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形形色色的悍匪當中，伍勇是一個極其特殊的存在。論兇殘，他遠不如張君、白寶山等人手法專業；論團伙規模，他更是小巫見大巫。

他之所以成為犯罪心理學中繞不開的案例，是因為他在作案時那一身令人匪夷所思的裝扮——臂戴“紅領巾監督崗”袖標，身著老式軍裝，頭戴鋼盔，這副幾乎像從舞臺劇里走出來的行頭，讓他在監控錄像里顯得既滑稽又令人后背發涼。

他是極少數在犯罪時試圖通過視覺符號來構建“正義感”的罪犯，這種極致的荒誕感，恰恰成為了他內心深處精神扭曲的一面鏡子。

伍勇的人生軌跡呈現出的是一種極具欺騙性的倒V字形。

1978年，他出生于四川宜賓趙場鎮橋咀村一個極度貧困的農家，家中只有四間破爛的土瓦房。

他有三個姐姐，全家的生計全靠母親一人維持，十歲那年父母離異，家庭的變故讓他的性格陡然發生變化，開始變得孤僻叛逆、到處惹事，屢次逃學撒野，最終竟沒有學校愿意收他，先后轉了三次學。

母親羅文秀在家務農之余到城里打工洗碗做飯，含辛茹苦地拉扯三個孩子，多次苦口婆心勸他：家里太窮了，只有讀書才能改變命運，才能養活自己，將來娶妻生子。

五年級那年，他輟學休養了整整半年，無所事事的日子反而讓他渴望重返校園，他在日記中寫道：“停學一期，知其之苦”，這次休學成了他“一生中大的一次轉變”。

此后他像是變了一個人，開始瘋狂讀書，成績一路飆升，六年級以后拿第一名已是家常便飯。他癡迷于爺爺留下的那些紅色著作，整日沉浸在《毛澤東選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等文字之中，靈魂被那些宏偉的理想深深吸引。

1995年，尚在讀初二的伍勇在日記《我一生的打算》中寫下了至今讀來仍令人五味雜陳的誓言：“我發誓，我絕不能因金錢扭曲我的靈魂。我要成為一名閃光的共產主義者，不愧于做一個真正的人而讀書。”

他用毛筆在自家破舊不堪的墻上寫下了自己的理想：“為人類的共同幸福而奮斗”。

這位老師口中“本分、學習認真、內向”的中考狀元，在日記中還曾寫道：“我想走遍世界各地，了解人們的貧與裕、悲與歡，記下自己的人生觀”。

他并非生而為惡，他曾是書齋里的堂吉訶德，只是后來他把風車當成了現實，把殺戮當成了沖鋒。

1996年9月，18歲的伍勇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宜賓四中，高中時期，書本中那個宏大世界的理想與農村貧寒生活所帶來的窘迫形成了劇烈反差。

母親每月只有250元的收入，要從中拿出200元供他上學，自己省吃儉用，每周還要做一個肉菜端到學校給他吃。

貧窮讓他自卑抬不起頭，變得極其敏感，總覺得同學會含沙射影自己的出身和家庭，內心充滿了孤獨與無助。

在此期間，他曾寫過《目睹四中之怪現狀》，憤怒地批駁學校收取補課費和教育制度的功利化。

就這樣，他所接觸的現實與他心中理想世界的巨大落差，讓他的精神世界開始崩潰，“各種主義各種思想各種人生觀各種價值觀同時充斥在我心中，不知取舍，不知何從，仿佛失去了信仰，沒有了精神支柱……”他在自述中這樣寫道。

他開始覺得虛無，一度想皈依佛門，又覺得死才是解脫，翻遍書籍尋找自殺的方式，甚至給老師寫信直接詢問“怎樣才能快速地結束人的生命”。

得知同班同學唐正方被診斷出精神病時，他甚至羨慕地說：“我羨慕他，我也想成為一個瘋子”。

在這種巨大的精神痛苦下，1999年，他放棄了高考。做過半年小生意之后，靠著父親僅有的一點人脈，他入伍當了兵。

在他的認知里，軍隊本應是神圣的熔爐，但他很快便對部隊中的所謂“形式主義、老兵欺負新兵、幫派斗爭”表現出了強烈的不滿。

他在給母親的第一封信中寫道“一切都破滅了”。

他言辭激烈地給部隊首長寫信，號稱要把許多軍官“送上軍事法庭”，并自稱“我有你們犯罪的證據”。

可想而知，他的理想在現實面前一敗涂地，但這樣的慘敗沒有讓他變得平和，反而激發了他偏執且極度自戀的反社會人格。

2000年5月，他哄騙戰友郭小明與自己一起逃離部隊。

二人行至河北省永年縣一處蘋果園時，僅僅因為郭小明在閑聊中說了一句不入耳的玩笑話，他便在暴怒之下仗著自己身高體壯，先用木棒擊打郭小明的頭部，又持刀向郭小明的頸部、胸部、上腹部一陣亂刺，致使未滿22歲的郭小明當場死亡，留下了一樁數年未破的惡性懸案。

此后，他徹底撕下了偽裝。

2001年10月16日下午，伍勇伙同陳澤奎、曾科等人，在宜賓市翠屏區上北街民航售票處樓前守候，當正源藥業公司出納員文永祥攜款經過時，伍勇突然用木棒猛擊其頭部，文永祥的頭頓時鮮血如涌倒在地上，11余萬元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搶。

更令人發指的是，2002年7月，伍勇提出民間有“以死替生”的說法，認為可以通過殺人來治病，與患有精神疾病的高中同學唐正方共謀，于次月10日下午在翠屏區南岸街道龍灣村，見12歲男童羅某和10歲女童在鐵路邊玩耍，伍勇走到男孩身后用木棒擊打其頭部，唐正方隨即持火藥槍開槍擊中男孩后背，致其當場死亡。

至此，伍勇以殘酷的鮮血證明了，一個理想主義者一旦在現實中絕望，他所迸發出的惡毒往往比純粹的亡命之徒更加駭人。

真正讓伍勇走向瘋狂的，是2003年他精心策劃的一系列襲擊行動，他之所以把哨兵作為攻擊目標，是為了借此制造影響，引起關注。

2003年9月11日下午1時許，伍勇攜11支自制火藥槍——9長2短，長槍每三支一捆——以及10枚自制炸彈和幾瓶汽油，來到宜賓市衛星觀測站門前。

此前，他已多次來到這里，在佯裝看書時摸清了執勤狀況、哨兵是否攜帶槍支以及撤退路線。

他戴好藍色帽子，將隨身聽耳機塞進耳朵，拿出兩捆長槍，一捆掛在胸前用衣服遮好，一捆持在手中用塑料袋擋住槍口。

門內兩名哨兵在站崗，邊上大字警示著“哨兵神圣不可侵犯”。他走到左邊哨兵前，拿開塑料袋，抬手開槍。原計劃中槍口是對準頭部的，但在扣扳機的瞬間，他想起村里有個鄰居被鳥槍打中腹部后來沒事，槍口便下移打中了哨兵的腹部。

受傷哨兵掉頭跑向營區，伍勇又向另一名哨兵射擊未中，隨即逃離。

幾小時后，換裝的伍勇竟再次回到營區門前，看看沒事，才轉身離開。

之后，他很快發現，除了觀測站附近，大部分宜賓人并不知道這件事，不到一個月后，他在日記中稱欲再度出擊。

2003年10月2日上午，他攜火藥槍數把、自制雷管、火藥等至宜賓市人民政府門外守候，近距離射擊執勤保安楊某某后逃離現場，制造了另一起震驚當地的襲擊案。

他把每一處犯罪現場都當成了自己的舞臺，把每一次扣動扳機都當成了宣告存在的獨白，然而他演得越是投入，臺下越是空無一人。

這種不被關注的“寂寞”，催化了他在2008年那個驚世駭俗的舉動。

在拾荒期間，他以30元每月的價格在火車站附近租了一間房屋，結識多位流浪拾荒者，并以化名邀約他們搶劫收費站點。

在多次踩點摸準收費站交接款時間并設計好路線后，2008年11月11日17時20分許，伍勇和張自順換上了舊式武警制服、鋼盔、墨鏡、手套等偽裝，攜十余支裝彈火藥槍、假左輪槍、匕首等武器，沖進內宜高速公路宜賓北站實施搶劫，兩人各鳴兩槍威脅現場人員，5分鐘后搶得現金1.6萬元迅速逃離。

監控錄像清晰地拍下了這一幕：伍勇頭戴綠色鋼盔、眼戴墨鏡、手戴白色手套，手持兩支捆綁在一起的火藥槍，身穿老式軍服，臂箍“紅領巾監督崗”袖標，來回竄入幾個收費亭內，從保險柜里拿錢。

據伍勇事后交代，他之所以每次作案都換同伙，是因為“我物色的‘伙伴’都是一些無業或流浪人員，因為這些人文化少、頭腦簡單，也很需要錢，只要多向他們灌輸一些‘找錢門路’，他們就很容易聽我的”，“換人主要是考慮多次作案容易暴露目標。每個‘伙伴’都不知道我的真實姓名，和張自順搶北站時我就化名‘張紅斌’，干完后各奔東西，即使案發警察也不容易找到我”。

2009年2月23日16時28分，伍勇再次出現，這次他帶了兩個人，身穿同樣的行頭，渾身掛滿詭異又零碎的小裝飾，兩個同伙戴大蓋帽、穿類似交警那種閃亮的橘色馬甲。

這些服裝款式都是伍勇自己精心設計的。

三人手持火藥槍、砍刀打碎玻窗破門而入，控制收費站工作人員，在3分鐘時間內搶劫49800多元現金后迅速逃離。

他依然毫無顧忌地對天放槍，依然知道攝像頭的位置，依然對著監控攝像頭喊了幾句，再次主動認領哨兵案。

他到場時先沉穩地告訴收費人員“不要害怕”，臨走時還對著攝像頭喊話：“襲擊政府保安和哨兵也是我做的。”

他搶劫的不僅是金錢，更是世人的眼球；他殺害的不僅是肉體，更是自己曾經那個純潔的理想。

案發后，宜賓市公安機關抽調100多名干警組成專案組，懸賞10萬元向社會各界征集破案線索。

經過深入偵查，專案組認定“2·23”持槍搶劫案與2003年的“9·11”槍擊衛星觀測站哨兵、“10·2”襲擊市政府保安以及2008年的“11·11”持槍搶劫北站案件系同一伙人所為，決定對4起案件進行并案偵查。

讓人吃驚的是，即使在被通緝期間，伍勇也多次喬裝出行“踩點”下一個犯罪目標，甚至還拿著警方的懸賞通告仔細研究，研究“對手”究竟對自己了解多少。

為了躲避警方通緝，他還在南岸佛現山、城區真武后山準備好了多個隱蔽的藏身山洞，常常一呆就是一兩個月，買幾十、百把斤大米放在洞里，餓了就到附近挖點土豆蘿卜混在米里煮熟，撒上點鹽就吃了。

緝捕期間，伍勇的視頻截圖被發放到所有監獄讓在押人員指認，終于落到了正在服無期徒刑的陳澤奎手中——陳澤奎是伍勇2001年搶劫案的“同伙”，他一眼認出了伍勇。

2009年3月24日，宜賓公安機關確定了系列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伍勇的身份，隨即組織優勢警力開展全方位緝捕工作。

3月28日上午10時，專案組民警在宜賓縣安邊鎮大溪口設卡盤查時，成功將伍勇抓獲。

當時，伍勇正在糾集他人準備搶劫云南省水麻高速公路收費站，他的這一計劃隨著自己的落網而“胎死腹中”，其同案人員張志順、魏華松、田云濤等人也相繼在上海、宜賓等地落網。

在落網后的審訊中，警方在伍勇的藏匿處發現了他大量的日記、信件、自述、心意書、遺囑、訣別書甚至寫給自己的悼詞。

這個喜歡記錄、偶爾寫詩的年輕人，保留下了從初中至今的全部文字，字里行間勾勒出了一部從理想者到犯罪者的完整心路史。

在警方的審訊筆錄中，伍勇詳細交代了每一樁案件的動機和手法。

對于襲擊目的，他毫不掩飾：“我人生的目的，就是制造并擴大影響，引起人們對我的關注。”

被捕后，他甚至一度希望認領“重慶哨兵案”，后經相關部門調查發現，伍勇所述與警方掌握的重慶哨兵案犯罪細節不符，故被證偽。

在法庭上，伍勇將這種“表演型人格”發揮到了極致。

面對審判長，他不僅毫無悔意，甚至多次進行瘋狂挑釁。

在一審中，他公然對法官說“我要求判我死刑”，并用極其專業的口吻與公訴人辯論槍支的性能和火藥威力，仿佛他不是站在被告席上受審，而是站在某個學術講臺上演講。

庭審時，他多用普通話發言，聲音很大，顯得條理清晰，進門后甚至朝坐在旁聽席上的父母、女友等親屬揮了揮手，臉上還帶著微笑。

二審中，伍勇提出了“三大自辯”否認殺人：戰友郭某被殺不是他所為；12歲男童羅某是唐正方所殺；槍擊哨兵和襲擊市政府只是想傷人引起關注。

對于哨兵案，他辯稱“不是想殺人，只是想傷害”，說自己帶了12支槍，“當時站在離哨兵一米以內，能對他的頭部胸部開槍，但只打了右腹部”。

對于12歲男童案，他堅稱“唐正方殺小孩是他的個人所為，不是事先共謀”。公訴人當即反駁他的說法，據在場女童證言，小強倒地后，伍勇不但沒有救助，還俯身在死者耳邊說了句話，所有客觀證據均證明伍勇系故意殺人。

他的辯護律師羅和輝認為他在搶劫時說的“不要害怕”是在安撫工作人員，檢方則認定是變相的威脅。

更有意味的是，伍勇一審被判死刑后，在獄中寫下了一段沉痛的懺悔：“如果現在依然按照‘希望的角色’把我塑造成瘋狂的魔鬼，只會帶來更多的瘋狂，我希望自己曾經希望的角色永遠不要成為現實。”

他還向法官申訴，告發自己的陳澤奎其實是被冤枉的人，然后回頭對母親說“你們保重身體”就快速離開了。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犯罪心理學研究中心主任羅大華對伍勇進行了深入剖析。

羅大華認為，伍勇屬偏執型人格，在一知半解的錯誤認知下去觀察現實社會，產生了不滿、敵對、反社會的情感，繼而出現了極端的犯罪行為。

從心理學角度看，伍勇身上交織著多重人格障礙：他有典型的偏執型人格特征，對現實持扭曲認知，堅信自己看透了世界的虛偽，卻不知道自己的認知本身就是最大的偏見；他有明顯的表演型人格特征，將每一次犯罪都當成面向公眾的演出，那身紅領巾和軍裝便是他最得意的戲服；他還有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的典型表現，對他人生命毫無共情能力，將殺戮視為達成目的的工具。

此外，他還表現出極度自戀的心理特征——他要的不是錢，而是被看見；他要的不是毀滅，而是被記住。

然而諷刺的是，他越想被看見，就越讓自己淪為世人眼中的笑柄；他越想成為英雄，就越讓自己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他日記中的自白“如果現在依然按照‘希望的角色’把我塑造成瘋狂的魔鬼，只會帶來更多的瘋狂”恰恰揭示了他最深層的心理困境——他始終沒有意識到，那個“希望的角色”從一開始就不存在，他所謂的“理想”不過是一面照妖鏡，照出的只有他日益扭曲的靈魂。

他就像是一個走火入魔的演員，用紅領巾遮掩內心的怯懦，用鋼盔偽裝思維的貧瘠，用暴力來填補理想與現實的巨大鴻溝。

2009年11月24日，宜賓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持槍搶劫、殺人等罪數罪并罰判處伍勇死刑。

伍勇不服，提起上訴。

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維持原判，并報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最高人民法院復核認為，伍勇單獨或糾集他人，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致二人死亡，一人重傷，并持槍、械多次搶劫，搶劫數額巨大，伍勇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其犯罪性質惡劣，情節、后果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極大，故裁定核準了對伍勇的死刑判決。

2011年10月21日，這個曾戴著紅領巾、夢想成為“閃光的共產主義者”的窮兇極惡之徒，在四川省宜賓市被執行死刑。

伍勇的悲劇在于，他把一個崇高的符號綁在了罪惡的槍口上，這不僅褻瀆了那抹紅色，更毀滅了他自己作為人的一切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