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參考歷史資料結合個人觀點進行撰寫，文末已標注相關文獻來源

（清朝 知縣）

清朝嘉慶九年，湖南武陵縣，當地發了一場大水。

洪水無情，毀田淹壩，糧食減產，百姓很不好過。

朝廷體恤，給武陵縣衙門撥了白銀四萬兩，用來賑濟百姓。

錢到了武陵知縣董如岡手里，董如岡沒著急發下去，他是琢磨盤算，這筆錢，到底是朝廷白給的，還是說借的。

白給的，在清朝叫散給，就是說這筆錢，不記賬，朝廷不會查，發完了就完事。

如果這筆錢是散給，那操作空間很大，朝廷發了白銀四萬兩，董如岡如果膽子大，他可以貪污掉一半甚至更多，然后把剩下的用來賑濟百姓也沒問題，反正這筆錢不受監管，沒人查。

借的錢，在清朝叫撥給，撥給就是說，這筆錢是走賬的，每一筆花到哪兒了，賑濟給誰了，都要簽字畫押，而且之所以說是借，就是說以后老百姓有錢了，是要把這筆錢還給朝廷的，朝廷也會隨時查賬，董如岡膽子多大，他也不敢貪。

當然這個事情的活動空間也很大，到底是散給還是撥給，也就是上頭湖南省一句話的事兒。

董如岡自然是希望這筆錢可以散給，那為了促成這個事情，董如岡就派出了自己的手下的一個小吏，叫做蔡升，叫蔡升幫自己辦這個事情。

蔡升很有本事，他到了省城之后，跑了很多的單位，拜見了很多的官員，他是四處送禮，四處打點，在多人幫助之下，終于把這筆錢變成了散給。

變成散給之后，董如岡就可以大膽貪污了，當然本案的重點不在于董如岡到底貪污了多少，而在于董如岡竟然會把這么重要，如此難辦的事情，交給他手下一個尋常小吏。

這說明什么？這說明這小吏啊，他就不尋常。

董如岡官居六品，按理說他是武陵縣的一把手，但其實他當時上任才不過一年多，他是人生地不熟，武陵縣的很多地方，很多單位，門朝哪兒開他都不知道，董如岡做知縣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他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有事找蔡升。

這不是董如岡個人能力有問題，清朝的州縣官員，大部分都是外地來的，屬于異地就職，而且干的時候都不會長，三五年，一兩年，反正很快就調走了，他們每到一個地方，有時候連當地人的方言都聽不懂，就更別說摸清當地的情況了，而且有時候就算是摸清了，也沒用了，因為也任滿了，該調走了，所以他們必須要任用這些出身本地的小吏。

這些小吏，往往是世代任職，父傳子，子傳孫，本地的情況那都是門兒清，而且他們有人脈，各衙門之間的小吏的關系盤根錯節，董如岡要到省城去，他區區知縣，誰他也不認識，他辦不成事兒，他只能讓關系更硬，背景更深的蔡升去辦。

（衙門 小吏）

這樣事情就很詭異了，知縣手握官印，但能辦事的鑰匙卻握在小吏手里，權力名義上屬于知縣，但其實權力已經被小吏給承包了。

另有一樁也是湖南省的案子，發生在湖南湘潭縣。

湘潭縣的知縣叫做陸豫，但是他馬上就要調走了，來接班的是新知縣周寧遠。

陸豫走的時候，他就找到周寧遠，說我在任的時候，湘潭縣衙門里的庫銀，我虧損了一些，你到任了，你記得幫我遮掩一下。

怎么虧損的？那不重要，貪污挪用都有可能，反正賬目上的錢少了。

想一下前任的爛賬，那跟我現任有甚關系？我憑什么幫你背鍋抗雷？

但是您別說，這個周寧遠，還真就把陸豫的虧損隱瞞了下來。

為什么？因為陸豫在官場上有后臺，他是湖南巡撫高杞的人，而周寧遠能接替陸豫做這個知縣，正是高杞安排的。

高杞為什么安排周寧遠做知縣？答案是陸豫推薦的。

也就是說，陸豫利用自己的后臺幫周寧遠謀求了職務，而周寧遠則用隱瞞虧損來回報了一波陸豫。

周寧遠干了幾年，他也離任了，新知縣叫王有年，王有年到了湘潭縣之后，他一看，這庫銀不對啊，兩任知縣在庫銀這塊都有爛賬，都沒處理，王有年沒有派系，沒有后臺，他可不想擔責任，趕緊把這個事情匯報給了上級長沙知府，長沙知府倒是有心管，但知府說，你這個事情啊，你得匯算清楚，有一個明確的賬目，你要拿出切實有力的證據才行。

王有年新官上任，這些東西他大略能懂，但細枝末節，具體工作，他也做不了，于是他就指派衙門里的兩個小吏來做。

耐人尋味的事情發生了，王有年前腳把活兒派給倆小吏，兩個小吏就都不約而同的生病了，所以工作進度很慢，倆人是一拖再拖，竟然直接就拖到了王有年離任。

您看，沒有小吏，王有年連這么個事情都做不成。

那小吏為什么不配合王有年？這些小吏干了有幾年了，陸豫，周寧遠都曾是他們的領導，他們相互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真要是細查，得罪人不說，保不齊自己就要被查進去。

哎，知縣是流動的，早晚要走的，但小吏是固定的，知縣是名義上的領導，但小吏才是實際上的話事人。

朝廷設置的這一套異地任職，流動任職制度的初衷是好的，是怕知縣在一個地方待長了，他培養自己的勢力，在地方弄自己的小朝廷，但這么做的副作用就是，大部分知縣到一地，他始終是一無所知的狀態的，他只能依靠小吏，甚至是依賴，依賴就意味著被架空，被架空就代表了權力的流失。

（清代縣衙 全圖）

我們再問，董如岡為什么貪污？陸豫為什么貪污？除了他們本身人品道德有問題，不遵守朝廷的法度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清朝知縣的俸祿是很低的，只有幾十兩，可作為一個地方官，官場要應酬，差旅要開銷，上下要打點，這都是要花錢的，要花錢，首先你得有錢，想有錢，首先你得掙錢，而知縣想要撈偏門，來點灰色收入，他還是要依靠小吏。

從乾隆晚期開始，清朝的貪污腐敗案件就層出不窮，貪官非常多，為什么？

因為皇帝的打擊并不嚴厲。

嘉慶四年，嘉慶還莫名其妙的出臺了一條新規，說官員貪污一千兩以上，只要查獲后能把這些贓款交出來，一律可以免死。

上文的陸豫，貪污都是數萬兩級別的，在銀子的購買力極強的清代，這種數額都是貪污大案，可最后被判的也不過是斬監候，相當于今天的死緩，而且只要他們交出贓款，大概率可以放出來。

清朝的制度上也存在嚴重的問題，后來這兩個案子是怎么查出來的？是因為湖南換了新的巡撫，是新巡撫查出來的，如果是高杞一直在任，這些知縣可能都不會有落馬的那一天。

整肅貪腐，不靠制度約束，而靠人事變動，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只要風頭過去，一切照舊。

文章開頭的那個董如岡倒是嘉慶皇帝親自判了死刑，但皇帝沒有意識到，光殺人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因為貪污不是說殺掉一個貪官就能儆效尤的，正如董如岡根本就不是一個人，他不過是大清官場上的一個節點，砍掉一個節點，鏈條還在，下一任知縣來了，他是不是也會貪？是不是也要靠蔡升？

有很多歷史研究者，認為嘉道中衰的主要原因就是貪，但作者竊有不同的意見，中衰的原因不是貪，而是散。

權力散落在小吏的手里，責任反而散落在幾年就換一批的官員手里，知縣想辦的事情，他自己辦不到，朝廷想救的災，也同樣是救不到百姓手里。

賑災，錢撥下去了，可誰能知道這錢到底怎么花了？想要追查虧空，那不好意思，查不下去，因為總有人在你不熟悉的領域還不配合你的工作。

皇帝說我很努力，平庸不是我的錯，皇帝天天批奏折，讀圣訓，殺貪官，皇帝累的夠嗆，但皇帝就是沒有辦法把那些散落在各地，各衙門，各小吏手里的權力，真正的收回到朝廷手里。

這兩個小小的案子，真正讓人細思極恐的地方在于，不是董如岡貪了多少錢，也不是陸豫挪了多少錢，而是，小吏蔡升，他憑什么就能幫助知縣辦這么大的事兒，而那些裝病的小吏，又怎么敢和新知縣抗衡叫板呢？

因為，他們手里掌握的也不僅僅是權力，還是這個王朝最有用的東西，不是官印，而是門道。

知縣換了又換，小吏紋絲不動，朝廷殺了又殺。

滄海桑田，斗轉星移，什么都會變，就是這門道，不變。

參考資料：

《清實錄》

《清史稿》

《嘉慶朝朱批奏折》

《嘉慶朝上諭檔》

吳佩林.清代地方檔案中的政治、法律與社會.中華書局:2021

宗承灝.清朝官場的灰色生存:小吏公然向高官索賄.全國新書目,2011

黃中科.清朝胥吏在州縣司法中的作用及規制研究.云南大學,2023

李喬.清代官場雜談之一:“清朝與胥吏共天下”.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