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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意大利攝影師老安(Andrea Cavazzuti)的攝影集《稍息:1981—1984 年的中國》首度面世,向我們展示了一段淳樸的歲月:人們尚未擁有手機或網(wǎng)絡(luò),萬物緩慢而寧靜。
上世紀(jì)八十年代,初來中國的老安騎著自行車漫游在大街上,記錄下 20 多個城市的日常風(fēng)景。照片里的人們在街頭漫步、發(fā)呆,或只是幸福地坐著。透過他的鏡頭,觀看者并不會感受到對“外國”的凝視,反而能讀出一種親切與懷念。這目光打動著陳丹青,也困擾著他:“為什么動人的中國影像多數(shù)是西洋人拍攝的?而當(dāng)老安看著中國的百姓,他的目光為什么就像看著他的同村、同鄉(xiāng)、同胞?”
而幾十年過去,這些照片對于在北京生活了四十多年的老安,以及深深嵌入當(dāng)下的中國的我們來說,也是一段前史的證明。
在斷貨許久后,老安的經(jīng)典攝影集終于迎來了又一次加印,我們再次與讀者分享陳丹青為其撰寫的序言。在這些平淡而幾乎“乏味到令人心痛”的景別里,你會發(fā)現(xiàn),原來我們的前輩們曾經(jīng)那樣真摯地生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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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與心事
撰文:陳丹青
攝影:老安
你有過瞢忪發(fā)呆的時刻嗎——忽然憶及很久前的一幕,陷入深深的、長久的發(fā)呆,沒有思緒,不帶情感,只是呆呆“看見”了自己的記憶——這時刻,就是老安的攝影。
太動人了。他成功地使觀看者忽略,以至不發(fā)覺他的照片如何動人,就像照片中的人沒發(fā)覺他。
遠自五六十年代,常有愛中國的歐洲人來到北方與江南,尋找溫馨樸素的人群(其中包括荷蘭紀(jì)錄片大師伊文思)。不用說,照相術(shù)啟動的西方影像政治,早就開始了,不論作為新聞價值、歷史文獻,還是攝影經(jīng)典,布列松與劉香成捕捉的中國時刻——1949 年、1977 年——最為雄辯。
老安的境界是這類精彩影像的反面。我一張張看著,想起他的意大利前輩德·西卡(《偷自行車的人》) 與奧爾米(《木屐樹》)。但老安講述的不是意大利故事,而是中國——奇怪,當(dāng)他舉起相機,好似并不身在“外國”,看“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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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有“文革”后頭一代西方留學(xué)生那樣,他游蕩著,著急巡看這龐大的國家。從 1981 到 1984 年,他四處漫游,然后,在某個下午,某個陌生的鄉(xiāng)鎮(zhèn),走丟了,撞見某個角落,幾個人,于是站住:不像是要拍照,老安所有畫面只是“遭遇”,“看見”,就像你我注意到什么時,腳步與目光,停了下來。
當(dāng)然,他精于構(gòu)圖,精心到難以覺察。那可是歐洲百年攝影的觀看基因——譬如,遠遠的堤壩露出幾面船帆,但他并不拍攝江面;在八角形窗格外,正好有張孩子臉補充了右下角;另一張照片的右角,四個燙發(fā)女子的背影正看一位在墻頂險步挪移的男子,左角,謝天謝地,有位正面男子挽救了構(gòu)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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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安攝取的景別,半數(shù)以上乏味到令人心痛。在一座酷似意大利經(jīng)典《天堂電影院》的鄉(xiāng)縣電影院,豎著八十年代準(zhǔn)許放映的外國片廣告,一頭豬,誠懇地走向空曠的影院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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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中練武的僧人,在兩棵樹間的土墩上張望遠處的農(nóng)夫,構(gòu)圖多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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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老安在他的夢游中隨時機警。有時他像走錯房間,一對母女正在里面吃飯,或者,在茂密枝葉間忽然發(fā)現(xiàn)兩位高居屋頂?shù)膽偃耍也拢?dāng)他摁下快門之際,心中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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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喜歡拍攝人群的聚集——就像中國天天發(fā)生的那樣,不知為什么聚集——各有各的完美布局。茶樓、牌房、啤酒屋,那些剛剛準(zhǔn)許打扮的年輕人幸福地坐著。是的,他總能抓住中國式幸福,連櫥窗里的塑膠模特也凝著八十年代的幸福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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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已離開中國。但他拍攝的場域、人群、穿著、神情,再熟識不過:我就是其中一位,帶著第三世界的無知,去到紐約,想念寧靜而破爛的祖國——現(xiàn)在那個中國再也沒有了,我明白為什么當(dāng)初老安要來中國的鄉(xiāng)鎮(zhèn)角落,踟躕發(fā)呆。
倘若我沒猜錯,老安在七十年代后的意大利與西歐,不再能看到他父祖輩生活中的大面積淳樸,看到他這批照片中的眼神。那位備受中國人指責(zé)的安東尼奧尼,恐怕是老安的前輩,而在二戰(zhàn)中來到中國的左翼則是安東尼奧尼的前輩。
我希望這是妄猜,我所迷惑的是:為什么動人的中國影像多數(shù)是西洋人拍攝的?而當(dāng)老安看著中國的百姓,他的目光為什么就像看著他的同村、同鄉(xiāng)、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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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目光深深打動我。我不記得哪位歐洲攝影家有過這樣無間隔的目光,布列松、劉香成、安東尼奧尼,似乎都做不到。同時,這目光困擾我:當(dāng)老安在中國游蕩時,顯然懷著一份意大利心事,那是部分歐洲知識分子的世紀(jì)心事。似乎要去別的國家,他們才能恍然追尋前現(xiàn)代記憶,作為替代物,那時的中國,大幅度展開了他們的前世。
八十年代的市民婚慶,盤桓郊野的戀人,午后閑坐的姑娘與小伙子,一條可能走不通的深巷,還有,和意大利窮鄉(xiāng)幾乎一模一樣的莊稼地——多么貼心的目光,滿抱同情,愛,甚至,溫暖的羨慕,老安好似巴望鄉(xiāng)親們允許他介入,帶他玩,將這位老外視為自己人。
布列松曾說:他到過的每個國家都讓他想要留下,過一輩子。我愿相信這真摯的一念。老安的目光有這個意思嗎?我在他的照片中處處讀到這一念。據(jù)說他在中國混了四十年。天哪。這是善良引發(fā)的病癥嗎?歐洲人才會有這種病,病到瘋狂的邊緣,一種被羅蘭·巴特在《明室》中稱為凝視照片才會發(fā)生的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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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話吧,十多年來,我也感染了這種病。和老安當(dāng)年尋來中國一樣,如今我每年要去歐洲——隨便哪個國家,最好是意大利——待一陣子。我的前半生圖景已交付老安的照片,說來荒謬:若要獲得八十年代的部分眼前幻覺,在我,只有一個去處——并非僅僅為了藝術(shù)——遠未被現(xiàn)代景觀淹沒的歐洲。
相信嗎,在費拉拉、奧洛納堡、圣吉米亞諾,我隨處遭遇老安在八十年代的中國所目擊的老街深巷,無所事事的人,尤其是,純良的眼神。老安會同意我的感觸嗎?但他一定同意,他用鏡頭饑餓吞咽的那個中國、那些中國人,如今再也看不到了。
這是家國之感與時代巨變的錯位,抑或我與老安的彼此錯位?倘若當(dāng)年他曾拍攝過我,我根本不明白他在干什么,更不明白自己。人需要被他人,被異域提醒,老安提前用攝影扣留了永逝的八十年代。1983 年、1986 年,偉大的貝托魯奇,偉大的帕瓦羅蒂,先后來到中國——那時,老安已是資深的游蕩者——我記得貝托魯奇說,最吸引他的是什么呢,是滿大街前消費時代的臉。
老安愛中國。我愛意大利。在異域游蕩著,揣著相似的心事,我們各有各的鄉(xiāng)愁。
與你分享關(guān)于老安的紀(jì)錄片
《意大利老安鏡頭下:80 年代的中國》
《稍息:1981—1984 年的中國》
《氣呼呼的小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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