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1958年，著名作家汪曾祺被劃為“右派”，下放到張家口的農業研究所勞動，直到1960年10月才摘帽。1962年1月，汪曾祺被調回北京，在北京京劇團（今北京京劇院）任編劇直至離休，他就是在這里結識了江青。今天帝哥就來說說汪曾祺和江青之間的故事。
汪曾祺
1963年，江青看過滬劇《蘆蕩火種》后，決定將其改編為京劇，她把改編劇本的任務交給了北京京劇團，劇團又將這一任務交給了汪曾祺。汪曾祺的文學才華在改編工作中很快顯現，并受到了江青的欣賞。有一次，汪曾祺寫了一段新唱詞，江青看后親自給他打電話說：“這段唱詞寫得挺好，但不太合適，就不要用了。”
1964年，汪曾祺等人根據《蘆蕩火種》改編的同名京劇，由北京京劇團公開演出。毛澤東看了演出后，提出了要強調“武裝斗爭”的修改意見，此劇的劇名便被改為《沙家浜》。
汪曾祺后來回憶，江青也為《沙家浜》的修改做了很多工作，這是因為她對京劇比較內行，對唱詞好壞有鑒別力，有些話能說到點子上。“智斗”的那場戲，原來只是阿慶嫂和刁德一對攻，把胡司令丟在了一邊，江青說這不行，要把胡司令拉進來，展開3個人的心理活動，這樣就成了3個人的對唱。這樣一改，“智斗”就成為了一個非常著名的折子戲，流傳很廣，至今仍受觀眾歡迎。
智斗
盡管江青很常識汪曾祺的才華，但當她得知汪曾祺的“右派”身份后，馬上作出批示：“此人控制使用。”汪曾祺聽說了這句話后，頓時“汗如雨下，不說話，臉都白了”，他后來對劇團黨委書記薛恩厚傷感地說：“我現在的地位不能再多說了，我是控制使用。”
盡管被“控制使用”，但1966年“運動”爆發后，汪曾祺確實因為江青的關系，享受了一些特殊待遇。
1970年5月19日晚上10點半，江青的秘書突然打電話通知汪曾祺，讓他第二天上天安門參加“五二〇”群眾大會。當時汪曾祺正在為《紅旗》雜志趕寫關于《沙家浜》的文章，他向京劇團的軍代表田廣文請示：“那文章怎么辦？能不能叫楊毓珉去？”
汪曾祺
田廣文回答說：“什么事先都放下，這件事別人怎么能代替？”
第二天，汪曾祺登上天安門城樓西側，在幾百人的出席名單中，他是唯一的文人。
江青對汪曾祺的生活也有關照，她曾送給汪曾祺一套珍貴的《毛澤東選集》，并在第一卷扉頁親筆題寫“贈汪曾祺同志，江青”。這套《毛選》各卷都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其中第一卷僅印2000冊，市面上極為罕見。
汪曾祺后來回憶說：“我對于許多人刻骨仇恨江青沒看到，也沒感受到。我一直感念她的好處，她一到節骨眼上，就想起我，我就給她拼命干。有的同志說我是‘御用文人’，這是很丑惡的稱號，但這是事實。”汪曾祺還表示：他是唯一一個可以在江青面前蹺二郎腿和抽煙的人。
江青
“四人幫”垮臺后，汪曾祺心情很好，他積極寫標語、大字報，散發自己寫的揭露批判“四人幫”的詞曲。但沒過多久，汪曾祺就因他與江青的關系受到審查，不少人懷疑他投靠了江青，是“四人幫”的“第二套班底”。汪曾祺被審查期間，寫了十幾萬字的交代材料，那套江青贈送給他的《毛選》，也被他燒掉了。
1977年5月6日，汪曾祺在檢查材料《我和江青、于會泳的關系》中，這樣描述自己的復雜心態：
她“解放”了我，我當時是很感恩的，我的這種感恩思想延續了很長時間。我對江青……突出地感覺她思想破碎，缺乏邏輯，有時簡直語無倫次，再就是非常喜歡吹噓自己。這個人喜怒無常，隨時可以翻臉，這一點我深有感受的。因此相當長一個時期，我對她既是感恩戴德，又是誠惶誠恐。
汪曾祺
汪曾祺經歷了兩年審查，最終不了了之。1980年，汪曾祺重新開始文學創作，他晚年的作品頗豐，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
《沙家浜》的導演、北京京劇團負責人肖甲多年后回憶起江青和汪曾祺的關系時，感嘆道：“誰都得按當時的氣氛生活，江青是那個地位，我們都得尊重她……上天安門，當時江青確實是想拉汪曾祺一把，汪曾祺覺得意外，但沒有拍馬屁，而是老老實實寫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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