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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客公社 吳昊鈺
“那時候其實就是敢想,但這是年輕人自然有的東西。沒有我,也有俞浩嘛。”近日,大疆汪滔罕見接受采訪,如是評價追覓科技創始人俞浩。
而這句話,無意間也成為人們真正了解俞浩的絕佳入口。
汪滔說俞浩“很珍貴”。一個敢于在所有人循規蹈矩時選擇另一條路的人,在汪滔看來,這是一種不可多得的品質。
國人大多習慣藏鋒守拙,把“敢”藏進“穩”里。但俞浩不一樣,他身上有種少年意氣的“敢”,是一種不可再生的稀缺品。
敢,是向內扎根的勇氣。也正是這份“敢”,讓追覓從10萬塊起步,走到了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舞臺中央。
當輿論熱衷于給俞浩貼標簽時,我們或許忽略了更本質的問題:這個從江蘇南通走出來的清華極客,憑什么敢想?憑什么敢試?又憑什么敢在所有人說不可能的時候說“我要做”?
答案,藏在他過去二十多年的選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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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想”:
清華極客從小與眾不同
俞浩的“敢”,是從小與生俱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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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出生于江蘇南通,俞浩從小迷戀飛機,練就了一個神奇的技能:他能根據天上飛過的一小點畫面和聲音,就能辨別出是哪個型號。
12歲那年,家里蓋新房,他自告奮勇設計線路,讓樓上樓下的開關能一起控制一盞燈。那時候俞浩還不懂什么叫雙控電路,但他隱約知道,家里的電線是一個網絡,正電負電無處不在。
這種“敢想敢干”的勁兒,后來被他自己總結成一個樸素的思維模型:反著來。
小時候,媽媽每年都會為種大豆還是種棉花煩惱,因為兩種經濟作物的收購價格一直波動。當時俞浩就說:“你煩啥,你看看人家種啥你就反著種,人家種大豆,你就種棉花;人家種棉花,你就種大豆。”
這就是他后來反復提及的“非共識決策”的雛形:當所有人都往一個方向擠的時候,反向走,反而可能找到出路。這種思維方式在少年時期是直覺,在創業時期則成了方法論。
2005年,俞浩因物理競賽獲獎被保送清華大學航空航天學院。2007年,他便成為中國最早的四旋翼無人機開發者;2009年,他更是獨立研發出全球首個三旋翼無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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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不滿足于一個人的技術狂歡,想建一個“夢工廠”——一個讓極客們可以通宵達旦、忘掉平庸的地方。于是,2009年秋天,俞浩與4名跨院系同學創立的極客社團“天空工場”誕生了。
沒有資金,靠老師個人資助;沒有場地,就窩在紫荊綜合服務樓C樓20平方米的406室;沒有資源,一群人在堆滿飛行器、激光切割機和零件的空間里通宵研發……俞浩曾回憶:“我當年真的是睡地板,夏天沒空調,一群人光著膀子干活。”但苦盡甘來,“天空工場”很快便拿到了波音公司為期10年的專項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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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后來 場地 越來越大 , 但那種 “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忘掉平庸、忘掉低效 ” 的 勁兒 一直沒變過 , 也 為多年后 他成立 追覓科技埋下了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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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0萬塊到10萬轉
他敢于挑戰最硬的骨頭
很多年后,俞浩說:“很多人在年輕時都充滿理想,但一個人到了三十多歲,會變得越來越現實。這個時候去重新追問自己——‘我真正想做什么?’變得更加重要。”
而一直以來,他從來都沒有停止追問。
2011年到2017年,俞浩經歷了長達6年的迷茫期。用他自己的話說,“真實的故事一點都不動人。最早什么能掙錢我們就干什么,甚至連充電寶都想做。”
幾個人湊出10萬元創業,他們面臨一個選擇:做什么?俞浩確立了兩個原則:一是,產品要能被千家萬戶使用;二是,產品要具備較高的技術壁壘。最終,他們選了一個最硬的骨頭:高速數字馬達。
那一年,國際巨頭戴森已經做到了10萬轉/分鐘,而國內市場上的大部分同類產品馬達轉速只有兩三萬轉。差距不是一星半點,而是代際鴻溝。
但俞浩的“敢”在這里體現得淋漓盡致:他不僅要追,還要超。
這個目標在當時看來近乎天方夜譚。幾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不僅要攻克氣動、電磁、驅動、電力電子等關鍵技術,還要搞定動平衡、減震、降噪、熱設計等實際量產的各種難點。
這條路,俞浩和追覓走了兩年。2017年夏天,創始團隊在測試時驚訝地發現:他們正在試驗中的高速數字馬達的效率,已經超過了當時行業第一名對外公布的數據。10萬轉,成了。
如今追覓已經將高速馬達的轉速推進至20萬轉/分鐘,全球累計申請專利超10000件。當年那個“敢想”的種子,已經長成了一片技術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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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名的“反向操作”和“N+1”:
敢于不走尋常路
還有一個故事是,追覓加入小米生態鏈后,是生態鏈投資的第100家公司。
當時在掃地機賽道,追覓排名第四。按行業慣例,第四名最習慣扮演價格破壞者角色:賣便宜點,搶點份額。但俞浩知道,那只會讓你永遠在第三、第四。
于是,俞浩做了一個所有人都覺得不理性的決定:不做價格破壞者,只做高端。“我們要反向操作。”并且,他還決定要同時做三件事:代工、自主品牌、海外市場。
這在硬件行業幾乎沒有先例。大多數代工廠要么安心做代工,要么慢慢轉型品牌,很少有人敢三條線同時推進。但俞浩的邏輯很簡單:我不知道哪條路一定能成,所以我全都試。
在很多公司,失敗是被極力掩蓋的。但在追覓,失敗被系統性地設計進流程里。
他說:“主動犯小錯,不犯大錯。”這種“非共識”思維,后來成了追覓的決策底色。當別人花幾個月反復推演、試圖找到“唯一正確”的答案時,俞浩選擇直接上市場、快速試、快速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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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浩還提出了一個后來被反復解讀的方法論——“N+1”。他觀察到,過去很多中國企業的模式是“N-1”:對標世界最先進的產品N,研究哪些功能可以砍掉、把成本降下來、賣便宜一點。
但他判斷,未來四十年最大的機會是“N+1”,在世界最先進產品的基礎上,做增量創新,做出那個被消費者感知和認可的“+1”。
這個“+1”敢加在哪里?割草機器人給出了一個漂亮的答案。
2023年,當時行業最大的難題是邊界識別問題。割草機經常割到不該割的地方,甚至會誤傷小動物。行業里有人嘗試用RTK等方案,但效果都不夠理想。追覓團隊做了一個大膽的預測:車用激光雷達的價格會迅速下降。于是俞浩第一個把車用多線激光雷達用到了割草機上。
這個決定在當時看起來有點“瘋”。要知道,激光雷達是割草機上最貴的零部件,同行們都在想方設法壓縮成本,追覓卻要把最貴的零件裝上去。更“瘋”的是定價:當其他中國廠商把產品殺到499美元時,追覓定出了1999美元的價格。
結果呢?賣爆了。截止到2025年2月,追覓智能割草機器人累計出貨量突破10萬臺。而整個項目效率產出比極高。
歸根結底,這是一個關于“敢”的故事。
俞浩敢想,敢試,敢在第四名的時候只做高端,敢在不確定的世界里用小成本試錯替代大投入押注,敢在被所有人拒絕的時候繼續做自己認為對的事。
“沒有追覓的時代,只有時代的追覓。”這是俞浩反復強調的一個觀點。
但在任何一個時代,敢于行動的人,都值得被記住。
而“敢”,也是俞浩和追覓最珍貴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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