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趙匡胤發(fā)動陳橋兵變，奪取了后周政權，建立北宋，定都開封。北宋開封城，人口逾百萬，“八荒爭湊，萬國咸通”，為當時世界東方的大都市。并且，在城市面貌上，由封閉的里坊制，走向繁華的街市制，從而在中國古都發(fā)展史上翻開了新的一頁。但是，自宋至今的千余年里，頗有人士大談定都開封之弊，更有甚者將其與北宋的滅亡聯(lián)系起來。因此，科學地分析北宋開封具有的宋長安、洛陽無法比擬的優(yōu)勢以及北宋的政治、經濟、軍事狀況，則大有必要。

一、北宋定都開封的古今評價

趙匡胤雖然定都開封，但“嘗有遷都之意”，尤其是在開寶九年(976)出巡洛陽時，他更提出“遷河南(洛陽)未已，久當遷長安”，以免出現(xiàn)“冗兵”之患，只因遭到晉王趙光義等大臣的反對而作罷。此后，朝中又屢有遷都之議。如真宗景德元年(1004)，遼軍大舉南侵，直抵黃河北岸。消息傳來，朝野震驚，參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簽書樞密院事陳堯叟“請幸成都”。仁宗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上書建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zhàn)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比首趹c歷三年(1043)，樞密副使富弼，在宋對西夏作戰(zhàn)屢敗的困境下，上書朝廷，認為開封“所謂八面受敵，乃自古一戰(zhàn)場耳”，未如長安、洛陽有天險可恃，“每念及此，不寒而戰(zhàn)(顫)”。北宋文學家秦觀，在對策中亦寫道：“臣聞世之議者，皆以謂天下之形勢莫如雍(長安)，其次莫如周(洛陽)，至于梁(開封)，則天下之沖而已，非形勢之地也。”可見北宋時期，人們普遍看好長安與洛陽，而對定都開封則頗有微詞。

北宋滅亡以后，仍不斷有人對定都開封進行反思與評價。如南宋人章如愚在《三都論》中說：“大抵長安便于守，洛陽便于利，大梁便于戰(zhàn)。三京利害，各有一偏”南宋史學家鄭樵更將北宋的滅亡歸咎于大臣未勸天子遷都，認為：“宋祖開基，大臣無周公宅洛之謀，小臣無婁敬入關之請，因循前人，不易其故，逮至九朝，遂有靖康之難，豈其德之不建哉!”清代學者顧祖禹進而評價說：“河南者，古所稱四戰(zhàn)之地也。當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爭;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則岌岌焉，有必亡之勢矣。”民國時期學者錢穆先生在評論北宋都汴之弊時亦說：“北方的強敵一時既無法驅除，而建都開封，尤使宋室處一極不利的形勢下，藩籬盡撤，本根無備。”今人馬強先生進一步指出：“都汴之弊曾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北宋社會危機的產生，而社會危機的發(fā)展又反過來加深了都汴之弊”，二者形成了惡性循環(huán)。近年，還有人將汴、洛相比，認為“宋自開國以來，內憂不斷，外事頻仍，在這種局勢下?lián)穸奸_封無疑是冒險行徑，只能帶來種種惡果，而洛陽則更具備建都的條件”。

二、長安、洛陽、開封建都條件之比較

上述諸家觀點，大體上是謂開封城地處平原，無山川可恃，從而加速甚至導致了北宋的滅亡。相比之下，長安、洛陽為形勝之地，在北宋內憂外患的背景下，理應建都于此。事實上，長安憑其山河之固，亦未能阻止甚至于延緩大唐的滅亡。而且，從城市本身及時局的變化來看，長安與洛陽作為都城的優(yōu)勢在唐代安史之亂之后即逐漸消失，客觀上已為開封所取代。

首先看長安。它作為大唐帝國的國都曾極盛一時，但在安史之亂后卻遭到了戰(zhàn)火的毀壞。降及唐末，長安又遭到四次戰(zhàn)爭的掃蕩，致使城內“宮闕蕭條，鞠為茂草”，“宮室廛閭，鞠為灰燼，自中和已來葺構之功，掃地盡矣”。朱溫逼迫昭宗東遷洛陽，“令長安居人按籍遷居，撤屋木，自渭浮河而下，連甍號哭，月余不息”。經過這次兵燹破壞，“長安自此遂丘墟矣”。北宋時期，長安降為京兆府，城內一片荒涼，“長安宮闕半蓬蒿，塵暗虹梁羯鼓絳”，“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直至神宗時期，司馬光還說：“關中饑饉，十室九空”，“流移之民，道路相望”?？梢?，從城市本身及關中情況來看，北宋時期的長安已失去了作為國都的客觀條件。另外，還有學者從生態(tài)變遷角度分析了長安失去都城地位的原因，認為關中地區(qū)在唐朝及其以前長期人口過載，引起長安及其周邊關中地區(qū)森林資源過度消耗，河渠水量減少，疊加唐中期氣候轉冷的自然因素，致使長安及其周邊地區(qū)自然災害頻發(fā)、土地承載力下降。

唐東都洛陽的遭遇與長安相似。安史之亂時，洛陽遭到的破壞甚至比長安更嚴重。唐末天下大亂，中和四年(884)，蔡州軍閥秦宗權橫行中原，遣將孫儒攻下洛陽。此后，秦宗權“據(jù)京(洛陽)月余，焚燒宮闕，剽剝居民”，無惡不作。此后，孫儒又與諸葛爽在洛陽“迭相攻伐，七八年間，都城灰燼，滿目荊榛”。五代時期，洛陽外城已“卑薄頹缺，犬豕可逾”，無復昔日的壯觀。至北宋初年，洛陽城已近廢墟，正如起居郎李符上書趙匡胤陳述遷都洛陽的八難所說：“京邑凋弊，一難也。宮闕不完，二難也。郊廟未修，三難也。百官不備，四難也。畿內民困，五難也。軍食不充，六難也。壁壘未設，七難也。千乘萬騎，盛暑從行，八難也。”

但是，與長安、洛陽在唐后期走下坡路相反，開封城在隋唐時期卻處于上升階段。在隋代，隨著京杭大運河的開通，瀕河的汴州城(北宋開封城前身)即走向繁榮。開皇年間(581-600)，隋文帝東封泰山回長安，路過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奸俠”，乃以令狐熙為汴州刺史，“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但是，這并未能阻止其經濟的發(fā)展，在唐代，隨著汴河漕運的發(fā)達，汴州商業(yè)更為繁榮。如唐詩中即有“草市迎江貨，津橋稅海商”，“四面諸侯瞻節(jié)制，八方通貨溢河渠”之描繪。并且，汴州“水門向晚茶商鬧，橋市通宵酒客行”，還出現(xiàn)了通宵夜市。經濟的繁榮，為以后定都汴州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因此，五代時期的梁、晉、漢、周皆定都開封。作為國都之后，更推動其發(fā)展。如至后周時期，已是“東京車馬輻輳，水陸會通，時向隆平，日增繁盛”。北宋定都開封時，這里已是“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具有堅實的帝都基礎。再從城市規(guī)模上看，五代周世宗顯德三年(956)正月下詔，“發(fā)丁夫十萬城京師羅城”，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從而奠定了北宋建都的規(guī)模。

三、國家經濟、政治重心的東移，使開封升為國都成為必然的選擇

不但從城市本身的發(fā)展，而且從國家經濟、政治重心的轉移這一角度來看，北宋定都開封亦屬必然。唐代，隨著我國經濟重心的進一步南移，國都長安對江淮地區(qū)物質供應的依賴加強了。但是，路途遙遠，且經黃河險灘，“加其轉漕非便，仰給四方，常苦牽費”。如中宗景龍三年(709)，“關中饑，米斗百錢。運山東、江、淮谷輸京師，牛死什八九”。景龍三年十一月乙巳漕運成本亦高，如唐人陸贄在《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于緣邊州鎮(zhèn)儲蓄軍糧事宜狀》所言：“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腳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米價上漲一倍多。加之，途中耗費，以致“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因此，京師長安糧食供應相當緊張，每逢關中大旱，連皇帝有時也要就食洛陽，甚至發(fā)生貞元二年(786)因長安缺糧而引起禁軍騷亂事件。

相比而言，開封地處中原腹地，早在五代時期，這里已為“水陸要沖，山河形勝，乃萬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達之郊”。在漕運上則已無黃河天險，大大縮短了與江南的距離，所謂“均天下之漕運，便萬國之享獻”。汴河、蔡河、五丈河，作為漕運各地物資進京的黃金水道，被趙匡胤夸作寶貴的“三帶”。汴河，更被視作東京的生命線，“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悉由此路而進”，每年漕糧定額為600萬石，最高年份“歲漕米至(開封)八百萬(石)”，還有“廣濟河(五丈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蔡河)六十萬石”。這些漕糧足以保護京師開封百萬人口的生存以及大宋王朝的運轉。而同樣百萬人口的唐長安城，由于路途遙遠，每年一般漕運量只有一百萬石左右，在最高年份的開元二十九年(741)才達四百萬石。

并且，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國家政治重心亦應移至中原腹地，而長安或洛陽則顯偏西。正如北宋宰相王旦對真宗所說：“長安、洛陽雖云故都，然地險而隘，去東夏遼遠，故漢之吳、楚之七國，唐之山東、河北往往強悖，良亦遠而難制也。”尤其是在五代時期，隨著西方突厥族的滅亡及北方契丹族的崛起，國家防御的重點客觀上已從西北轉向東北。在此背景下，如果北宋仍定都在長安或洛陽，京師本身可能有山河之固，但是由于國都偏西，面對契丹人的入侵，在軍情傳遞、組織兵力等方面勢必被動。若為了對付契丹而在中原駐防重兵，由于遠離京師長安，還可能出現(xiàn)新的藩鎮(zhèn)割據(jù)，危及中央政權。而開封位居中原腹地，“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保蟠罂s短了京師與國防前線的距離，有利于禁軍“守京師，備征戍”，從而更好地將守城與出征結合起來。

△ 州橋遺址。 州橋遺址位于河南省開封市鼓樓區(qū)，是北宋東京城南北中軸線御街與大運河汴河段交匯處的標志性建筑。

四、定都開封與北宋“冗兵”

宋太祖趙匡胤在申述其遷都洛陽與長安的原因時說：“吾將西遷者無它，欲據(jù)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這里，首次將定都開封與“冗兵”聯(lián)系起來。后來，在仁宗慶歷四年(1044)參知政事范仲淹上書朝廷，主張京師開封應“前有堅城，后有重兵”。這種觀點，往往為古今學者所采用，有學者更進一步認為，由定都開封所帶來的“冗兵”現(xiàn)象，又導致了北宋的“積貧”與“積弱”。

北宋的“冗兵”之患，為歷來之公論，在此不再贅述。但是，大量養(yǎng)兵是宋代的國策，其原因正如趙匡胤對趙普等大臣所說：“可以利百代者，惟養(yǎng)兵也。方兇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而變生，則有叛兵而無叛民”?？芍^一言中的，養(yǎng)兵既可防民為盜，又能防兵為亂，以保證大宋江山的穩(wěn)固，與定都開封并無直接關系。

再就守衛(wèi)東京的禁軍來看，亦未達到“冗兵”的程度。宋太祖時，“養(yǎng)兵止二十二萬，京師十余萬，諸道十余萬”，以求京師與地方的武力平衡。以后禁軍數(shù)量又有所增加。禁軍名義是衛(wèi)戍京師，但實際上并非全在開封。其中有部分就糧軍則常年在外地，“就糧者，本京師兵而便廩食于外，故聽其家往”。這部分就食禁軍數(shù)目多少，史無明載，但據(jù)歐陽修說僅河東路在慶歷年間“就糧禁兵共一百四十九指揮，六萬二千七百余人”，再加上他路禁軍，可謂為數(shù)不少。而駐扎在京師的禁軍，亦有“更戍”任務，即自京師分遣一部分禁兵出戍邊防重鎮(zhèn)和內部要地，二三年換防一次，“番休互遷，使不得久而生變”。就北宋西京洛陽城而言，“宮城東西有夾城，各三里余……夾城內及內城北，皆左右禁軍所處”。1972年，在洛陽北郊的一座宋墓中，曾出土了二十多塊墓志磚，其中的一塊銘文為：“殿前虎翼左七指揮王和送到外生劉在尸”。文中的虎翼軍即屬于殿前司管轄的精銳禁軍，分為虎翼水軍和虎翼步軍兩部分。

此外，京師禁軍還常有外出御敵之使命，即所謂的“南征北戰(zhàn)，率從中遣”。尤其是宋仁宗以后，為了應付對西夏的戰(zhàn)爭，開封禁軍進一步西調。對此，包拯憂心忡忡，曾上書仁宗，指出：“國家近年以來，邊陲有警，乃一例調發(fā)，則衛(wèi)兵日削，恐非固宗社制戎狄之長策也?！钡?，外調依舊，至神宗熙寧年間“京師(開封)兵馬比元擬留十萬數(shù)已甚減少”。即使如此，神宗元豐年間，又調發(fā)“在京拱圣、驍騎、云騎、武騎各一指揮，殿前、步軍司虎翼各五指揮”，前往熙河蘭會路。宋哲宗時，樞密院上奏中亦提到“在京諸軍兵額多闕”，“自熙寧至宣和間，禁軍闕而不補者大半”?；兆跁r期，京師軍事廢弛，“皇城諸班之地，今為殿閣池臺矣，京城廢營之地，今為苑御甲第矣”。宋人晁說之亦說：“翊衛(wèi)京城之兵營，十無一存者矣。今之貴臣強宗則為別館園囿與夫道宮釋宇者，皆昔之營地也。此言也許有所夸張，但是京師禁軍的減少是不爭之事實，以至于在靖康元年(1126)，金軍兵臨開封城下時，京城守御使李綱布置每面城墻上的禁軍才12000人，四面合計48000人。

況且，開封城中的部分禁軍已轉化為城市管理者。五代以前的京城，實行封閉的里坊制，宵禁甚嚴，防盜、防火之事，由赤縣縣尉負責。北宋開封城，隨著里坊制的崩潰，街市的形成，治安任務十分繁重，于是“今京城中禁軍大將領兵徼巡，衢市之民不復知有赤縣”。并在開封建有軍巡鋪，鋪兵由禁軍充任。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由于“京城巡鋪所占禁軍人數(shù)甚多，步軍兵士尤眾，不得番休”，才減去86鋪，計546人。至北宋末年，東京“每坊巷三百步許，有軍巡鋪一所，鋪兵五人，夜間巡警收領公事。又于高處磚砌望火樓，樓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室數(shù)間，屯駐軍兵百余人”。宋東京共有120坊，所需軍巡鋪也應不少，執(zhí)勤的禁軍數(shù)量亦應可觀。總之，北宋時期，駐扎在開封的禁軍遠未達到“冗兵”的程度，并且部分禁軍失去了守衛(wèi)京師之功能，變成了城市管理者。

五、小結

綜上所述，可知長安、洛陽已失去了作為北宋都城的各種條件，而開封作為都城，是當時經濟、政治、軍事等多種因素的客觀要求，它與北宋的“冗兵”之患，并無直接聯(lián)系。至于南宋史學家鄭樵將北宋的滅亡歸咎于定都開封，更屬偏見。一個王朝的衰敗甚至滅亡，是由其政治、經濟、軍事等綜合因素決定的，與都城是否有山川可恃，并無本質聯(lián)系。正如唐代詩人劉禹錫在《金陵懷古》中所說：“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钡?，由于開封無山川可恃，宋廷加強了對其城池的構筑。早在宋太祖開寶元年(968)正月，即“發(fā)近甸丁夫增修京城”。神宗元豐七年(1084)六月，又“買木修置京城四御門及諸甕城門，封筑團敵、馬面”。甕城、馬面、團敵，這些皆屬于邊城的防御設施，首次用于都城之上。至北宋末年，開封“新城每百步設馬面、戰(zhàn)棚，密置女頭，旦暮修整，望之聳然”，儼然成為了矗立在中原大地上的一座軍事城堡。（節(jié)選自《河南大學學報》，2010年第3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