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面對如此確鑿、已發酵近兩周的指控，上海交通大學的官方態度，是徹底的沉默。這比抄襲本身更耐人尋味。
前文回顧：
“這一代的事”公號揭發上海交大博導江曉原抄襲，快兩周了。
江曉原不是普通教師，他是講席教授、知名學者，在科學史領域擁有廣泛影響力和龐大的學術資源網絡。這個丑聞，還是很有關注度。
但上海交大，好像修煉出了禪定功夫——不說話，不表態，不回應。
為什么？大學的“大”，有時是大爺的“大”嗎？
1
江教授2004年發表于《萬象》雜志的文章《別談這個好不好？》（后更名為《坦蕩的性，文化的性》，收錄于《性學五章》《人我書前》等多部文集）。
這篇作為《孤獨的性》中譯本導言的文章，多年來被視為江教授旁征博引、學貫中西的代表作之一。
但它明顯抄襲自哈佛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莎士比亞研究權威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2004年發表在《紐約書評》上的一篇書評，題為《Me, Myself, and I》。
將兩篇文章并置對比，一行行、一段段地用顏色標出，可以很清楚看出這一點。
江教授究竟抄了什么？
格林布拉特原文的核心，是通過分析文藝復興時期人們對“性”的觀念變遷，來評述一本學術著作。江文完全沿襲了這一主線，從對中世紀性觀念的回顧，到文藝復興時期的解放，再到現代社會的反思，論述結構如出一轍。
格林布拉特文中大量獨特的、帶有個人學術印記的具體分析，被江曉原幾乎逐字逐句地翻譯成中文，嵌入自己的文章。
以格林布拉特用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和戲劇為例，分析當時“自我”與“性”意識的覺醒。江文便將這整套分析，包括對具體詩行的引用和解讀，原封不動地搬過來，作為自己論證的支柱。仿佛這些對莎翁的洞見，是他自己燈下苦讀所得。
格林布拉特為了評書，補充了不少關于文藝復興時期劇院背景、社會風俗的冷知識。這些為了書評可讀性而添加的佐料，也被江文全盤吸納，變成了自己文章里顯示博學的干貨。
“這一代的事”公號指出，格林布拉特原文個別地方的表達存在生硬或理解上的細微偏差。而江曉原的“翻譯”連這些地方都忠實保留，導致他的中文版在某些段落也讀起來有些別扭。
這成了抄襲的鐵證——只有完全依賴原文、不加消化的人，才會犯這種錯誤。
初版約6295字的文章中，被認定抄襲的部分達5252字，比例約83%。即使后來修訂，抄襲比例仍高達約74%。
這意味著，這篇署名江曉原的導言，其核心價值與獨創性部分，幾乎完全不屬于他。
2
面對如此確鑿、已發酵近兩周的指控，上海交通大學的官方態度，是徹底的沉默。這比抄襲本身更耐人尋味。
在不少高校管理者看來，教授出丑聞，首先是家丑。第一時間切割或嚴肅處理，等于自毀招牌，影響招生、評估和雙一流建設。
最好的策略往往是冷處理，用時間換空間，等輿論自然冷卻？
沉默，在此刻成了一種縱容，一種心照不宣的共謀。
倘若類似事件發生在歐美知名高校，流程會清晰得多。
校方或學院會迅速成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過程雖保密，但通常會給出明確的調查時間表。
證據對質是關鍵環節。
一旦查實，處罰從公開譴責、撤銷文章、追回研究經費，到停職、解聘，直至在學術圈難以立足。
學術誠信是真正的高壓線。學校會果斷切割，以維護機構整體的學術聲譽。
反觀我們，讓人無話可說。
江曉原教授在事件曝光后，依然在媒體上開設專欄、發表見解，便是對這種畸形生態最生動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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