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千凡 來源:日本華僑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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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宰治是誰,大概已無需贅言。他是日本“無賴派”文學的旗手,一生五度赴死,最終于1948年殉情身亡。他的《人間失格》、《斜陽》,至今仍是中日兩國無數年輕人心照不宣的精神暗號。然而今天,我不想談論太宰治本人,只想借著一本關于他的書——井伏鱒二的《追憶太宰治》,以及書中那位名叫“初代”的女子,走進那段被文學史略略帶過的塵封往事。
近日,居家重讀井伏鱒二的《追憶太宰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第一版)。隨手翻至第230頁,是一段關于太宰治的訪談記錄。井伏談到一位女性——“初代”,形容她“老實、正直,十分可愛,并不是那種強詞奪理的女人”。她操著一口濃重的津輕方言,親昵地喚太宰治為“老爺子”。彼時的井伏并不知道,這位看似樸素的女子,實則是出身于煙花巷的藝伎。
順著文字往下走,視線落在了千葉縣船橋町。那一段時期,太宰治與初代搬到了此地。旅日數年間,我曾多次前往船橋。記憶最深的是2026年3月3日,恰逢日本女兒節,細雨如織。我獨自搭乘電車抵達船橋站,一路尋至船橋市宮本一丁目,終于在街巷深處找到了太宰治在船橋的舊居遺址。
遺憾的是,物是人非,當年太宰治筆下那株令他心折的夾竹桃,早已無處可覓。我只能憑借1936年他在《盲草紙》中的記述,在腦海中復原當時的景象:“我是1935年7月1日搬到這里居住的。八月中旬,隔壁庭院的三株夾竹桃吸引了我,令我心動。我渴望得到它。我讓妻子到隔壁請求人家轉讓其中的任意一株。”
如今,舊居門前立著一塊紅色大理石碑,上書“太宰治舊居蹤”六字。我在碑前徘徊良久,心中清楚,這里并非紀念館,不過是太宰治曾經租住的民宅,如今已是當地普通居民的住處。我終究沒有上前叩門,只是在心里安慰自己:能站在這里,已經足夠。
太宰治寓居船橋之時,正因腹膜炎飽受折磨,每日依賴麻醉劑度日,生活極為困頓。他在自傳體文字中寫道:“整天躺在藤椅上,只有早晚做一點溫和的散步,醫生每個禮拜會從東京來出診一次。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兩個多月。”
然而,就在這段艱難歲月里,日本文壇巨擘川端康成卻在《文藝春秋》上撰文譏諷:“作者(太宰治)目前的生活烏煙瘴氣。”太宰治讀罷,激憤難平,直呼“老實說,我憤怒至極,幾個晚上都睡不著”。
在這樣的背景下,初代懇請井伏鱒二出面,勸太宰治入院治療,住進了武藏野醫院。也是透過這段記錄,我才意外得知,太宰治其實頗為講究衣著。老家的換季衣物寄來后,若手頭拮據,便不得不將其中一部分送進當鋪。而初代身為藝伎,衣飾本就不菲,自然也難逃同樣的命運。
太宰治曾在《如是我聞》中這樣回憶:“船橋時代雖然貧窮,卻是我和妻子兩人度過的最平靜的時光。那屋子會漏雨,但從走廊看到的綠色風景令人難忘。”
然而,命運的吊詭在于,太宰治與初代的情緣,恰恰斷送在船橋。初代的出軌發生在太宰住院期間。丑聞曝光后,兩人曾前往谷川溫泉一帶,試圖服用安眠藥殉情,終告失敗。離婚后,初代回到青森,在家里經營的魚店中謀生。
太宰治在《東京八景》中寫道:“我借住在船橋的田園地帶一間便宜的出租屋里。周圍是農田和雜木林,夜晚寂靜漆黑。遠離東京的那種孤寂,反而成了我能集中精力寫作的環境。”但他亦不得不承認:“船橋那個家,在我住院期間已經被廢棄了。”
盡管如此,在1946年寫就的回憶錄《十五年間》,太宰治仍坦率地表示,在他顛沛流離、輾轉于東京周邊的一生中,千葉縣船橋是他“最深深眷戀”的城市,是他短暫人生中“最愛意”的街道。
從最初抗拒閱讀太宰治,唯恐被其陰郁氣息吞沒,到如今愿意深入文本,探尋一個文人對“家”的執念與幻滅,我清楚地感受到自己閱讀積累的緩慢生長。
細雨中的船橋,舊居前的紅碑,夾竹桃不再,唯有文字長存。那株未曾見到的花,仿佛也成了我與太宰治之間某種隱秘的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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