律后果。公訴機關指控罪名為故意傷害罪，定性不當，應依法予以糾正，以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曹某慶歸案后對基本犯罪事實及心理活動有如實供述，雖有多處意向減輕罪責的自辯，但在庭審最后階段表示自愿認罪，有一定悔罪表現，依法可從輕處罰。

山西朔州這一紙判決，無疑投下了一顆輿論炸雷。丈夫發現妻子出軌，將聊天記錄發到親友群，妻子羞憤服毒，丈夫未施救致其死亡——當地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其有期徒刑十三年半。

判決一出，許多人第一反應是：“這怎么就成故意殺人了？”“她自己喝的藥，為何他要坐十三年半的牢？”

之前我寫過，僅判五年半。一邊是主動將人置于死地，一邊是“未救助”＋“發聊天記錄”，刑期竟相差近三倍。這樣的司法天平，是否已在輿論的情緒漩渦中悄然傾斜？

誠然，丈夫事后不救助，確應譴責，甚至可追刑責。但直接定性為“故意殺人”，且頂格重判，是否超出了行為本身的惡性？

法律中的“故意殺人”，核心在于非法剝奪他人生命。此案中，妻子喝藥是自主選擇，丈夫的“未救助”雖冷漠，但與其說他是“殺人”，不如說他是“放任”。刑法中確有“不作為故意殺人”，但通常適用于行為人對危害結果具有絕對支配地位的情形，比如將溺水者推下水后不救。而此案中，農藥是妻子自己喝下，丈夫并未物理強制或誘騙。

將“發聊天記錄”與“未施救”拼接成“故意殺人”，更像是在用刑事重罪，去懲罰一場始于道德悲劇的家庭慘劇。

法律最忌“同案不同判”。女子冬天踢男友下河，致其溺亡，這是主動、直接的致命行為，結果僅判五年（過失致人死亡）。而本案中，丈夫既未強制妻子喝藥，也未物理阻止其求救，僅因“未救助”和“發記錄”，就被判十三年半（故意殺人）。

兩案對比，前者行為惡性明顯更高，刑罰卻輕得多。這不得不讓人質疑：是否因為前者是“女友殺男友”，后者是“丈夫對出軌妻子”，就在輿論與司法的潛意識里，被區別對待了？

如果法律因一方“出軌”就大幅加重另一方的責任，那法律維護的究竟是人生命權的平等，還是某種“道德純潔性”？

出軌是道德的潰敗，曝光是情感的失控，冷漠是人性的灰暗，自殺是絕望的終局。這起悲劇里，沒有贏家。

但司法不應成為“以暴制暴”“以重刑謝眾怒”的工具。正義不是用一場過度懲罰，去掩蓋另一場錯誤。如果妻子之死值得悲憫，那么司法的理性與克制同樣值得堅守。

此案若以“侮辱罪”或“遺棄罪”論處，或許更契合行為本質。如今“故意殺人”的帽子與十三年半的刑期，與其說是法律的勝利，不如說是輿論激情對司法理性的一次沉重灼傷。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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