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為“全國最大催收公司”的永雄集團，目前正被刑事、民事、行業三重風暴交織裹挾，其命運走向，不僅關乎企業自身的終局，更折射出中國催收行業轉型期的深層矛盾，具有多重觀察與警示意義。

刑事：界定催收行業的法律邊界

2026年3月4日，永雄集團通過官方微信公眾號，向最高人民法院、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實名舉報安徽省四地法院的12名承辦法官，具體包括——

銅陵市法院：1名審判長、2名審判員；

馬鞍山市法院：1名審判長、2名審判員；

阜陽市界首市法院：1名審判長、2名審判員；

阜陽市潁州區法院：1名審判長、2名審判員。

永雄集團指控這些法官對其相關案件“久拖不判”，涉嫌違反法定審理期限。一次性舉報12名承辦法官的行為極為罕見，這一事件本身也成為永雄當前困局的生動注腳。

永雄集團曾在全國布局40家分支機構，巔峰期員工超萬人，業務覆蓋全國不良資產催收、信用風險管理等。其困局的爆發，源于合規性問題引發的司法介入——

2023年4~5月，安徽銅陵、馬鞍山、阜陽等地警方對永雄吉首、懷化、湘潭、邵陽4家分公司開展跨省執法。永雄方面發布《告全體員工書》稱，“4家分公司179名員工被安徽警方采取刑事強制措施”“共有3名員工因涉嫌尋釁滋事罪被批捕”。此后，永雄對外口徑為“有200多名員工被抓”。

永雄集團以“個別員工違規”為由辯解，但是，刑事事件直接導致永雄停業、業務停擺，成為后續經營收縮、債務累積的關鍵轉折點。

此后，涉案員工案件經兩次退回補充偵查、三次延長審查期限，2025年5~6月開庭審理后，截至2026年3月仍未作出判決。天眼查顯示，永雄旗下所有分支機構已全部注銷，實體經營網絡完全退出，僅保留主體公司存續。永雄方面提出，該案審理已過去23個月，遠超常規審限。

永雄集團刑事案的“久拖未決”，顯示了該案的復雜性。

按照永雄方面說法，之所以“久拖未決”，一個關鍵原因，在于四地法院在軟暴力認定、惡勢力組織判斷、罪名適用等重大問題上存在分歧。這也從側面顯示了案件審理的難度，折射出當前催收行業的法律模糊地帶：法律在合規催收與刑事犯罪的邊界認定上，面臨嚴峻考驗。

永雄集團認為，員工催收的是合法債務，不符合尋釁滋事罪構成要件，還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張軍院長“有無之疑從無、輕重之疑從輕”的講話及法學界權威意見，認為檢方指控存在法律適用爭議。

也正因存在復雜性與相關爭議，本次法院對永雄催收性質的最終認定也就更有價值，也必將產生重大社會及司法影響，彰顯示范意義。

民事：公司財產的清算式處置

等待刑事裁決的同時，2026年3月，永雄集團還面臨兩場關鍵民事訴訟——銀行與創始人的雙重追債，企業財產的終極爭奪已全面展開。

3月10日，長沙銀行金城支行起訴永雄集團。

此債務背景為，2024年1月4日永雄集團向長沙銀行借款4000萬元，期限12個月。永雄先后兩次申請展期，最終還款日延至2025年12月31日，但展期后仍未足額償還。至此，銀行啟動司法追償程序。涉訴金額（本金+利息+罰息+復利）合計3472.56萬元。該筆借款，以總部11層大樓、關聯公司9套公寓、創始人譚曼妻子周小芳名下高檔住宅抵押，譚曼夫婦承擔連帶保證責任。這意味著，若永雄無法償還債務，核心資產將面臨拍賣處置，譚曼夫婦的個人資產也可能被用于償債。

3月23日，創始人譚曼也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永雄集團償還1587萬元借款。

該借款主要用于2023年以來永雄對員工遣散、訴訟維權、善后處理等開支。由于永雄已耗盡公司現金流，該筆債務無法償還。

3月25日，永雄通過微信公眾號發布消息，稱“永雄大股東譚曼因永雄借款無力歸還，引發家庭不和即將離婚”。

如此個人信息的披露，意味著永雄在經歷了合規風險、業務停擺、現金流枯竭、債務違約和創始人自救之后，正在向破產清算靠近。

譚曼身兼創始人、大股東、公司債權人、銀行貸款連帶擔保人四重身份，再疊加離婚因素，令永雄的債務處置陷入法律、利益、執行等多重矛盾中。

從法律層面來看，譚曼起訴公司的行為，本質是個人資產保全的理性選擇：一方面，在企業可能進入破產程序前，通過司法判決確認1587萬元債權的合法性，為后續債權申報奠定基礎；另一方面，作為銀行貸款的連帶責任保證人，譚曼需承擔個人償債責任，確認債權有助于明確其自身的權利義務，減少后續損失。此外，離婚涉及夫妻共同財產分割，確認債權也能為財產分割中的權益界定提供法律依據。

根據相關法律規定，銀行債權中設有抵押擔保的部分屬于優先債權，未受抵押物價值覆蓋的部分則轉為普通債權，譚曼的1587萬元債權屬于普通債權。不過，作為公司創始人和大股東，譚曼債權的性質，需要進一步認證（若發生破產清償，不排除出現劣后于普通債權的可能）。

譚曼夫婦的連帶責任保證債務屬于夫妻共同債務，根據《民法典》相關規定，離婚協議中的債務分割約定不能對抗銀行這一善意債權人，即離婚無法實現債務隔離的目的。譚曼披露“即將離婚”的信息，其真實意圖可能更側重于通過離婚明確夫妻內部財產邊界、避免后續執行中個人財產與夫妻共同財產混同。

3月26日，即在發布“離婚”信息的次日，永雄又發布了“5500萬元血虧賤賣總部大樓還債”的消息——該大樓此前估值約7000萬元，后降至6000萬元，最終定為5500萬元，且附帶“懸賞中介”等促銷手段，凸顯出處置的緊迫性，本質是企業為快速回款、緩解債務壓力而采取的清算式資產處置行為。

行業：催收行業的分水嶺

永雄集團的崩塌，絕非單一企業的興衰，而是中國催收行業從“野蠻生長”向“合規出清”轉型的標志性事件，是監管、法律、技術、社會共識四重力量共振下的必然結果。

近年來，催收行業的監管體系持續完善，2025年《互聯網金融個人網絡消費信貸貸后催收風控指引》等國家級規范出臺，明確催收時段、頻次、話術、留痕、禁止行為，灰色空間被徹底封堵。

這一背景下，以“高壓施壓、軟暴力、爆通訊錄、冒充公檢法”為核心，靠高傭金、高周轉、高風險驅動的舊商業模式已被嚴格禁止，灰色生存空間大幅壓縮。

取而代之的，是以合規留痕、AI智能、司法調解、銀行自建團隊為核心的新商業模式：合規成為企業生存的底線，利潤來源轉向標準化流程、技術賦能、風險定價，而非灰色收益。

催收行業也從“邊緣灰色產業”回歸到金融貸后管理的專業服務屬性，其存在價值被重新錨定：合法、合規、高效、保護債務人權益。催收不再是“見不得光”的業務，而是信用體系的必要環節。

在這種背景下，催生行業的格局也產生了新的變化——

1.正規軍崛起

持牌AMC、銀行系催收部門、大型合規第三方機構、專業律師事務所成為市場主流。

2.頭部效應凸顯

合規體系建設、數據安全保障、全流程留痕等要求大幅提升了行業準入成本，中小違規機構失去生存空間，加速出清，頭部合規企業逐步承接市場份額，行業從“小散亂”走向規模化、合規化、科技化。

3.金融機構委托模式重構

永雄事件讓金融機構深刻意識到委外催收的合規風險，銀行、消金公司等從“外包依賴”轉向自建催收團隊、建立合作白名單制、嚴格準入與退出機制，形成銀行自建與專業第三方并存的格局。

4.技術賦能替代粗放人力

AI催收、智能外呼、司法調解等數字化技術逐步應用于催收全流程，在合規設計得當的前提下，其效率更高、投訴率更低、合規性更強，但復雜債務協商、外訪核實、個性化溝通等場景仍需人工介入，二者形成互補格局，推動行業進入技術驅動時代。

永雄集團的困局，并非簡單的經營失敗，而是原有粗放增長模式與新時代監管、法律、社會倫理要求劇烈沖突的必然結果。從刑事層面的法律邊界爭議，到民事層面的財產終極處置，再到行業層面的格局重構，永雄事件如一面鏡子，既照出了催收行業過去的野蠻與混亂，也清晰指明了未來合規、專業、科技化的發展方向。

值班編委：蘇志勇

編輯：韓澗明

審讀：戴士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