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事人面臨刑事危機，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他們作為理性人會根據利弊選擇來決定是否配合調查、是否做出對自己、對他人不利的供述。

? “對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來說，無論對手的行動可能是什么，最佳策略是簡單地背叛。”——楊懋、祁守成：《囚徒困境：從單次博弈到重復博弈》

從當事人個人角度看，每個當事人都選擇坦白從寬，獲得認罪認罰、從寬處理結果，是個人最佳抉擇。但個人基于理性考量下的最佳抉擇，卻可能是整個犯罪團伙的最糟糕抉擇。每個當事人都選擇背叛隊友，作出對自己和對其他人不利的供述，則辦案機關就可以通過他們的供述準確查明全部事實、搜集證據材料，導致所有人都難逃應有的罪責。

相反，如果他們每個當事人都不理性，都選擇拒絕合作、拒絕背叛隊友、拒絕作出對自己和對他人不利的供述，則可能最終犯罪事實無法查清，所有人都得到最輕微的處理結果，對于整個犯罪團伙而言，這無疑是最佳抉擇。

在刑事危機下，個人利益和團隊利益不一致，個人最佳抉擇和團隊最佳抉擇不一致，這種現象可以被稱之為囚徒困境。

一、囚徒困境的理論模型

囚徒困境的典型模型大致如下：

犯罪團伙的兩個成員被抓獲歸案，每個成員都被單獨羈押，不能互相通氣和交換信息。警察承認他們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這兩個人對主要的指控負有罪責，他們打算以較輕的罪名判處二人各1年監禁。

與此同時，警方許諾每個囚犯：如果他作出不利于同伙的證供，那么他將被釋放，而他的同伙將被判處3年監禁。但兩個犯罪嫌疑人都作出不利于對方的證供，那么這二人都將被判處兩年監禁。

兩個犯罪嫌疑人都允許有一段時間仔細掂量自己該怎么辦，但在做出不可改變的決定前，他們不能知道對方的決定。同時，兩個犯罪嫌疑人也都被告知，另一個犯罪嫌疑人也有同樣的待遇。

因此，每個犯罪嫌疑人只關心自己的福利——使自己服刑的時間最短。

B拒絕與警方合作

B作出對A不利的證供

A拒絕與警方合作

A1年，B1年

A3年，B0年

A作出對B不利的證供

A0年，B3年

A2年，B2年

兩個犯罪嫌疑人可以這樣推理：

“假如我做出不利于對方的證供，而對方卻沒有，那么我可以逍遙法外（不必受1年的囹圄之災）。假如我做出不利于對方的證供，對方也這樣做了，那么我將坐兩年牢（而不是3年）。在這兩種情況下，不管我那朋友怎么做，我做出不利于對方的證供都是有利的，都會少坐1年牢。”

麻煩在于，另一個犯罪嫌疑人可能正要做出完全相同的結論。如果雙方都是理性的，那么雙方都要做出不利于對方的證供，這樣雙方都要坐兩年牢。但只要雙方都拒絕做出對對方不利的證供，每個人都只坐1年牢。

因此，犯罪嫌疑人都認為作出了最理性的選擇，實際上卻不是對兩個人利益最大化的選擇。

? “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不會產生合作解，因為背信使博弈雙方之間形成了一個納什均衡。然而，倘若博弈是重復的，博弈雙方就可能采取一種簡單的‘一報還一報’戰略（以合作求合作，以背信還背信），從而產生了合作解。”——[美]弗朗西斯·福山

在囚徒困境下，只有重復的博弈，雙方才會“一報還一報”，在前一次的刑事危機中，對方保護了他，在這一次刑事危機中，自己也可能為報恩保護對方，這才有了囚徒困境下囚徒的合作可能。

然而，對絕大多數當事人、絕大多數案件而言，兩人同處在同一個刑事危機中，都會是唯一的一次。因此，在這不會重復的刑事危機處理中，當事人都傾向于認為背信、配合辦案機關，作出對對方不利的陳述才是對自己最好的決策。只要雙方存在利益沖突，就容易產生不信任，雙方合作的可能性就急劇下降。

? “博弈理論中正規的‘囚徒困境’模式，預示了一種非合作的平衡態——在不存在強制性管制的威脅時發生的，它從理性最大化的角度強調個體自主的絕對性。”——[西]雅森特·佛丹納

? “囚徒的困境不只是一個故事，它是一個精確的數學結構，也是現實生活中的一個問題。”——[美]威廉·龐德斯通

真實的司法實踐中，囚徒困境理論也被廣泛運用。

例如，共同犯罪的審訊問題。辦案人員往往會選擇分化瓦解策略，逐一突破同案人的心理防線，獲得認罪口供，查明案件事實。

又如，行賄人和受賄人的審訊問題。不少賄賂案件在案發前，受賄人意識到可能被調查，風聲比較緊，因而與行賄人進行充分溝通，形成攻守同盟。然而，大量司法實踐證明，這種攻守同盟在當事人面對審訊時的利弊選擇考量中，往往不堪一擊。辦案機關略施小計，就可以快速瓦解攻守同盟。

我們在影視劇中也經常可以看到對犯罪嫌疑人審訊、突破其口供的方式，類似于：

• “提醒你一句，你主動交代和我們查實后你再承認，性質完全不同。”

• “今天我像這樣給你提問，就是想給你機會和自尊，有些事情，如果一定要從我嘴里說出來的話，恐怕，你連回答的機會都沒有了。”

類似審訊手法，就是囚徒困境理論的實踐運用。只是，與囚徒困境的理論模型相比，司法實踐中囚徒困境下各方決策產生的對應結果與理論模型下各方決策產生的對應結果并不相同。當事人在具體案件中的抉擇具有更多的可能性，所產生的效果并非如理論模型中的效果一致。

主要原因在于：理論模型中，警察除了是偵查人員，還扮演了裁判者的角色，有決定對兩名犯罪嫌疑人根據他們的表現作出裁決的權力。但在真實的司法實踐中，警察主要是偵查人員，其雖然對于是否構成犯罪的案件有自由裁量權，但一旦達到犯罪標準，他們幾乎沒有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權力，更沒有量刑權力。

其一，單方配合，案件處理的無罪、罪輕結果是可能性而不是確定性。

當事人配合調查，作出對其他同案人不利的供述，而同案人拒不配合調查時，司法實踐中不一定會讓當事人獲得無罪的結果，獲得無罪只是一種可能性而不是確定性。

在理論模型中，只要當事人作出對同案人不利的供述，而同案拒不配合調查時，當事人可以得到無罪的確定結果。但司法實踐中，很多案件中當事人可能沒有獲得理論模型中的辦案人員對其從寬處理甚至無罪的有效承諾。如果承諾有效，實際上也不一定經得起法律評判。

當事人配合調查，作出對其他同案人不利的供述，還需要進一步了解他對自己的犯罪行為有沒有進行有效辯解。在大部分案件中，當事人自己的辯解是影響案件裁判結果的重要因素，一味配合調查，指證同案人，忽視自身罪與非罪、罪責大小的有效辯解，不一定會如理論模型中獲得較輕的裁判結果。

在《破冰行動》電視劇中：

緝毒警察蔡永強和李飛抓了兩個毒販，對他們進行審訊時，就充分運用囚徒困境理論。蔡永強沒有馬上安排審訊，而是把兩個人晾在審訊室一整晚，等到他們開始頻繁打哈欠，狀態最疲憊時，才開始審訊。

毒販大蝦坐過牢，有審訊經驗，屬于多次“進宮”的老油條，毒販麻子則顯然沒有應對審訊經驗。蔡永強對兩人說誰積極合作爆出大料就能得到寬大處理，并使用一枚硬幣說“只有一個名額，要不要來賭一把，字還是花？”然后麻子忍不住開口下注了“花”，而出來的結果卻是字，麻子賭輸了。

蔡永強拋下他帶走大蝦，讓麻子以為唯一寬大處理的機會只給了大蝦。后蔡永強和李飛偽造了大蝦的口供，讓麻子誤以為大蝦已經招供，沒有麻子什么事了，讓麻子徹底崩潰，然后麻子跪求給他招供的機會，他要爆大料，請求從寬處罰。

蔡永強和李飛成功突破麻子的心理防線，審訊獲得成功。實際上，該案偵查人員只是利用囚徒困境作為審訊手段，而不是作為案件裁判的手段，利用該手段獲得麻子的供述，警方可以迅速破案，然后充其量給予麻子認定坦白情節，僅此而已。警方的工作主要是破案，而不是定罪量刑。

其二，單方拒絕配合，拒絕配合的不一定會被嚴懲。

當事人配合調查，指證同案人，不是對同案人定罪量刑的充分證據。當事人選擇自己認罪，同時指證同案人的罪責。此時可以確定的是當事人自己構成犯罪，但同案人是否構成犯罪是不確定的，同案人的犯罪事實是否清楚、證據是否確實充分，需要進行重新審查判斷。

即便同案人配合調查作出對其不利的證詞，也不必然導致當事人面臨較重的罪責。最終同案人之間罪責大小，還需要取決于具體犯罪行為中各同案人的作用大小、罪責大小，以及有無立功、自首、退賠、從犯等從輕、減輕處罰情節。不會如囚徒困境模型中，只有一方拒不配合調查時，拒不配合調查的一方將面臨嚴懲的結果。

其三，同案人都拒絕配合，結果不一定是都罪輕，也可能是都無罪。

同案人之間選擇合作、拒不交代，形成攻守同盟，則其案件處理最好的結果并不是囚徒困境模型中的判處輕罪處理，最好的案件處理結果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而無罪，同案人都難以被追究刑事責任，僥幸逃脫法律制裁。

而在囚徒困境的模型中，兩人都拒不配合辦案機關時，依然判處罪名成立，判處較輕刑罰的結果。

其四，雙方都配合調查，既可能從寬處理，也可能加重處理。

在囚徒困境的理論模型中，雙方都配合調查，都做出對對方不利的證供，兩人都得到折中的裁判結果。

但司法實踐中，如果雙方都配合調查，都竭盡全力作出對對方不利的證供，可能導致共同犯罪的犯罪事實、犯罪金額、罪名數量、犯罪情節等增加或者加重，雖然他們本來就“罪有應得”，但他們雙方都配合調查，是辦案機關挖掘更多犯罪事實、犯罪金額、犯罪數量以及更嚴重犯罪情節的重要條件。

相比之下，雙方都配合獲得的從寬處理情節，對案件裁判結果的影響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