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才剛剛過去兩個月，廈門個人破產制度實施即將滿三個月。作為一個備受關注的制度創新，廈門在吸取深圳經驗的基礎上，交出了怎樣的答卷？

根據廈門破產信息平臺披露的最新數據，2026年立案的11宗個人破產案件中，申請人主動撤回的數量已達4宗，撤回率高達36% 。換言之，每三個人申請個人破產，就有一人在立案后、受理前選擇“打退堂鼓”。

作為國內第二個實施個人破產立法的城市，廈門為何會出現如此高的撤回率？這究竟是制度設計使然，還是申請人的“知難而退”？今天，我們就從法律條文本身切入，來剖析這一現象背后的深層邏輯。

一、撤回申請的“法律窗口”與“沉默成本”

首先，我們要明確一個法律技術問題：為什么申請人能撤？

根據 《廈門經濟特區個人破產保護條例》第二十三條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前，申請人可以請求撤回申請。 ”

這意味著，從向法院提交材料立案，到法院最終裁定“是否受理”之間存在一個審查期（通常為30日）。在這段期間內，撤回申請是法律賦予申請人的一項程序性權利。

但權利的存在并不意味著濫用。該條例同時設置了限制條款：一旦法院裁定準許撤回，申請人無正當理由，不得在撤回之日起一年內再次申請同一債務人破產 。這說明，撤回并非兒戲，而是需要慎重考慮的決策，且伴隨著一年的“鎖定期”。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讓這些深陷債務泥潭的人在臨門一腳時選擇放棄？請繼續閱讀我下面的邏輯分析。

二、近四成撤回背后，是“法律門檻”的剛性要求

從人性的角度來說，申請個人破產，可能享有減免債務的機會，正常來說沒有人愿意主動撤回申請。高撤回率的核心原因，或許隱藏在廈門與深圳截然不同的立法定位中。

如果說深圳個人破產制度的核心是“全面探索”，那么廈門的核心則是對創業群體的 “定向保護”。

根據《廈門經濟特區個人破產保護條例》第二條的規定，申請人的基本門檻是在廈門“居住或者從事生產經營活動連續滿五年”。但這只是第一道關。真正導致高撤回率的，是隱藏在《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個人破產案件的工作指引（試行）》中的“隱形門檻”。

該工作指引第一條明確指出，當前的主體適用范圍主要為 “因生產經營負債” 的自然人，具體包括個體工商戶的經營者、合伙企業的合伙人、個人獨資企業的投資人，以及對法人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的個人。

這意味著，純粹的“消費負債者”在當前的廈門試點階段，并不在保護之列。

我想，這就解釋了為何會出現近四成的撤回。

筆者梳理發現，許多申請人在經過法院的初步審查或咨詢輔導后，才發現自己的債務性質與法律要求存在偏差。例如，在2025年廈門法院立案審查的一宗案件中，申請人吳先生雖有創業背景，但其負債起點源于早期的房貸、車貸，因無法證明負債主要用于公司生產經營，最終法院認為其不符合申請條件。

面對這樣的審查預期，與其等待法院下發“不予受理”的裁定書（這同樣會產生法律記錄），不少申請人選擇主動行使撤回權，體面離場，保留一年后再次嘗試的可能性。

三、申請人的“心理博弈”，對個人破產從期待轉向觀望

當然，法律門檻只是客觀原因，申請人的主觀心態變化同樣不可忽視。很多負債人對“破產即免債”存在誤解，這種想法是不對的。

在制度設立初期，部分債務人將個人破產簡單理解為“不用還錢了”。但是，在廈門“保護”與“防范”并舉的立法精神下，債務人需要經歷少則3年、多則5年的考察期，且家庭豁免財產有嚴格限制，高消費行為更是被嚴格限制。

當申請人意識到破產并非“無債一身輕”，而是需要面臨一場長達數年的財務“透明化”生活時，部分申請人可能會因畏懼嚴格的監督而選擇主動撤回。

此外，對自身“名譽成本”的考量可能也是負債人的考量之一，目前國內個人破產尚在探索階段，很多人可能會用有色眼鏡來看待破產申請人。

盡管社會倡導“寬容失敗”，但在人情社會和商業圈層中，個人破產信息作為公開信息，仍可能對個人的信譽和社會評價產生一定影響。部分申請人在立案后權衡利弊，寧愿繼續與債權人私下協商，也不愿留下“破產人”的法律記錄。

結語：高撤回率是制度成熟的標志？

36%的撤回率，乍看之下令人驚訝，甚至可能被解讀為“制度遇冷”。但從法律執行的角度看，這或許恰恰說明了廈門個人破產制度正在有效地發揮其 “識別”與“過濾” 功能。

通過設置“生產經營負債”的門檻，廈門精準地將資源傾斜給了那些真正創業失敗、需要東山再起的經營者，同時通過高撤回率，向市場傳遞了一個明確的信號：個人破產不是逃債的避風港，而是為“誠實而不幸”的經營者準備的救生筏。

對于那些撤回申請的債務人而言，法律并未關上大門。他們利用這一年的“鎖定期”重新整理財務狀況，或者嘗試通過自身的努力走出困境，或許正是個人破產制度希望看到的另一種“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